饶育蕾

当我们违背了内置的行为准则时，其主观感受里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不愉快，这种负面效用就是“道德成本”。用“成本”来衡量道德行为的效用和不道德行为的代价，有利于把内置的无形标准转化为外在的有形界限

2008：商业道德缺失年

2008年是全球商业界极不平静的一年，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全球经济的衰退，大量被过去非理性繁荣所掩盖的问题都纷纷暴露出来了。从三聚氰胺事件导致的中国奶制品行业的信任危机到中国首富黄光裕涉嫌经济犯罪，从世界石油巨头的“绿色谎言”到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的巨额“庞氏骗局”，从百度“竞价排名”提供虚假和诈骗信息到商界传奇新星、被誉为青少年“精神导师”的21岁传奇美女总裁董思阳留学和创业经历涉嫌造假，不能不让我们疑惑人们制造神话的目的以及神话亮丽光环下的黑幕，看到商业暴利的具大诱惑是怎样让人们逾越基本的道德底线，不惜以危害他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为代价谋取私利。

这些神话和骗局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麦道夫使世界上大量机构和个人的财产化为乌有，黄光裕用资本运作手段掠取了广大社会公众股东的财富。世界石油巨头在“绿色”外衣掩盖下野蛮开采对环境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著名石油公司雪佛龙在厄瓜多尔倾倒了180亿加仑的污水，泄漏的原油达160亿加仑，污染了亚马逊雨林，给当年厄瓜多尔的繁盛岁月留下无穷的污染灾难。

三聚氰胺事件以后，温家宝总理指出“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诚信是社会契约的前提，是企业生存的根本，道德则是商业文明的基石。

商业道德缺失的“道德成本”知多少？

道德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始终是行为约束的最高境界，但道德伦理本身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正因为这种约束的无形性，道德标准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就会变得苍白无力了。用“成本”来衡量道德行为的效用和不道德行为的代价，有利于把内置的无形标准转化为外在的有形界限。

布坎南指出，当我们违背了内置的行为准则时，其主观感受里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不愉快，这种负面效用就是“道德成本”。基于这个界定，由于道德沦丧行为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外在负效用，即来自于自然界的惩罚、法律的制裁、他人的报复等，它是一项潜在的、或有的成本。道德成本可以归纳为：

信息伪装成本：为了规避法律道德的约束，决策者往往需要掩盖其行为的事实真相，或者需要制造一些掩人耳目的假象，这些行为都会带来一定的成本支付。当然，相对于可能获取的巨大暴利而言，信息伪装成本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惩罚成本：一旦违背准则的行为被暴露，自然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惩罚。其中，违法行为的法律制裁、经济赔偿等所带来的成本是明确的，但受损害的一方可能实施的报复行为则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

信誉成本：一旦造成负面的社会舆论及影响，随之而来的损失将是无可估量的。社会道德约束虽然相对含糊，但同样存在对人们行为的惩罚机制，道德感自然地使人们对不道德行为采取不合作，使其遭受更大的损失。交易双方的履约机制是基于交易主体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其前提是交易主体之间的重复博弈：如果企业存在永续经营的理念，那么博弈双方目前的交易是未来交易的一部分，双方就具有信守承诺的充分激励，从而采取合作的态度。这就是信誉成本对企业道德行为的无形约束。

违背内置的行为准则，看上去是由伦理道德的匮乏引起的，但也意味着企业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从博弈论角度看，企业经营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多方博弈过程，博弈各方从自身的角度寻找自己的最优策略，从而形成一个均衡状态。

艾克塞罗德的博弈试验

罗伯特·艾克塞罗德在《合作的进化》中的模拟竞赛实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竞赛要求每个参赛者写一个计算机程序，竞赛时与一个对手进行博弈，如果双方都采取合作策略，则双方各得3分，如果双方都不合作，则各得1分，如果一方合作而另一方不合作，则非合作方得5分而合作方得1分，什么时候结束游戏是未知的，个人可以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企图进行程序设计。

在参赛的各种不同的策略中，有随机策略程序、一直都采取合作的程序、一直都采取不合作的程序，等等。其中两个程序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不善良的”哈灵顿程序，它的对策是：首先合作，当发现对方合作时就突然不合作，如果对方立刻报复，它就恢复合作，如果对方仍然合作，它就继续背叛；另一个是“以牙还牙”程序，其策略是：第一局采取合作策略，以后每一步都跟随对方上一步的策略，你上一次合作，我这一次就合作，你上一次不合作，我这一次就不合作，其特点是：（1）善良的，即从不首先背叛；（2）可激怒的，即对于对方的背叛行为采取报复；（3）宽容的，当对方改为合作时，便也采取合作。

各个程序运转300次的博弈结果是，得分最高的是“以牙还牙”程序。艾克塞罗德还按照试错、遗传、学习等进化思路，对博弈过程进行了进化迭代模拟。结果表明，“以牙还牙”策略原来在群体中占1/63，经过1000代进化后，结构稳定下来时，它占了24%。另外，一些程序在进化中消失了，“不善良的”哈灵顿程序一开始表现出色，但当”以牙还牙”之外的其它程序开始消失时，它就开始衰退了。

实验揭示了一个哲理：一个策略的成功应该以对方的成功为基础。“以牙还牙”在两个人对策时，每次得分都没有超过对方，但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很牢固的，它的总分最高，是最终的胜利者。哈灵顿程序在自己得到高分时，对方必然得到低分。它的成功建立在别人失败的基础上，当失败者被淘汰之后，这个好占便宜的成功者也就被淘汰了。

所以，合作的必要条件是：第一，关系要持续，一次性或有限次的博弈中，对策者是没有合作动机的；第二，对对方的行为做出“互惠”的回应，即对待友好行为，人们通常会非常友善，且更加合作，而对待敌意行为，人们通常会更鄙视甚至是残忍无情。一个永远合作的对策者会受到别人欺负，而一个完全自私的族群也因无法建立稳定的合作秩序，最终会趋于灭亡。利他的存在使人与人之间更容易达成合作，如果合作剩余足够大，就能弥补利他者损失的进化优势。

西蒙的研究表明，当全世界由自私自利型和互惠型人组成时，人们相互影响，在不完全契约竞争市场中，互惠型人将决定全局结果，并能增强集体行动和加强社会准则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司合作、共赢但并不软弱的决策，即使并非能获得每次决策的最大值，却能使其获得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理性决策。而违背道德规范的非合作行为虽能获得短期的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则要付出道德成本的。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自觉培育企业的道德感及对市场规则的尊重，应当成为企业最基本的生存法则。不遵守游戏规则，或者依据自身的强势地位制定有利于自己而损害他人、甚至损害社会大众的游戏规则，从近期看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巨大的收益、得到快速的发展，但最终结果往往是带来更大的时间、精力和钱财的成本代价，巨大的道德成本可以彻底摧毁企业的经营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