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兰英

摘要：乌托邦精神与反乌托邦精神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中心冲突，它在深层体现着人类现实生活的矛盾和焦虑。近代以来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取向，由于对现实生活世界的遗忘和忽视，都没有实现乌托邦精神的批判重建。立足于中国人生存模式的深刻转换与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根基，树立与现代生活紧密联系的过程意识、家园意识和共生意识，能使乌托邦精神真正引领人们走向价值创造之路，成为内蕴于现实生活世界并提升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力量。

关键词：传统价值取向；乌托邦精神；生活世界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1-0005-04

一、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中心冲突

乌托邦精神与反乌托邦精神是当代人类文化领域的中心冲突。所谓“乌托邦精神”，是指人类对超越现存状况的价值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人类的理想，在自身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以“乌托邦”形态来表达的，尽管它从未实现过，也永远不大可能实现，但它在引导人们超越现实境况，追求未来发展的历程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正像人类不能永远安于现状一样，人类也不能始终生活在幻想之中。当人类成长起来并有了改变现实的强大力量之后，乌托邦式的理想便再也无法满足人的需要，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此时，人们开始转向求实的科学精神，批判宗教神秘主义，否定乌托邦空想主义，开创并发展了近现代人类历史。

近代以来，科学精神的发展是历史的重大进步，但由此又走向了贬抑乃至否定人的形而上学追求——乌托邦精神而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在今天的中国，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现代性的成长，竞争代替了互助。人们的社会生活也越来越走向世俗化、功利化，个人主义、消费文化开始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而精神生活却趋于贫乏，崇高的理想渐渐为人们所淡忘，填补这种信仰真空的是各种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和宗教文化。消费主义的盛行，拜金主义的狂热和虚无主义的浪潮成了对传统社会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报复和叛逆。

因此，乌托邦精神与反乌托邦精神的冲突，在深层体现着人类现实生活的矛盾和焦虑。马克思曾经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近代以来，现代化作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的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现代性成了人们最为神往的价值理想与价值目标。现代性理想使人们乐观地相信：凭借人的力量、科学技术与英雄主义的热情，人类将在历史上迎来第一次辉煌的日出，为自身建造一个真正的自由家园。然而，现代性的悖论却使人“连根拔起”，失去了完整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

二、乌托邦精神重建的传统取向及其误区

近代以来，在重建乌托邦精神的种种努力中，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取向，即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要求回到传统中去寻找重建乌托邦精神的思想资源，企盼即逝的传统价值信念通过某种方式的回归或转化，为今天乌托邦精神重建提供具有感召力的超越性价值体系。激进主义则主张全面彻底改造传统文化，在全新的地基上重构不同于以往的价值信念与文化样式，以促进中国文化向现代的变革。这两种价值取向都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都是要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真实的价值引导与价值目标。然而，它们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成为不结果实的花。

究其原因，对现实生活世界的遗忘是两种努力难以实现、最终落空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两种取向共同的误区。

就保守主义而言，它的失败，主要在于忽视了中国社会生活发展的具体流程，忽视了人们生活中现实文化传统的变迁，仅仅停留于观念文化或典籍文化的意识形态层面，企图以一种观念论的方式去重建乌托邦精神，结果最终落入空疏并难免走向失败。传统价值体系走向衰落并不是人为的产物，儒家价值系统在近代以来权威的丧失，深层原因在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变革和中国人生存方式的转变。因此，如果认为通过扫清反传统思潮的影响，恢复对传统儒学义理上的梳理和挖掘，就能使传统儒学价值系统再次崛起而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信念，那显然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任何观念体系只有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紧密联系，与人们具体的历史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得到合理的完整理解。立足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儒学深植于自发的小农式的生存方式，代表着农业文明的价值信念，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不是引导人们超越自然关系、血缘宗法关系，而是要维护这种关系，是对这种关系的回归与肯定。因此，保守主义从观念和典籍出发寻找超历史的永恒价值的做法，必然导致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因此，这种形式主义不仅不能为我们提供有启示的价值理想，而且可能成为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思想障碍。

就激进主义而言，与保守主义一样，只停留于观念层面，而不触及中国人现实生活世界这一深层根基，是它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作为激进主义最主要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提出了“民主”、“科学”的价值理想，但它只是停留于思想观念上的启蒙，而没有在中国人现实生活世界的跃迁与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结果，激进主义思潮仅仅影响了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依然如故，各种传统价值信念依旧主宰着人们的生活世界。因此，一种新的价值系统的重建，如果离开了现实生活世界与生存模式的转换，即使是最慷慨激昂的价值承诺也将落空。

可见，近代以来乌托邦精神重建中的两种取向，虽然在价值主张上大相径庭、势不两立，但在深层遵循着共同的思想模式，即它们都始终把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排除在其思想视野之外。这一共同的缺失，使得它们都不可能真正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乌托邦精神。

三、乌托邦精神重建的实质与根基

乌托邦精神的重建，在实质上意味着中国人生存模式的深刻转换与现实生活世界的提升和跃迁。即超越长期以来在农业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超越与自然经济相伴随的自在、封闭、依附性的生存模式，培养出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培养出与现代生活紧密联系的过程意识、共生意识、家园意识和充满主体性与创造性的现代生存模式。

列斐伏尔认为：要走出现代性，就必须寻找到“他者”的可替代性选择，选择超越当下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以此来冲淡人们对现代性价值的固执性迷恋。在此意义上，乌托邦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是不可或缺的，詹姆逊甚至认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以称

作乌托邦的欲望全面代替现代性的主题。”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并不需要、也不可能详细地描绘未来的完美社会，以及构建这种理想的具体措施和步骤，而是需要确定完美社会所应具有的一些理念。按照这些理念，我们来反思当下所处的社会状况，使人们对它做出批判性思考，找到自身的不足和缺点，并试图加以改正。这些理念主要包括：

1．过程意识：从价值与过程的统一中把握乌托邦精神

科学本身就是一个获得真理的过程，而不是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结果。当人们只关注行动的最终结果而漠视其具体的实现过程时，就容易在行动中陷入乌托邦式激情与实践的狂热。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像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它正像卡尔·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同时摒弃历史和乌托邦，历史发展的过程就绝不可能完全按照乌托邦模式来铸造。假如乌托邦业已实现，那么它也就失去其历史意义了。”

“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当人们从价值与过程的统一中把握乌托邦精神，试图重建一种健全、合理的乌托邦观念时，人们就会把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历史的总体进步作为一个社会前进的基本理念，而不再以技术理性或物质生活的幸福这个单一的现代性指标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衡量标准，会更多地关注道德、美学、环境和人伦等等对人类的意义，关涉到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2．家园意识：为受现代性挤压的现代人提供心灵的港湾

作为本然意义的乡土，是一种物质实存；作为应然意义的乡土，则主要指向一种诗性的形而上的存在。从哲学价值论的角度看，应然意义的乡土，是人类最初始情感与最深刻理性集合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审视、衡量、规范物化现实的价值尺度或人文理念，是人类赖以栖息的精神家园。

然而，随着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迅速展开，本然意义的乡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高度现代化的生活虽然方便、舒适，却无法填补人们精神上的空白，加上被污染的水和空气，各种疾病相伴而生，危害着人们的健康。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淡化了人们的情感，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人们需要“回归”理想。人们发现，由工业化浪潮所带来的专业化以及分工的发达，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增长第一”的传统发展观，虽然使一些国家的经济总量有所增加，但是，几乎不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公平，使社会目标的实现缺乏制度保证，形成了两极分化。受这种发展观的影响，不少发展中国家陷入了畸形发展的困境。

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博弈性质，造成了人的未来命运及其结局的未定性。正如奥德嘉·加塞特所说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人间诸事，会朝什么中心方向移动，因此，世间的生活已变成临时的了。”雅斯贝尔斯也说，“不可靠的人，替我们这个时代看相。”市场经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造就，使现代社会的人的未来成为不可预期的了，人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断超越、不断扩张、急剧变化、高速发展的极不稳定的风险社会之中，这一切诱发了人们对相对性的敏感和永恒性的不信任。此外，现代人的无奈还体现在：他们无法逃避不同时代维度的挤兑。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一时间顺序已经变成了空间关系，它们共生并存，一同压迫着现代人脆弱的神经，对现代人而言，追求心灵的宁静因其艰难而愈显宝贵。

3．共生意识：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架起思想的桥梁

共生性主要是指社会有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彼此支持、协调共生。温家宝总理于2003年12月10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重点强调了“和而不同”的价值，他说，“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相对于现代性分裂而言，共生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在实践中会受到现代性分裂的威胁，只有以乌托邦精神规范现代性成长，才能使之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实践上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弗里德里克·波拉克说：“一些比现实更好的未来社会的积极图景，其中的某些图景恰巧同智力上的洞察力和审美上的要求相结合，产生了同当时社会的和精神的种种需要的共鸣，在民众中唤起了极大的热情。于是，社会便被这些把人们引向另外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幻想的力量点燃了。这些幻想中所包含的种种诺言通过历史的过去和现在爆发出来了，同时又打开了通向被隐藏着的现在与未来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从很多可能的对未来的图景形成了文化运动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并通过其强弱的交替在文明的兴衰过程中起着压倒一切的作用。”

责任编辑：启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