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曙辉　赵庆杰

摘要：生态问题是指有助于理解自然被主宰的历史和现状的问题，女性主义问题是指有助于理解女性被压迫的历史和现状的问题。生态问题是一个女性主义问题。从历史上看，自然与女性相关联，被描述成女性的或者母性的；从观念上看，对自然的主宰和对妇女的压迫都根源于父权制文化。二元论思维是父权制的一个核心特征，它是造成对自然的主宰与对妇女的压迫的共同罪魁。这启示我们：要建设生态文明，就需要推翻父权制，不仅结束人对自然的主宰，而且结束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关键词：生态问题；女性主义问题；父权制；二元论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1-0026-05

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目标，具体包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等。要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需要澄清什么是生态问题、生态问题是一个孤立的还是一个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问题以及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等理论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在经济发展与生态可持续之间取得协调一致。下文首先分析了生态问题的概念，并试图以性别为透镜来揭示生态问题的观念根源。

一、概念澄清

生态问题是指有助于理解自然被主宰的历史和现状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自然概念的演变来理解生态何以成了一个问题。“自然”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语中的“nasci”，是“出生”的意思。《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列出“自然”的第一个定义是“一个事物的基本性质”或“本质”。但是，这个定义在逻辑上存在缺陷。如果问“自然本身的本质是什么”，答案仍然是“自然”，这就成了同义反复。亚里士多德把自然概念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个过程的内在发展趋势”，从而超越了这种同义反复。一个事物的“自然”就是它的“目的”，它不是事之所是，而是事之将是，是一种可能性。自然概念的第三个定义是“种类”、“类型”，第四个定义是“物质世界的整体”，这些是近代科学和启蒙视野中的自然概念。在这一视野中，自然是事物的集合体，是一种像商品一样可以被拆分，同时又能以新的形式加以组合的东西。随着15世纪至18世纪欧洲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这种机械自然观逐渐代替有机自然观取得主导地位。“自然”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一个被动的、惰性的概念，它仅仅是“事物的堆积”，自然的价值在于它对于人的利益的有用性。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谈到了机械自然观的局限性，有力地批驳了自然科学家们把一切都归咎为机械运动的“狂癖”。与此同时，人们严格区分外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具体表现为自然一文化、自然一历史、农村一城市和物质一精神的对立，将人类文化与物质存在割裂开来。出于对自然的机械论阐释的反驳，18世纪开始的浪漫主义将自然定义为“人的初始状态”和“自然景观”，“自然”被视为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对自然的浪漫主义解读成为生态思维发展的萌芽Ⅲ。但是，在现代社会，对自然的机械论解读一直都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性最重要的特征是人的主体地位的彰显，机械论自然观通过将自然视为现象的总体，是人可资利用的工具，从而达到了提升人的主体地位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机械自然观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自然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不具有内在价值使得自然被主宰成为必然，生态于是成了一个问题。

女性主义问题是指有助于理解女性被压迫的历史和现状的问题。什么问题是女性主义问题，这依赖于具体情境，特别是女性生活的历史和物质条件。例如，在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将妇女排除在大学教育之外，其中包括康德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哥尼斯堡大学。当时德国的大学并不是文化创新的重镇，但是它依旧是哲学和科学工作的所在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都是大学教授。大学教育只对少数普鲁士的贵族妇女开放，而不是对广大妇女开放，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医疗、教学和法律等职位也才逐渐对妇女开放。因为缺乏接受教育和接近文化权威的机会，当时女性的识字能力明显低于男性。康德的女性观正处于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中。在其早期美学著作《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中，康德认为，女性是美的性别，“女性的大学问的内容毋宁说是人，而在人里面则是男人。”在《实用人类学》一书中，康德断言，与男人相比，女人的潜能被局限在再生产的角色上。他写道：“当大自然把它最宝贵的信物，即种，托付给女人的身体，通过胎儿使人类繁殖下去并达到不朽时，它仿佛是由于顾虑到种的保存，于是就把一种恐惧，即对身体伤害的恐惧以及对类似危险的畏怯植入了女人的本性之中，这种软弱性给了女性合法地从男子那里要求保护的权利。”因为她们天然的恐惧和畏怯，康德认为女人不适合学术工作，“她们需要书籍就像需要表一样。她们带着表是为了让人看见她们有一块表，通常不管这表停了没有，或是走得准不准时。”康德没有对教育中存在的歧视做出批判，相反，却嘲笑那些为从事学术而做出卓绝努力的妇女。“一个像达西埃夫人那样满脑袋装着希腊文、或者像查泰勒侯爵夫人那样在力学领域参与基本争论的女性，简直就可以再长出一部胡须来了；因为一部胡须也许可以更清楚地表现出她们所追求的深邃的神态。”康德的女性观是启蒙时代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当时德国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历史状况，因此康德关于女性的看法是一个女性主义问题。

同样，当今的环境恶化和环境利用也是女性主义问题。例如，在印度，为了商业目的引进单一树种(例如桉树)所进行的森林开发和重新造林就是一个女性主义问题，因为本土森林和树种多样性的丧失大大影响了印度乡村妇女维持家庭生计的能力。本土森林提供了许多可以用作食物、燃料、饲料、家用器具和药物的树木，而单一树种的森林无法做到这一点。乡村妇女成为印度“赶超式”发展战略的牺牲品，更是西方发达国家殖民逻辑的受害者。在这里，女性主义问题与生态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1975年，鲁瑟在《新女性／新地球：性别歧视意识和人类解放》一书中指出，“女性必须看到，在一个基本的关系模式仍然是压迫的社会中，决不可能有她们的解放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她们必须将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的要求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重塑(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社会经济关系和潜在价值。”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女性主义问题。下面我们分别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来证明这一点。

二、自然与女性的历史关联

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然被描述为女性的或者母性的。在有机论的自然模式中，自然是一个仁慈的女性形象。地球是活的、有生命的，万物在地球中生长；地球为一切生长物提供营养，就像母亲对待子宫中的孩子那样；地球上的动物植物与地球紧密相连，就像子宫中的孩子通过脐带与母亲紧密相连。“地球母亲”的比喻形象地表达了人们把自然当作

养育者——母亲的认同和期盼。“地球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作为养育者母亲的形象，对人类行为具有一种文化强制作用。即使由于商业开采活动的需要，一个人也不愿意戕害自己的母亲，侵入她的体内挖掘黄金，将她的身体肢解得残缺不全。只需把地球看成是有生命、有感觉的，对它实行毁灭性的破坏活动就应该视为对人类道德行为规范的一种违反。”随着科学革命的推进，有机论的概念框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商业发展和技术变革的需要，而机械论概念框架正好满足了新的人类需求和社会需求。在机械论自然模式中，自然作为仁慈养育者的形象被代之以非理性的施虐者形象。自然是野性的、不可控制的，它常常诉诸风暴、干旱和大混乱，因此我们需要征服和统治自然。与难以驾驭的自然相联系的是女性的阴暗面。“虽然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式的情人体现真、善、美；贞女玛丽被崇拜为救世之母，但妇女也被看作更接近自然、在社会等级中从属于男人的阶级、有着强得多的性欲。16世纪宗教改革的激变和女巫审判加强了这种看法。和混沌的荒蛮自然一样，妇女需要驯服以便使之呆在她们的位置上。”欧洲对女巫的审判长达300年之久，女巫作为无序、狂暴自然的象征，引发暴雨和疾病，并破坏庄稼，因此，如同无序自然一样，我们也需要对无法无天的妇女加以控制。女巫审判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控制和保持妇女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而被压迫妇女之所以利用巫术，是为了控制和防卫现实等级社会中的压迫和不公正。“在魔鬼的集会上释放出来的热情和暴力，象征着女巫与世界的疏远，这个世界对她很少提供人的舒适和救世希望”。女性利用巫术来反抗等级秩序，而男性利用压制女巫来维持等级秩序，使女性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

女人之所以处于从属地位，是因为女性具有生育、养育和抚养孩子的生理功能，这使得她们更接近自然，而男人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女人等同于阴性、身体和地球，男人等同于阳性、心灵和人。理性一情感、心灵一身体、文化一自然、人类一自然、男人一女人等的二分汇聚在一起，这隐含着男人对女人和自然拥有天生的权力。在这种二元构架中，对妇女和自然的双重压迫看上去是正当的，是“自然的”。实际上，女性与自然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兼具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既有自然的一面，也有文化的一面。妇女的女性特征是社会化的产物，女性只是通过她们长期以来履行的社会角色而与自然更接近，女性与自然的历史关联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三、自然与女性的观念关联

无论自然与女性的正面关联，还是自然与女性的负面关联，都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如果说两者的正面关联依赖于女性文化，那么两者的负面关联则建基于父权制文化。生态问题的产生及激化与两者的负面关联直接相关，因此，我们在此主要关注负面关联的基础，即父权制文化。1970年，美国激进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其《性政治学》一书中首次使用“父权制”概念，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从此，父权制成为解释女性受压迫和不平等根源的主要概念。受生态学理论的启发，女性主义者认为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诊断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人类”只是男人，特别是白人男子，妇女(以及其他弱小民族)只是征服自然这一“伟大事业”的受害者。因此，导致当代的生态危机的确切根源应当是父权制，或者说是男性中心主义，而非宽泛的人类中心主义。

父权制的核心特征是其二元论观念框架。二元论不同于简单的二重性或二分法，它不只包含两个领域或两种不同种类事物的区分，而且把世界上的事物都分为两类分立的对子，把两类对子视为相互对立而不是互补，相互排斥而不是相互包容，并进一步设计出非此即彼的方式以至于对子中的一个隶属于另一个。在《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统治》一书中，普兰伍德指出，二元论是“一种在文化中被印记和自然化的分离和支配关系，其特征是等级之间的极端排斥、疏远和敌对，被建构为系统上更高的和较低的、上等的和下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换句话说，二元论是一种包含价值等级的二重性，其中一个被认为比另一个更有价值。例如，笛卡儿主张心灵高于身体。普兰伍德进一步分析了二元论的五个特征：背景化、高度分离、合并、工具主义和同质化。下面我们主要从二元论的特征来看父权制如何造成了对女性和对自然的双重压迫。

二元论的特征之一——背景化，依此主人对他者的依赖性被否认或减小。这是“源于统治关系所引发的不可化解的矛盾，主人试图既利用他者……同时又否认因利用他者而产生的依赖。”自然和女性作为他者是主人活动的背景。自然为主人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为了维持自己对自然绝对的控制权，他又否认这种依赖性，声称自己是绝对自足的。摩耶指出，未能认识到人关联和依赖自然的方式将导致自然的毁灭，原因有两点：“(1)既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自足的，自然的毁灭被视为很少影响人类；(2)既然在人一自然的二元论中，自然是较低的一方，那么自然的毁灭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异乎寻常。”通过淡化人对自然的依赖和把自然描述为低于人类，二元论使得非人自然的毁灭是可接受的。同样，为了维持男性中心的地位，主人需要将女性建构成边缘，但是，他无法否定自己的降生是母亲的功劳。为了摆脱依赖母亲带来的威胁，他通过对妻子的控制或者对其他女性的诋毁来树立他的主宰地位。

二元论的特征之二——高度分离，依此假定主人和他者之间存在绝对的不连续性，这是一种种类上的而不是程度上的差异。在二元论中，对子中具有特权的成员被定义为根本不同于另一成员。它否认对子中两个成员之间的共享特征，认为其对子组成了两个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的世界。人不同于自然中其他事物，在于他的超感官能力——自由，在于他能够独立于自然条件而自由地为自己设定目的，从而为人奴役非人自然提供正当证明。男性根本不同于女性，男性属于精神的领域，具有积极主动、主宰的特征，而女性属于身体的领域，具有消极被动、顺从的特征。女性所具有的正好是与男性相对应和补充的一些特征，她们与男性之间不存在共同之处。

二元论的特征之三——合并或关系性定义，依此他者只是以主人不拥有某些性质来定义，或者只是以能够被合并进主人的需要和欲求的性质来定义。波伏瓦写道：“只有男人能代表人，男人定义女人，不是在女人自己的意义上，而使她看她与他的关系；女人不被看成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女人在男人的意义上被定义和区别，而不是相反；女人作为偶然的、不重要的一方，与必然的和核心的部分相对立。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

二元论的特征之四——工具主义，依此他者被认为只是一个对象，是作为主人达成目的的资源或手段，而不是一个有自身目的的主体。这一点在启蒙大师康德关于自然与文化的论述中得到体现。首先，他

指出人是自然的最后目的。“这些动物连同上面各种自然界是对什么有利的呢?是为了人类的多种多样的利用……人就是这个地球上的创造的最后目的，因为他是地球上惟一能够给自己一个目的概念，并能从一大堆合乎目的地形成起来的东西中通过自己的理性造成一个目的系统的存在者。”其次，文化是自然的终极目的。地上的幸福是一切通过外在于人和内在于人的自然而可能的目的的总和，只能期待于自然条件，所以它不能成为终极目的。文化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对任意目的产生适应性的过程，这些目的是他自己建立的，而且他在规定目的时不依赖于自然，自然只是被用作手段，因此文化才是自然的终极目的。从“人是自然的最后目的”到“文化是自然的终极目的”，康德表达了他对人与自然和自然与文化处于二元对立状态的看法。人是目的，自然是手段，因此，我们没必要去考虑自然或者自然中其他非人动物和植物是否有它们自己的需要或目的，而只需要从我们人类自身的谋划和目标去分析它们，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自然的统治。

二元论的特征之五——同质化。“如果一种关系要适合统治的话，不仅仅需要两极化。统治阶级必须看上去是同质的。……在同质化中，低等群体内部的差异被漠视。”例如，康德对自然作为“现象物的总体”进行了区分，即惰性物体(比如山川河流)和有机存在者，似乎在人一自然的二分中他并没有将自然本身视为同质的。但是，我们知道，康德把人归人有机存在者之列，而人作为有机存在者，与其他有机存在者相区分的关键在于，人除了作为现象的一面，还有作为本体的一面。因此，他关于自然的区分最终是为了说明人对于自然的优越性，他对于隋性物体和人以外的有机体的内在差异是置之不顾的，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作为人的目的的手段。同样，要使男人对女人的统治看上去“自然”一些，就需要断言“女人都是相似的”，而与男人极为不同。对男人而言，女人之间的差异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强调女人内部的差异，就可能破坏男人自身的优越性，康德对从事学术工作的女性的轻蔑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为了强调自身作为男性学术权威的优越。

男人通过将自然和女性同质化并贬之为背景，否定自然和女性的内在价值，否定或者尽可能减少自然和女性的贡献，从而实现与自然和女性的高度分离，最终确立对于自然和女性的统治地位。就这样，父权制文化凭借二元论思维成功实现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主宰。

自然与女性存在历史关联，而这一关联是文化建构的产物，两者的负面关联根源于父权制文化；父权制文化的核心特征是二元论思维。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生态问题是一个有助于理解自然处于被主宰地位的问题，它是一个联系的而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通过性别这一分析范畴，我们看到生态问题的观念根源是二元论思维。因此，要建设生态文明，就需要推翻父权制，特别是摧毁支撑父权制文化的观念基础——二元论思维，不仅结束人对自然的主宰，而且结束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