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原

凡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或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和领袖风采所折服。今年82岁的前甘肃省科协主席贾承谊，1956年至1961年曾在中南海工作过，先后在国家专家局和国务院秘书处任过秘书等职。他亲身体会到周总理在解放后国家初创阶段是如何忘我工作的，以及总理生活的简朴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善待。至今谈起这些，老人的激动和感慨之情仍溢于言表。

工作起来像一架飞转的机器，永不停息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作为总理，周恩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周总理是一个快人快语、精干敏捷和非常讲求工作效率的人，精力充沛，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和抗疲劳能力，这使他的工作非常高效。贾承谊说：“我在中南海工作只有五年多时间，但周总理的忘我工作作风让我记忆犹新，百般感慨，给我的人生注入了无限的活力。我在他那里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以至影响到我的一生。”

当时国务院专家局的局长是由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兼任的，专家局的办公小院与周总理所在的西花厅只有一墙之隔，侧后有一个小门洞让两个小院相通，秘书们来往传送文件就从这个小门出入，因此贾承谊有机会见到总理。贾承谊说，用“日理万机”这个词来形容总理当时的工作状态是再恰当不过了。总理每天的会议、接见和听汇报的日程密密麻麻地排满了两张纸，这还没算上临时安排的一些国务活动，更不要说批阅大量文件了。因为白天要在外活动，批阅文件就只好放在夜间，总理为此常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甚至通宵。“周总理精力非常充沛，一般年轻人都陪不住。因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分班的，一班绝对是顶不下来的。”贾承谊说，“但周总理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会休息，他常利用开会或接见外宾前后的几分、十几分钟间隙时间闭目养神，或者一上车就闭眼，让脑子快速休眠入静，做到迅速充电。列宁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周总理会工作也会休息，非常了不起！”有一次，周总理接见一位外国记者，谈了一个通宵，临了记者非常感动和感慨地说：“真对不起，耽搁了您一夜时间，现在您该休息了。”总理却风趣地说：“已经休息过了，现在是开始新的一天工作的时候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总理正值壮年，身体好，工作走路动作都非常快，工作人员同他外出，有时还要连走带跑，才能跟得上总理矫健的步伐。贾承谊说：“周总理常说，我们要像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吐出来，贡献给国家。周总理确实是这样做的。”周总理的忙，秘书和司机的心里最清楚，因此他们都很崇拜和心疼总理。秘书尽量把接见、开会活动安排得紧凑一些，节约出时间给总理闭目休息。司机在接送总理的途中，也有意把车开慢一点或多绕两个弯，好让他在车里多有几分钟休息。

贾承谊记得，总理当时有八个秘书，贴身秘书还有好几个，每天轮流值班陪总理工作。总理的一天是从卫生间开始的，他一起床，秘书们就拿着待批阅的文件追进卫生间，总理一边洗漱，一边听秘书说事。有一篇名为《全天候周恩来》的文章，说周恩来是党内工作最忙最辛苦的人，这一点也不假。除了白天开会、接见外宾外，总理常常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看电话记录、待批阅的文件和自己的日程安排，所以身边工作人员称他的卫生间是“第二办公室”。总理的卧室则被称为“第三办公室”，每天睡觉前他总是抱着一大摞文件在床上批阅，邓颖超为此特意请人做了一个斜面小桌，放在床上供总理使用。

周总理诸事亲自动手的工作作风给贾承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示汇报工作的报告，都是总理亲自动手。许多下发的重要文件、命令、电报等，也亲自起草。总理的讲话和报告大都自己起草，只跟工作人员要来原始材料，即使来不及写，也要先口授要点，再让秘书整理成文。周总理非常重视统计数字和各种具体材料，常常亲自演算或核对。因此，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手稿和笔记。贾承谊回忆说，总理召集开会有个习惯，总是会先说一些轻松的话题，像拉家常一样，尽量让大家消除拘束感，有时还在发言中穿插谈到在座者家乡的风土人情什么的，让大家感到非常亲切舒服，从而更加畅所欲言。

在中南海工作后期，正遇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贾承谊亲眼看到周总理为处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是如何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1960年秋，全国各地缺粮问题严重，人们吃不饱肚子，加上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及逼债，国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他亲自带人到农村搞调查，以掌握真实情况，纠正政策错误。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总理就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0多次。他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阅示笔迹有900多处，可想而知当时他心里承受的压力和付出的心血有多大。在那些日子里，总理和粮食部门的领导谈工作几乎都安排在晚上，经常熬夜到凌晨三四点。

生活简朴，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贾承谊回忆道，总理办公和住宿都在西花厅。这是一个皇家小旧院，院砖坑坑洼洼，墙壁斑斑驳驳，几棵樱桃树也已经很老了。有人提出，把小院里的房子和地面整修一下。总理说：“不，这样就很好，最能代表我们国家艰苦奋斗的作风”，又说“外宾要参观，可以种几棵苹果树，让它果实累累，象征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兴旺发达。地砖不要动，那些老青砖是文物宝贝，要保护。”总理的办公室极其简陋，只有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两把小转椅和一盏台灯。

当时国务院机关房子少，办公拥挤，有人建议修建一座国务大楼，总理没有同意。他说：“我们要勤俭建国，不能带这个头。”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夕，有人提出把国务院的院落整修一下，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国庆，同样遭到了总理的拒绝。他说：“办公室旧一点破一点不要紧，艰苦奋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这样最能代表我们国家。”他还不止一次地否决装修会议厅的建议，坚决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1960年的一天，青海省给中央机关食堂送来一些湟鱼，总理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有关同志，并要求他们立即送到北京饭店去招待外宾。他还明确交待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招待科的负责人，有关宴会要精打细算，尽量少花钱。国务院内部招待科小食堂是开国务会议时用的，剩下的东西不能给机关大食堂，而一律交给北京饭店。为了节约开支，中央机关当时在京郊南口办了一个小农场，自己搞农副生产，与全国人民共甘苦。

贾承谊说，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家里不开伙，亲人、秘书和警卫们全在机关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当时，机关大食堂伙食很简单，每人每月二十来斤口粮，后来又减少了几斤。肉就更不用说了，每月吃一两次，只是菜里放一点。后来，总理带头不吃猪肉和鸡蛋，也不吃米饭了，与全国人民同甘苦。总理平时吃饭，主食是窝窝头和馒头，有时要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一次，炊事员对他说：“总理，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没白的，又吃不多，就不要再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他吃剩的饭菜不让倒掉，要留到下一顿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

国务院开国务会议，会议按时结束就各自散去，如果过了中午还没结束，就在小食堂吃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各自交钱交饭票，谁也不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的菜汁擦得干干净净，最后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不小心掉了一粒饭在桌上，他会马上用手捡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他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我们不能浪费一粒米。”有一次，总理和值勤战士一块吃面条，警卫不小心把一根面条掉在桌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总理已抢先把这根掉在桌子上的面条捡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嘴里，并诙谐地说“粒粒皆辛苦嘛！”这件事在警卫战士中传开，大家深受感动。

贾承谊还听一位警卫说，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出来散步，警卫忙给他们开路灯，却被总理给关了。他对警卫说：“散步不需要电灯照明，要节约用电。你告诉大家，今后我们出来散步，不要再开路灯了。”

谈到总理的穿戴，贾承谊说：“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外事接见活动很多，穿着很整洁讲究，但非常朴素、简单。他告诉秘书，‘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总理做衣服，不论平时穿的还是外交礼服，从不要进口面料，而坚持要国产的，定制皮鞋，用的也是国产皮料。

上班间隙休息或吃饭后，贾承谊这些机关的年轻人经常能碰到总理和邓颖超出来散步。每当这时，总理总是先打招呼，问大伙吃饭了没有，有时还停下来跟他们说几句话。有一个休息日，贾承谊和几个年轻的同事在中南海划船，又碰到总理和邓颖超到湖边散步，总理主动凑近湖岸和他们几个说话。他穿着平时喜欢的灰色夏装，平底布鞋。邓颖超也穿得很朴素，都是普通的布料衣服。贾承谊说，总理戴表都坚持要戴国产的，他自己买的首批“上海牌”手表，戴了一生，直至逝世。

把知识分子当作朋友看待和尊重

周总理一生爱才，尊重知识分子，特别是在解放初起用知识分子、召唤国外留学人员回国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佳话。

解放初期，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需要大批内行的专家献计献力，因此中央很快召开了一个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总理亲自主持并在会上作报告，强调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会后成立了中国专家局，总理经常督促和过问专家局的工作，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工作岗位和专长使用等方面，为知识分子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总理还经常给知识分子写信，交流思想，探讨学问和询问他们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在信中，他总是敬称对方为某某“兄”或某某“老”，落款署名“弟：恩来”、“恩来敬上”等，极少直呼对方的姓名，这反映出他谦逊慈和的深厚道德修养。

周总理虚怀若谷、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儒家风范，拉近了他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知识分子在他面前敢讲真话、直抒己见。

建国初期，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误传顾颉刚要求每月薪金500万元（旧币），总理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这事即使是真，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周恩来就是这样从不把知识分子往坏处想，他了解知识分子，信任知识分子，并能知人善用。

对于知识分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一旦得知，便迅速给予纠正。1959年，周总理到离杭州不远的一座大型水电站工地视察，了解到一技术人员因抵制党委书记的瞎指挥而受到处分时，他当即批评了这名党委书记，又亲切地拍了拍那个技术人员的肩膀说：“同志，你做得对，做得好！谢谢你！”处分当即被取消。

解放后周总理还通过各种渠道，召唤在国外有杰出成就的华人专家和知识分子回国效力。譬如对“三钱”、李四光等一批在国际上卓有成就和名望而且我国迫切需要的学者，他总是不惜代价做工作，诚邀他们回国。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原在美国研究的是火箭和导弹技术，研究成就受到全球科学界的称誉，他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于1946年回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也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于解放前夕的1948年回到中国大陆。周总理对钱伟长、钱三强两位科学家的回归祖国非常重视，多次接见他们，并指示有关部门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成为中国航空导弹和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钱学森是世界一流的火箭科学家，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导弹核武器的研发工作。他应祖国的召唤回国却受到美国的阻拦，总理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亲自领导。经过十多次的谈判，美方最后做出让步允许其回国，同时带回来二十多个中国留学生。钱学森作为世界级的顶尖科学家，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回来后，总理多次接见他，并请他起草了我国最早的一份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意见书。

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原是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出席伦敦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以后旅居国外。建国后，总理殷切期盼他回国主持新中国的地质研发工作，并通过多个渠道给李四光带话，请他回国。李四光感于周恩来总理的真诚，终于回到祖国，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主持地质部工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像这样经过多方努力，被周总理劝请回国的科学家还有一大批。他们受祖国和周总理的感召回国，在各个科学研究领域和经济界、法学界、文化界创立学说，开拓局面，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起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虽然在中南海只工作了短短的五年，但贾承谊说，那几年是国家初创期、多事期和最困难的时期，他有幸近距离地见闻和感受到周总理的忙、简朴和慈和。总理的人格风范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懂得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高尚的人，一个人怎样活着才最有价值。他说：“那5年，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忘怀、最有价值的5年。”○

题图 贾承谊珍藏52年的周总理的照片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