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颂辉　刘　丹

2008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50年来“汉语拼音方案”走过了一条艰辛的道路，从试点教学到逐步推广，从国内到国外，1983年，在汉语拼音化的基础之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通过了《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国际标准（ISO7098），这标志着汉语拼音取得了“国际标准”的地位。目前，大部分海外华人地区都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它在帮助人们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上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目前广为海内外汉族群众和汉语学习者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其最早的创制者并不是语言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而是一些和语言学毫无关系的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瞿秋白、吴玉章等。

瞿秋白、吴玉章和拉丁化新文字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人在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时候，碍于汉字的难认、难记，认为正是汉字的难学，才造成了中国老百姓文化水平低下，国力不强，于是纷纷提出改革汉字的要求，希望能够借此节省国人学习文字的时间，好从事实学的学习，以求国家富强。1892年，福建同安人卢戆章完成了《一目了然初阶》，这是中国人编著的第一本拼音著作，其中的“天下第一快切音新字”是中国人制订的第一套拼音文字方案，此后，各种拼音方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这些拼音方案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们的形式多数都是减省和草化汉字笔画而成，虽然较之学习汉字所费的时间要少得多，但难学、难记、不合习惯的缺点依然存在。

直到1928年，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大学院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宣布“国语罗马字”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可是，这套拼音系统也有不小的毛病，它的拼写规则太过繁琐，以至于连知识分子都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掌握，更不要说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了，再加上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推行国语罗马字并不热心，尽管知识界在宣传、推广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进展不大，始终没有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在社会上，它没有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在教育部门，就连小学也进不去。1934年以后，国语罗马字的推行就走向了低潮。此时应运而生的，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拉丁化新文字是一个在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拼音文字方案，它是由当时在苏联工作和学习的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中国学者与龙果夫、郭质生等苏联汉学家合作研究制订的。对于这段历史，吴玉章1940年回忆说：“中国新文字的创造，虽然钱玄同、赵元任等有些功绩，而实际上是开始于1928年。因为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员到莫斯科的很多，因此1928年就开始了根本性改造中国文字的工作。我也曾参加这个工作，经过一年的研究，作了几次草案，结果由瞿秋白通知作成一本小册子，叫做《中国拉丁化字母》，规定字母和几条简单的规则。”

1929年2月，瞿秋白在大家的协助下拟订了第一个中文拉丁化方案，并在10月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引起了苏联语言学界的极大关注，希望中国的同志能够继续改进这个方案，以便对在苏工作的中国工人进行扫盲。可是，1930年7月，瞿秋白因为工作上的变动，携妻子回国，这项工作的重担就落在了吴玉章等人身上。

吴玉章后来深情地回忆：“我在伯力工作一学期后，1931年1月回到海参崴党校同林老（指林伯渠）一起工作，这一年六月，刘斌同志到海参崴和我谈拉丁化新文字问题，因为苏联正在进行扫除文盲的工作，想用新文字来扫除中国工人的文盲，海参崴党部要我做一次新文字报告，报告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兴奋和注意。……我曾写了一本《新文字的新文法》，和一本《中国旧文字的起源和新文字的创造》。当时海参崴新成立一个苏联科学院分院，推举我为该分院中国部的主任。”

正是在瞿秋白拟定的方案基础上，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一起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拟定了“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5月，这个方案经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批准，并于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在苏联，拉丁化新文字自1931年在海参崴会议上被通过后，有关部门就成立了“远东地区新字母委员会”，负责其推行工作。大会以后，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就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工人中传习开来，后来，又在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队中传习。次年10月，中国文字拉丁化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拉丁化新文字的出版和教学问题，并成立一个由11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对方案和写法进行了若干修正，这一系列改革，吴玉章都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此前后，“远东地区新字母委员会”举办了许多新文字的学习班、补习班和短期学校，编辑出版了课本、教材、读物和工具书，据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33年统计，三年中出版的课本、读物、文法、词典共10万多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在苏联的远东地区的有力推广，为后来党在陕甘宁边区推广这一方案积累了经验。

拉丁化新字母在边区的推广

拉丁化新字母之所以能够推广开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一方面得益于当时苏联政府的支持；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易学、易记，系统也比较简洁、科学。正因为如此，它引起了国内文化界的注意，从1934年开始，上海文化界人士鲁迅、陈望道、胡愈之以及叶籁士都积极宣传和推广拉丁化新文字。此后，北平、广州、香港、武汉等大城市也先后开始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直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这期间，不但拉丁化新文字得到很大推广，而且各地群众还根据本地方言制订了方言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在敌后，中国共产领导下的边区，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广也如火如荼。毛泽东对于新文字运动是积极支持的，并给予了极大的赞赏。他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同年2月，陕甘宁边区成立“新文字运动委员会”，吴玉章被推选为主任。1941年1月，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1940年，在延安出版的 《SinWenzi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朱德也题了词：“大家把实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国去”，吴玉章亲自撰写发刊词表示。陕甘宁边区的其他领导人如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都是拉丁化新文字的积极倡导者。据统计，此期间间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拉丁化新文字图书有16种，报纸1种，并举办了多所冬学新文字班，而这些工作的具体领导人正是吴玉章。

正是因为党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边区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才得以胜利开展。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展开，一方面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既能够提高干部群众识字、学文化的兴趣，又有利于培养全党的学习风气，在党的生活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它也为建国后的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从拉丁化新文字到汉语拼音

拉丁化新文字系统，虽然是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在逐步实践中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它并不是没有缺陷，因为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而拉丁化新文字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它的“不标调”，如sinwenz（新文字），shxou（时候），shulian（熟练）。也可以理解成“寻蚊子”、“事后”、“熟脸”，这反而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另一方面，这套方案的创制者之一——老革命家吴玉章也在思考新文字问题，1949年8月他给毛泽东写信就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信中，吴玉章向主席汇报了近两年来各界对新文字问题的意见，希望中央尽快推行文字改革工作。吴老的来信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1951年初，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同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筹备会在北京成立。次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这个机构后来承担了组织汉字改革和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任务。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并指示：“拼音方案可以采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标出四声。”1955年2月，文改会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

正是在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吴玉章的直接领导之下，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长时间的研究，1956年初，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即《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草案。同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作了关于文字改革的发言。然后毛泽东主席发表专门讲话，对吴玉章领导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表示支持，他指出：“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此后的时间里，吴玉章领导下的文改会一方面组织大家讨论汉语拼音方案的优缺点，另一方面，文改会的专家们也在不断地改进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终于在1957年10月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并获得了政协全国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同意。1958年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决定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并在实践过程中继续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自此，在新中国半个世纪语文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的汉语拼音方案诞生了。

从早期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制订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到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始终贯彻其中的一条主线是，语言文字要适应群众的需求，语言文字的改革要充分考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用，经过实践检验，汉语拼音方案是科学可用的，它将在今后的岁月里为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