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英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又一个农历猪年的腊月快到了。

去年腊月二十八，我们一家驱车回老家去过年。天麻麻亮就启程，按正常速度，赶中午回家吃饭是毫无疑问的。谁料，沿途去城里赶集的人川流不息，汽车、拖拉机、摩托车一辆接一辆，使本来就不太宽敞的路面拥挤不堪。下午两点多钟，好不容易才来到县城外的白水河桥头，却又被桥头摆摊的人群挡住了去路。眼看到家了，车就是开不动，只能跟随着攒动的人头一点一点地挪动，真急死人哪！怀着急切的心情我打开车窗玻璃,不断地向外张望，只见满街赶集的乡亲们带着喜悦的心情在割猪肉、买鸡鸭、打豆腐、选蔬菜、称水果……其情景比都市里的大超市购物要热闹繁忙许多。看着看着，我的目光落在了大桥左边耸立的一座高楼上，那高楼不正坐落在当年县生猪收购站的院里吗？我的心一阵震颤，突然想起了发生在那收购站里关于一头猪引起的悲怆凄惨的故事。

那也是一个农历猪年（癸亥年）的腊月，距今整整三十六年了，在离县城二十多里的苏合公社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四口之家，户主叫刘保平。家里原本就一贫如洗，谁料想妻子又生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他向亲戚邻居借了几十块钱。在当时靠工分吃饭的生产队里，所有能挣钱的门路全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惟有养猪，有幸豁免。一家人为了还账，便养了一头猪，心想在年前能将猪卖掉一来还账，二来还可以添置点年货。

刘保平一家连人都吃不饱饭，猪饲料更是缺乏，全凭十岁的儿子猪蛋挖些野菜野草喂养，所以直喂到年跟前，猪长是长了，但只长了个空架子，骨瘦如柴，膘情极差，根本不能出栏。但为了尽快还账，他顾不得许多了，只得提前将猪卖掉。

那时，猪的购销是由县食品公司独家专营的。食品公司将猪按大小肥瘦分为三个等级，确定为三个价格，只在逢“三、六、九”集日收购。这天刘保平起了个大早，他揪住猪尾巴，妻子和儿子揪猪的耳朵，三人死拉活拽终于把猪拖在架子车上，用麻绳捆绑住了。刘保平拉上架子车前面走，儿子拿了一根木棍，小跑着跟在后面追。父子二人走了二十多里路，才到收购站排队。他们直等到站得两腿酸痛麻木，才挨到跟前。收购站的人打开过秤的木栏框，让刘保平把猪圈在框中过秤。但绳子刚一松，这头猪就像脱缰的野马，挣开绳子，飞也似地跑出了栏框。收购站的人便轻蔑地说：“你喂的猪脊梁比刀快，跑得比马快,连三等都不够，还卖什么！”并将手一挥，朝后面排队的人大喊了一声，“下一个！”排在刘保平后面的人急忙把猪圈进了栏框。看着人家以二等价交售了, 脸上露出了喜悦的微笑,刘保平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他疲惫不堪地和儿子又把猪绑在架子车上，无精打采地转回家去。

过了几天，他又去收购站撞运气，猪还是没有卖掉。又去了一次……每次都是收购站嫌猪太瘦而卖不掉。眼看快过年了，一家人非常着急，如果再卖不掉就无法在年前还账了。债务缠身的他，不得不听从邻居劝告，咬了咬牙，又借了亲戚家五十斤玉米，给猪加了精料。这样喂了半个多月，猪也算争气，长了点膘。再加上年前因往外地调运，收购站便派人进村到户，动员去缴售猪。腊月初九这天，天还没有亮，刘保平和儿子又一次将猪绑在架子车上，拉进了县城。这次收购站总算以等外价把猪收购了，给他付了三十三块钱。

刘保平颤抖着手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脸上挂满激动的泪花。他仔细算了算，还过账，还能剩几块钱可以买点年货，便高兴地对儿子说：“猪蛋，咱爷俩进城去！给你买顶新帽子，过个好年！”儿子用冻破的小手，摸了摸冻肿的耳朵，高兴地跳了起来。

但这宝贝钱装在什么地方保险呢？刘保平动起了心思。他先装进了自己的棉袄口袋里，用手压了压，看着露在外面不严实，掏出来又放在帽子里，带在头上又感到硬邦邦的不牢靠。思来想去，便装进了儿子贴身的肚兜子里，他觉得这是最保险的藏宝之地。他们出了收购站，进城要过白水河，河上只有一根独木桥，桥边站着很多人，他便拉着架子车踩着河里的石头，一扭一歪地在河里走了过去。儿子在河边站了好一阵却挤不上桥。这时过来了一个“好心”汉子，将儿子夹在胳膊肘下，携带着过了桥。

父子俩过桥后，看到路边有个卖凉粉的摊子。猪蛋瞅着凉粉说：“肚子饿了！”刘保平也一想，天不亮就起来赶路，已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没吃、没喝呢，真该填填肚子了，就让摊主给儿子打了一碗凉粉，自己还是舍不得吃。猪蛋也真懂事，端起凉粉碗，硬让父亲先吃了一口，然后便狼吞虎咽地一扫而光，还将碗舔了又舔。猪蛋舔完了碗，又吧嗒吧嗒舔着嘴唇，回味着凉粉的香味。吃完，刘保平蹲下身子从儿子肚兜里掏钱付账，可他把手一伸进去，顿时像五雷轰顶：钱咋没有了？刘保平全身一凉，倒吸了一口气，左捏右揣，猪蛋肚兜子里确实是空空的。他又把肚兜子翻过来看，还是啥都没有。他的头都要炸了，又急又气，浑身直打哆嗦，全家的希望都在这些钱上呀！这时，他毫不思索地挥起了常年抡锄头、镢头、榔头的大手，重重的一巴掌落在了儿子头上。猪蛋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啪地一声一头跌倒在地。当刘保平还要抬起脚再踢儿子时，被周围的人一把推开，指责他说：“你这个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打娃娃，不怕给打死了？”刘保平这个四十岁的壮汉，哇地一声，蹲在地上，头抵膝盖，两臂弯曲，两手捏拳，像打鼓一样不停地敲打自己的脑袋，泣不成声地哭诉：“我喂的这头猪，入冬以来缴了几次都没验收上，今天好不容易才算收下了……欠下亲戚邻居的钱能还账了，人家都等着办年货过年呢……这猪钱我装上怕丢了，就把钱卷得紧紧的装在他的肚兜子里，想着贴到他的肚子上是最保险的……我还思量着，还过账，剩下几块钱，给他买顶棉帽子，给女儿扯点花布缝件衣服。老婆子有病又喂养了一趟猪，辛苦了一年没尝到猪腥味，再加上身体虚弱，想着称上两斤猪肉给她补补身子；再买副红对子，也算是过年了。谁知才过了一条河，他就把钱全部给丢了！口袋里连一角钱都没剩下！我连这碗凉粉的钱都没啥给了……”

围观的人听着刘保平的诉说，有同情的，有惋惜的，也有跟着掉眼泪的。大家都在猜测：有的说儿子被人夹在胳膊肘下过河时，钱从口袋里窜了出来，让别人捡走了。也有人说，可能是掉在河里，被水冲走了。还有人说，不定是他爸给娃装钱时，被人盯上了，拿不准那个抱娃过河的人偷走了兜里的钱！并追问：“你认下那个人的模样了没有？”刘保平茫然地摇晃着脑袋。这时，又有人说：“你问一下娃娃，看记下抱他过河的人了没有。”他这才弯下腰，伸出一只手去拉儿子。只见儿子软软地瘫在地上，没有一点反应。他连忙又伸出另一只手，双手抱起儿子，猪蛋憨态可掬，嘴唇上还有舌头尖舔辣椒碗时留下的印子。

他用力摇着、喊着：“猪蛋子、猪蛋子，你醒醒，你醒醒啊！……”刘保平喊得声嘶力竭，惊动了赶集的人，周围的人都围了上来。一看孩子没气了，有的让掐人中，有的让口对口地呼吸，买凉粉的大嫂端来了滚烫的开水想往猪蛋嘴里喂……但这些都无济于事。这时过来了一位懂医的老先生，上前摸了摸孩子的脉搏，翻开了孩子微闭的眼皮，低声说：“娃走了！是那一巴掌打在了娃致命的地方——太阳穴了！”

猪蛋子，一个本应背着书包上学的孩童，却品尝着人间的酸甜苦辣，怀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就这样结束了他刚满十岁的人生。

刘保平心力交瘁地哭喊着儿子的名字，叫一阵天、哭一阵地，伸出打死儿子的那只手，用泪水模糊了的眼睛，疑惑地瞅了又瞅，指头是那么粗，手掌是那么大，是那么的陌生，好像不是自己的手。他气愤地双脚蹬地，使出全身力气，想将这只罪恶的粗手扔掉……他又挥起这只罪恶的手，用力打在自己的太阳穴上。他不知是责怪自己的“失手”？还是责怪自己的头脑“失控”？他两眼恐怖地张望着，嘴角拽动着、痛苦地痉挛着。他两手紧紧地抱着儿子，抱得是那样紧，似乎谁也休想把他们父子分开。站在旁边的人，有的人抱怨他不把钱自己拿上，反倒给这么大点的娃娃装在身上。有的气愤地责斥他太粗鲁。也有些人同情他的遭遇。买凉粉的大嫂又端来了滚烫的开水，带着同情的语气说：“喝口水吧，这都是天意，想开一点，你是家里的顶梁柱，身后一家人还要靠你养活呢！”刘保平抬起头，木讷地看了卖凉粉的大嫂一眼，含着泪水说：“这一角钱只有欠你的了，等我下辈子再给你还。”“不要了、不要了，看你说的啥话！”大嫂连忙欠着身子说。

刘保平抱起儿子，缓缓地放在了拉猪的架子车上。在严寒的风雪中，他脱掉自己的棉衣，盖在了儿子的身上。而他身上仅穿着一件破旧的单衣。随着缓慢飘落的雪花，他的哭泣声也渐渐平缓了。在寒风中，他打了个寒战，嘴部痛苦地又拽了两下，突然脸上浮现出一丝阴冷的笑容，他疯狂地捶了一阵胸膛，踉踉跄跄地拉着架子车走上了回家的路……

刘保平机械地拉着架子车，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他觉得二十多里路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长呀！终于走到村口，他朦朦胧胧地看见妻子站在那里，想必她早已翘首以待。当她看到自己男人穿着破烂单衣、魂不附体地拉着架子车东摇西晃走来时，三步并作两步赶过去问：“你咋了？你的棉袄呢?”虽然看到丈夫失魂落魄的样子, 她顾不得去管，她关心的还是猪卖了多少钱，只是问，“咱家的猪缴了吗？卖了多少钱？”但刘保平低着头，一声不吭。妻子急而生怒，骂道：“你哑了吗？娃咋去了？”刘保平这才有气无力地把架子车推给妻子。妻子一把揭起棉袄，看见儿子直挺挺地躺着，叫了一声“猪蛋”不应，摸了一把，硬邦邦的不动。她顿时感到一阵天转地动,犹如遭受晴天霹雳袭击, 身不由己地向无底的深渊坠落下去。她仿佛在渺无人烟的荒野，看见儿子提着篮子在挖猪草。她朝儿子跑去，叫他回去吃饭。但明明儿子近在咫尺，却怎么也抓不住他的小手……终于在她“你回来，你回来”的低微呼喊声中，她慢慢地回过神来。她呼天抢地，失声痛哭：“我的娃，你咋了啊？你还没有活人，咋就走到我的前头了！”“你那么懂事，小小年纪就替大人干活，你的手冻得裂了口子，耳朵冻得起了疮疤，也没吃上一顿好饭、穿上一件好衣服啊！”

邻居们听到哭喊声，都跑出来看究竟，只见猪蛋灰黄着脸平躺在架子车上。大家都膛目结舌，问是咋回事。猪蛋娘这才抬起头来找男人，然而，竟连个影子都没有了。她一边哭、一边骂：“我活蹦乱跳的儿子，一早跟你这个挨刀的出去，怎么躺着回来了？你这个蠢货！咋没把你死了呢？”她不顾邻居拉劝，像疯牛一样闯进院子，顺手提了一把铁锨，要找男人算账，要男人赔心爱的儿子……但当她推开房门时，万万也没有料到，丈夫已用绑过猪的绳子悬梁自尽了……

那个年代，一头猪就能过一个殷实丰厚的年。

那个年代，一头猪，就是一户农民全年的经济收入。

也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头猪竟赔了两条命！

汽车停在了家门口，我也从那个猪年的噩梦中醒过来。屈指一算，三十六年过去了，我已从中学生到了即将退休的年龄，儿时好多很有意思的事，慢慢淡出了记忆，唯独那个猪年腊月发生的这件事， 反而越来越清晰。现在，许多人都害怕“三高”，不爱吃猪肉，而我却总觉得猪肉还是那么值钱、那么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 王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