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丽

摘要：刘长卿是大历名家，一生经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仕途坎坷，起先是屡试不第，接着是屡遭贬谪，最后晚年虽官至刺史，但终因兵变而弃官逃走，客居他乡。仕途几经沉浮，使他不免在诗中吟咏隐逸，但他的隐逸已与前代大有不同，未仕时畅谈隐逸，仕宦时渴望隐逸，被迫隐逸时，却渴望拯救国家、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的隐逸只是一种思想的追求而非行动的指南，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观念，是一种审美方式。

关键词：刘长卿隐逸仕途

刘长卿是大历时期的文学名家，字文房，洛阳人，约生于开元十四年(726年)，卒于贞元六年(790年)，一生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不可否认，这是唐王朝各种矛盾激烈爆发的时期，从安史之乱把唐王朝拉入衰落的深渊，到奸臣宦官专权、党争萌生、藩镇割据等一系列“后遗症”的泛滥，人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从恶梦中醒来却又陷落在空虚的现实里，因而令人不能不忧伤的时代”，长卿是地方官诗人，其仕途几经沉浮，命运辗转坎坷。其对国家社会的关注诚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隐逸作为反复吟咏的主题之一，也是值得关注的。

刘长卿的一生可分为：未仕期[－天宝十五年(757)]；长洲县尉期[贞德二年(757)－贞德三年(758)]；贬谪期[贞德三年(758)－宝应二年(761)]；嘉兴县尉期[宝应二年(761)－大历元年(766)]；仕宦期[大历元年(766)－大历八年(774)]；赋闲期[大历八年(774)－大历十年(776)]；睦州司马期[大历十年(776)－建中元年(780)]；随州刺史期[建中元年(780)－建中三年(782)]；客居扬州期[建中三年(782)－贞元元年(780)]。这样以仕途经历为标准划分阶段，以便结合他每一生活阶段的生存境况来分析他的隐逸思想。

开元天宝时期，是刘长卿读书求仕的阶段(文中刘长卿生平姑从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天宝中期，刘长卿尝东游梁宋徐泗等处，不断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数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未能登第。在此期间，做诗82题共87首，大部分为酬唱赠答之作，其中14首表明其隐逸思想。东游时所做4首诗中就有2首明显的表达了其渴望隐逸的思想。未仕而谈隐，这不得不让我们对他隐逸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此时他对未来充满信心，认为自己可以干一番事业，因此他对友人的“小邑务常闲，吾兄宦何薄。高标青云器，独立沧江鹤”发出“何当遂良顾，独立沧江鹤”的感概(《雨中登沛县楼赠表兄郭少府》)。应试之初，在《温汤客舍》一诗中面对皇家离宫，写道“且喜礼闱秦镜在，还将妍丑付春宫”，对仕途充满期待。落第后，“泣涕三献玉，疮惧再伤弓。”(《落第赠杨侍御兼拜员外仍充安大夫判官赴范阳》)以三献玉而刖足的卞和与再伤弓的惊鸟自比，其忧伤之情可见一斑。就在他专心应举求仕，理应充满蓬勃向上的气息之际，隐逸却占据了诗歌的大量篇幅，“同结丘中缘，尘埃自兹谢”(《浦东晚晴简同行薛弃朱训》)，“予亦返柴荆，山田事耕耒。”(《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嵩阳旧居》)他称道隐逸是未仕而谈隐，这时隐逸不再是步入官场的手段和等待风云际会的权变，而是一种情趣，像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一样是一种“不识隐逸的少年强说的隐逸。”

至德二年(757年)，长卿进士及第，据刘长卿的《祭崔相公(涣)文》记载：“长卿昔忝初秩，公之一顾，谬厕当时之选，敢忘国士之遇。”可见在崔涣补授官吏时，长卿才获得长洲尉的官职。据《新唐书·百官四下》记载：“上县，尉二人，从九品上尉”，只是从九品上，官位极低，且“县尉分判众曹，收率课调”被称为风尘吏。这对于志存高远的长卿来说，是失落的，在此期间做的23首诗中表明其隐逸心迹的与未仕前相比篇幅并未减少。“羡尔无羁束，沙鸥独不猜”(《李翰至使适越》)，“徒羡扁舟客，微官事不同”(《送崔处士适越》)对隐居田园充满了无限的向往。然而在同时，他也写下洋洋洒洒的《至德三年春蒙差摄海盐令闻王师收复二京因书事寄上浙西节度李侍郎中丞行吟五十韵》，面对“天上胡星孛，人间反气横”刘长卿没有退却，没有再歌咏隐逸，而是“自将行破竹，谁去学吹笙。”一旦国家有难，抛开所有郁郁不得志的牢骚和怨愤，抛开渴望隐逸的闲适、清高情怀，而奔赴国难，救国救民。

乾元元年(759年)，长卿“傲其跻而峻其政，能使纲不紊，吏不欺”但“跻傲则合不苟，政峻则物忤。”“故绩未书也，而谤及之，臧仓之徒得其媒孳。”于是“竞谪为南巴尉。”刚刚踏上仕途，就被诬下狱，“治长空得罪，夷甫岂言钱”， (《非所留寄张十四》)满腔义愤无言诉说。遇赦出狱，贬为南巴尉。但长卿却未赴任，而是漫游江南，来往于潘阳、馀干等处。正如卞孝萱先生所讲：“贬谪南巴是刘长卿创作的转折点。”这时他才真正开始了其在封建王朝内不平坦的仕途之路。此时长卿所做的56首诗中，有16首明确表达了渴望隐居的意思，比重是相当大的。“早晚休此官，随君永栖托”，(《题王少府尧山隐处简陆潘阳》)“爱君清川口，弄月时棹唱”(《自潘阳还道中寄储徵君》)，但这种隐逸只是停留在“思”的阶段，并未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一样，毅然抛弃仕途，归隐田园。不久遇赦，长卿马上踏上仕途。

宝应元年(762年)，代宗即位，大赦天下“四月十五日已后诸色流贬者，与量移近处。”远在江南的刘长卿听到遇赦的消息，即写下《初。闻贬谪续喜量移登干越亭赠郑校书》，用一“喜”字来表达此刻的心情，而且“何时还邀迁客醉，春风日夜待归舟。”此时，仕与隐成为刘长卿可以自由选择的道路，但他却抛开了吟咏无数次的隐逸，毫不犹豫、心甘情愿的选择了北归入仕。此时所任为嘉兴县尉，与初仕官职相同，但在此期间却极少谈及隐逸，所做的39首诗中仅有4首谈及隐逸，数量减少了很多，“已闻开阁待，谁许卧东溪”(《和袁郎中破贼后军行过剡中山水谨上太尉》)，仕途的短暂顺利使长卿对未来充满了希冀。

大历二年(767年)，长卿秩满北归，同年抵达长安，任殿中侍御史，大历四年(769年)，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留后。据《新唐书·百官志三》“殿中侍御史九人，从七品下”，“掌殿庭供奉之仪，京畿诸州兵皆隶焉。”尽管职位仍然不高，但和前期的县尉、贬谪相比，已经颇为满意。这一期间所做的30首诗中，只有6首隐约的带有隐逸思想，“惟有家兼国，终身共所忧”(《湖南使还留辞辛大夫》)满含报国之宏愿。此时，隐逸是作为闲适的代名词存在，也带有很强的标榜意味。

然而，大历八年(774年)，长卿被“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而“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辩之者，除睦州司马。”仕途稍微顺利，又惨遭横祸。但久经波折的长卿并未像第一次被诬下狱一样，悲天抢地地高喊“直道天何在，愁容镜已怜”(《非所留系寄张十四》)，而是变得坦然、沉着，昔

日的愤懑不平、冲天怨气被一种世事洞明的豁达所代替，强烈的情感淡化为一种透彻的心境。于是平静地写道“一身已无累，万事更何欲”(《江中晚钓寄荆南一二相知》)，在常州义兴营建了碧涧别墅。对于一向渴慕归隐山林的长卿来说，这种悠闲、静谧、无羁束的自由自在应该是他最好的归宿。但他只是一味的哀叹“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碧涧别墅西皇甫侍御相访》)，“满镜悲自发，空山寄此身”(《酬滁州李十六君见赠》)，一方面无法忍受寂寞的生活，另一方面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山林而在庙堂，由此可见他是不甘心隐逸的。

大历十一年(777年)秋，长卿按覆后归睦州任睦州司马。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司马一人，正七品下”，州司马是个闲职，对刘长卿这样勇于任事的人来说，无疑于受罪。经过宦海沉浮，长卿的心似乎更加平静，更加成熟。交往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除了和长卿一样的官僚文人外，隐士、和尚、道士大量增加。但只是称颂山林之美，此期间所做的72首诗中只有4首隐约含有隐逸思想。和道士、禅师所写的赠答诗，或描述道士和尚的生活状况，或想象道教、佛教的仙境灵气，如《洪尊师不遇》古木、羽客、道书、玉案、仙帔、老鹤、寒梅、丹砂，长卿在诗中只是铺排道家之物，即便在结尾也只是说“山中不想见，何处化丹砂。”一方面一是在寻找着道教的朋友；另一方面借松、鹤、梅这些中国传统极具人格美的象征之物，来标榜朋友，尤其是自己的高尚人格。

建中二年(781年)，刘长卿迁任随州刺史。此期除了有三首送别女婿李穆的诗和三首送别朋友的诗外，还有两首献给李希烈的诗，极尽夸赞之能事，称赏李希烈的文治武功。不管有意无意，刘长卿都无法逃避逢迎拍马上司的嫌疑。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刘长卿渴望的仍是匡时济世、拯百姓于水火之中。建中三年(782年)秋，李希烈率部移居许州，虽“声言遣使往青州招谕李纳”，其实“潜与交通，又移牒汴州令备供凝，将与纳同为乱”，“乙卯，希烈将赵季昌以随州降。”长卿弃随州城而东归，后客居扬州，直到去世。经历了太多的宦海风波，此时可能更像辛弃疾所说的“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不再称颂隐逸，不再渴望救国救民，而是平静的面对亲朋好友，面对愁老病苦。

纵观刘长卿的一生，隐逸似乎始终与他同在，实际上却从未真正隐逸过。一有做官的机会，马上赴任，一边做官，一边称道隐逸，这种隐逸更多的是对生活不如意的牢骚。即将被迫隐逸时，他也在关注着黎民苍生。所以笔者认为刘长卿欲隐，但他却从没有真正隐逸过。隐逸对于刘长卿，已经不再像前代，是独善其身、高蹈出世，追求自由人格，而是作为一种观念在头脑存在，是一种人生的情怀，审美意味更浓。无论作为情趣、寄托，还是心灵的归宿，它都是虚幻的，形而上的，只是思想的追求，而非行动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