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诗刊》创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并刊发了毛泽东给《诗刊》的信，引起很大轰动。此后，《诗刊》在其发展过程中，多次转发毛泽东诗词，其主编臧克家与毛泽东多有往来。但是，在看似“平稳”的表象后面，《诗刊》在路向选择、编辑人员变更、领导标准等方面却充满曲折。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二个“批示”下发后，1964年年底，它就首先遭到“清理”，成为“文革”开始前最早停刊的中国作协刊物。1976年元旦，《诗刊》复刊，是“文革”后第一家复刊的国家级刊物，复刊号再次发表毛泽东《词两首》，引起很大反响。《诗刊》在创刊和复刊两个重要“节点”上都发表了毛泽东的诗词，并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其“文革”前的停刊也与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但实际上毛泽东除在创刊时给臧克家等人的信中说“祝它成长发展”以外，并没有在任何场合表达过对《诗刊》的支持，也没有表示过对《诗刊》的不满。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被《诗刊》编者成功地拉入其“作者队伍”，他本人对于《诗刊》的态度还是隐晦、暧昧的。毛泽东与《诗刊》之间，可以说保持着的“若即若离”关系。《诗刊》的创刊、停刊、复刊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毛泽东的态度并非直接原因，但从毛泽东对它的态度中，可见《诗刊》生命历程的复杂性，也可见政治领袖即文化领袖的特殊年代里文学发展的特殊生态。

一 、创刊时期毛泽东的支持

1956年秋天，随着“双百方针”在文艺界的执行，诗歌界感觉到有必要创办一份诗歌专门刊物，为诗歌创作和评论提供阵地，于是，在徐迟的提议下，臧克家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负责人刘白羽报告，竟“出乎意料”地得到批准，于是筹办者徐迟、吕剑、臧克家等人通过走访艾青、冯至、冰心、冯雪峰、鲁藜、穆旦等诗人，获得了认可和支持。同时，由于民间流传着不少毛泽东诗词，所以徐迟等筹办者试图将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当作他们的刊物“打响第一炮”的筹码，并“费尽心思”“日思也忖”，想要获得毛泽东诗词的发表权。经过冯至的建议，徐迟等人将搜集到的八首毛泽东诗词认真抄写后，于1956年11月21日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给毛泽东，请求毛泽东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并请求毛泽东定正传抄的八首诗词后允许他们发表出来，同时也大胆地向毛泽东约求其他诗稿作品[1]。信发出后，由于筹办者们均与毛泽东没有密切交集，他们只能热切地企盼着毛泽东能够给他们回信。50天以后，当徐迟等人都已开始不抱希望时，竟意外地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毛泽东在回信中不仅定正了徐迟、臧克家等人抄录的八首旧诗词，还额外地给了他们十首，同意他们发表，还写一封信祝福《诗刊》成长，并说明他对诗歌的态度：诗应该以新诗为主，旧体诗可以有一些，但不适合在青年中流传[2]。

毛泽东给《诗刊》编者回信并允许发表自己定正并增加了数量的诗作，被《诗刊》编者看作是对刊物的“一个最强有力的支持，一个最大的鼓舞”，他们表示“无比的兴奋和感动”[3]。1956年到1957年这段时间无疑是共和国成立后文艺刊物的一个办刊高潮期，陕西的《延河》、河南的《奔流》、天津的《新港》、浙江的《东海》、云南的《边疆文艺》等一大批地方性文学期刊纷纷创刊，这首先得益于“双百方针”的执行，也与1956年年底召开的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对刊物的重视有很大关系。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刊物”[4]，《诗刊》归属中国作家协会所管，再加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以及编委中的艾青、田间、袁水拍等人，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影响的诗人。因此，《诗刊》的创办不仅要为诗人们打造一个阵地，还需要塑造其权威性，发挥其全国性影响，这样，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就有着办刊经验的臧克家、徐迟来说，能够借助国家领袖的影响，让刚起步的刊物为更多人所关注，必然成为他们为刊物“打广告”的一个“杀手锏”；同时，在建国初期就开始的一系列文艺运动中，作为不是党员也没有身居要职的臧克家和徐迟来说，获得国家体制的认可得以负责一份刊物，既是他们的荣耀，同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考验，之所以臧克家得知作协党组织同意他们办刊物时觉得“出乎意料”、徐迟被确定为副主编时的反应是“起初不愿意编刊物”[5]，或许他们也是犹豫过的。而他们费尽心思力图有点“巧思”地写信恳请毛泽东允许发表其诗词，就包含着借助国家领袖的光环保护刊物，以获得合法性的意图，同时，让自己的刊物发表国家领导人的诗作，也间接地向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公布了刊物遵循国家领袖所规约的文学路线的编刊取向。

毛泽东同意并增加诗歌让《诗刊》发表，还写信表明自己的诗歌主张，祝它“成长发展”，说明毛泽东不仅支持这个全国性的专业刊物，也将自己看作一个诗人，将自己纳入“诗人们”队伍。既然如此，有这样一个阵地，有这样一个可以发表自己作品、表现自己诗歌主张的地方，毛泽东应该是会支持的。毛泽东同意发表自己作品，也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与发起创办刊物的徐迟、臧克家等诗人们的“会合”，就如刘白羽在《诗刊》编辑部收到毛泽东的信时所说的那样，这是“诗人和诗人之间有共同语言”[6]。毛泽东虽然没有及时回复《诗刊》编者，但就其定正民间流传的诗作并主动增加数量给《诗刊》发表来看，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诗作的公开发表和传播的态度是积极的，诗作的发表不仅能够将他的创作才能告知天下，还连同他的信一起传播了毛泽东的诗歌理念和主张，它们“使诗人们在创作上受到了巨大的启示；解决了新旧诗的关系问题”[7]，这也使得其后旧体诗词存在的合法性得到确立，从而使得建国六七年来很稀见的旧体诗词创作逐渐地浮现出来。写信给臧克家等人后没过几天，还召见了臧克家和袁水拍，和他们谈诗歌问题，他对臧克家的态度和蔼，对臧克家提出的他的诗词中的“腊”字的修改，以及对《诗刊》纸张要求，都欣然同意，还与臧克家等人谈及自己的诗歌主张和观点[8]。从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支持《诗刊》的发展，对当时的诗歌发展也是积极关注的。毛泽东是一个诗人，同时他对文学事业也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支持《诗刊》创刊是他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创作才能，也是他第一次作为文学活动的实践者公开出现，他对诗歌的参与和关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诗歌氛围，还为其后他发动新民歌运动做了铺垫。

《诗刊》创刊时的毛泽东对它的态度，是《诗刊》得以顺利“生产”并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因素。《诗刊》因此首先获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保障。据说，刊物创办不久后的“反右”中，主编臧克家是有“右派”嫌疑的，但因为毛泽东接见过他、与他谈过诗而免遭一劫[9]；同时，对刊物销量的扩大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当事者臧克家、徐迟、白婉清等后来仍津津乐道于民众大冬天排队购买《诗刊》创刊号的情形，足见当时的需求量之大，需求量大必然使得刊物销量增大，后来因为读者需求量大，《诗刊》编者还重印了创刊号。这样，加上前述的对诗歌发展方向的影响，毛泽东对《诗刊》的支持，实际上起到了政治、文化和商业等方面的多重效果。

二、毛泽东与《诗刊》的“若即若离”

臧克家在建国以前就编过刊物，他深知发表重要人物的作品对刊物的重要性，此时他作为《诗刊》的主编，又曾及时讲解、阐释过毛泽东诗词，在毛泽东发表十八首诗词后不久即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毛泽东又召见过他谈论诗歌，因此他借助能接触毛泽东的“便利”，有机会就向毛泽东约稿。收入《臧克家全集》里的两封书信，也能看出当时臧克家积极向毛泽东约稿的情况。1958年6月份给毛泽东的信中，臧克家首先就向毛泽东约稿，他说“您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许多新鲜事物，一定会引起诗兴，如有新作，希望给《诗刊》发表”。1961年12月27日给毛泽东的信中，也说“您手头如有写定的诗，顺便寄几首来，没有，将来再说”[10]。从他与毛泽东的交往来看，他的信件不止这两封，且其他信中也常向毛泽东约稿。

1958年臧克家给毛泽东的信，现有资料无法知道毛泽东有没有回复，但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没有回复的可能性比较大。臧的信是6月份写的，当年7月1日，毛泽东就写了两首诗，即《七律两首·送瘟神》，当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说明写作原因，并“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却”[11]。按理，当时臧克家写信给他不久，臧克家约稿态度诚恳，他此前与毛泽东也有往来，《诗刊》又是专门性诗歌刊物，而且从1958年1月号开始，开办了“旧体诗”栏目，毛泽东有诗词作品问世，应该首先照顾《诗刊》才对，可他却先想到“投稿”《人民日报》，这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当然可以有多种可能性，如他或许没收到或者没看到臧克家的信；或者他觉得他的“宣传诗”不适宜在文艺刊物《诗刊》上发表，而适合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等。具体原因，已无法得知。毛泽东的这两首诗，整整三个月后，才于10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出来，据当事者说，这是因为毛泽东后来又将诗歌索回去进行修改了[12]。但为何不给《诗刊》发表，仍令人奇怪。

将近一年后，1959年6月底7月初，毛泽东又作了两首诗，即《七律·过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在诗作写了两个月后的9月1日，他写信给臧克家和徐迟，信开始时说“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第二段以不短的篇幅分析“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情况，最后表明“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13]从信的内容来看，这是一封回信，但是没有毛泽东大部分回信中的“迟复为歉”，说明不是对去年6月份臧克家信的回信，也不可能是对好几个月以前的信的回信。因此可以推断在他写完诗到写这封信期间，臧克家或者徐迟曾以《诗刊》的名义给他写过信约过稿，这封信是对约稿者的回应。同时，从毛泽东能够花两三百字的段落在信中“推心置腹”地谈论他眼中的政治形势，也可以看出他对收信人的信任。可以看出，他给自己的作品征求意见并同意发表，态度是诚恳的。奇怪的是，这两首诗始终未在《诗刊》上发表，而直到四年后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才首次面世，其中原因，也耐人寻味。从臧克家、徐迟的角度来说，毛泽东同意发表自己的作品，对于《诗刊》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而且它在1959年6、8、9、10、11月号都发表了旧体诗词，看来他们也正需要稿源，所以最终没能发表的原因，应是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究竟如何改变的，也不得而知。

1961年毛泽东曾三次回信臧克家，4月24日的信开始表示“来信及附文收到”，并表示“颇有一些事想同你谈一谈”；11月30日的信说“惠书收到（两次），因未能如愿面谈”，“明年一月内”如找得出时间，要找臧克家和郭沫若一起谈一谈；12月26日的信又表示“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并表明“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14]。由几次回信可以看出，其间臧克家多次写信给毛泽东，臧所写的信以及附文内容究竟是什么，暂无资料可查证，但从毛泽东的第三封回信中可知是有关诗的问题，而且就毛泽东与臧克家、郭沫若之间的往来看，可能是关于旧体诗词的；另外，1961年臧克家写过《精炼·大体整齐·押韵》阐释毛泽东的诗歌观念，也写过《毛主席亲题鲁迅诗》《再谈毛主席亲题鲁迅诗》《毛主席诗词欣赏——读〈沁园春·雪〉、〈长征〉》等几篇关于毛泽东诗词的文章，他写的信也有可能就相关问题请教毛泽东。毛泽东的三封回信，表明臧克家所请教的问题毛泽东是很重视的，对此，臧克家反倒诚惶诚恐，他在12月27日及时回信毛泽东，并表示了让毛泽东“为了会面谈诗分神”的不安，但他仍不忘记向毛泽东约稿[15]。可惜的是，这几次信件中所谈到的会面计划，最终也没能实现。

《诗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诗词获得很好的反响之后，“文学国刊”《人民文学》也积极争取毛泽东诗词的首发权，其编者仿照《诗刊》创刊时的“请批”模式，将从邓拓那儿搜集到的毛泽东诗词抄送并请求毛泽东改定后允许发表。1962年，毛泽东对陈白尘等人的请求有了回应。他在定稿之前，请人提供修改意见，臧克家就是其中之一。臧克家在提供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之后，可能给毛泽东写过几封信，顺便请求毛泽东的诗词也能同时在《诗刊》上发表。毛泽东在4月24给臧克家的信中说“数信收到”，然后答复臧克家说“同时在两个刊物发表，不甚相宜，因为是《人民文学》搜集来的”，并告诉臧克家“另有几首，可以考虑在《诗刊》上发表”，还询问了《诗刊》5月号的出版时间。然后才回到臧克家的修改意见上，他大力称赞臧克家的修改“改得好，完全赞同”，并继续询问臧克家是否还有可以改动的地方。臧克家大概后来又“遵命”继续作了修改后上呈，并再次询问毛泽东“考虑”在《诗刊》上发表的作品，4月27日，毛泽东又回信臧克家，说诗词“应当修改的地方，都照尊意改了”，然后答复臧克家“唯此次只拟在《人民文学》发表那六首旧词，不在《诗刊》再发表东西了。在《诗刊》发表的，待将来再说。”[16]关于《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请批”发表的诗词作品数目，周明和涂光群说是十几首，陈白尘说将近二十首；但宋垒和黎之说只是词六首，他们还在文章中提供了传抄稿。几个人各执一词，难以定论[17]。如果按照周、涂、陈的说法，那么毛泽东说的“另有几首”，有可能是其他几首《人民文学》搜集了他不愿意在其上发表的作品；如果按照宋、黎之说，又有可能是此前答应发表的《七律》等作品。让人疑惑的是，毛泽东在短短三天之内“反悔”，将答应过臧克家在他们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允诺”自我否定掉，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若说臧克家请求毛将《人民文学》搜集到的词作在他们的刊物同时首发，确实不太合理，那么答应发表“另外几首”，应无不妥之处，毕竟《诗刊》是专门发表诗歌的刊物，发表诗词作品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虽然拒绝了《诗刊》对《词六首》的首发权，也推延了答应发表其他作品的时间，但是，《诗刊》转载《词六首》的权力并没有受到限制。《诗刊》在1962年第3期上，以刊头位置赫然刊载了毛泽东的《词六首》，并在文末用小字备注说这几首词最先发表于《人民文学》第5期。但是，这时候的《诗刊》是双月刊，每单月10日出版，此期出版时间标示为“5月10日”，而《人民文学》此时是每月12日出版，发表《词六首》的第5期是按时出版的，标示时间是“5月12日”。也就是说，单纯按照刊物标示时间来看，毛泽东的六首词是首先面世于《诗刊》的，只是它标明了其“首发权”归于《人民文学》。就当时臧克家帮助毛泽东修改作品来看，他拿到作品定稿的时间跟《人民文学》获得毛泽东词的定稿的时间应该差不多，因此在刊发毛泽东作品同时，《诗刊》发表了臧克家的《读毛主席〈词六首〉》，《人民文学》发表了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赞美并赏析毛泽东的词作，但臧克家文章的署名时间是4月30日，郭沫若的署名时间为5月1日，臧克家如此迅速地写就文章，可能与刊物出版的时间、对国家领袖词作的喜爱等有关，但也难免给人抢占话语先机之嫌，说明刊物对国家领袖所带来的影响和效应是十分期待的。

臧克家这次的积极争取，得到了毛泽东的一个空头支票。就像此前毛泽东多次答应约他见面谈诗始终未能如愿一样，这次毛泽东的“将来再说”，直到毛泽东逝世，也没能实践。1963年1月，毛泽东写过一首和郭沫若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大概是要践行1962年信中对臧克家的承诺，他于3月嘱咐林克写信给臧克家，让将这首词发表于《诗刊》。林克在信中说“主席嘱将他这首《满江红》词送诗刊发表。词内用了三个典故：‘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请诗刊作注后，再送主席阅。主席词发表时请附郭老原词。”[18]然而，这首《满江红》的命运与1959年的两首律诗一样，最终也未能在《诗刊》露面，等到年底出版的《毛主席诗词》面世之后，它才首次公开。

这些本来有望在《诗刊》发表的诗词作品，《诗刊》最终都失去了首发权，只能以“转载权”在《毛主席诗词》出版后，第一时间于1964年1月号予以转载。毛泽东几次允诺将自己的作品给《诗刊》发表，最后又“反悔”，有可能正如袁鹰、陈白尘、宋垒等人说的那样，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的修改态度有关，但是从屡次对《诗刊》“放鸽子”的行为中，也可见他对《诗刊》的态度的“暧昧”，一方面他积极支持刊物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也防止《诗刊》对他的作品发表权的垄断。

三、毛泽东关于文艺的“指示”

与《诗刊》的停刊

在毛泽东与《诗刊》的“暧昧”过程中，《诗刊》本身的另外一些改变也在悄悄进行。先是1959年臧克家病重，住院“八九个月之久”[19]；然后是1960年，副主编徐迟被调到湖北；4月号开始，调阮章竞当副主编；11、12月号开始，因“需要加强党的力量”，调是党员的葛洛当副主编，徐迟不再担任副主编；1962年第1期起，阮章竞又被调走，副主编只剩葛洛，从此以后，主要负责刊物的，实际上是葛洛，直到停刊。1960年年底调来葛洛后，《诗刊》已经有了三个党员，即葛洛、吴家瑾和丁力，组成了党小组，后来还改建成支部。根据臧克家女儿郑苏伊的说法，臧克家1959年以后“一直受压制”，对于刊物，他“只是业务上把把关，政治上是没有发言权的”，到以后“有党员就基本撒手了，有时出版前看看”。无论郑的说法是否真切，但可以肯定的是，《诗刊》内部的人员变动，对刊物的发展变化，是有很大影响的。1963年12月，也就是《毛主席诗词》出版前后，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一个批示下发，他虽然在批示中说“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但整体上还是批判的。此后，文艺界开始整风。1964年6月，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下发，对文艺界的批评更加猛烈。在作协的几大刊物中，最重要的是《文艺报》，其次是《人民文学》，当然要设法保住，为此，文艺界领导采取“舍车保帅”，《诗刊》“地位不如人家”，为了“有所表示”，便被停刊整顿，以“向上面交代”[20]。

《诗刊》虽然贵为“诗歌国刊”，但在作协的报刊体系中，它只是一个次要刊物而已。由于它一直较为“听话”，在越来越复杂的政治运动中已无多少自主权；而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作为创刊时帮助《诗刊》打响第一炮的重要作者，已经完全游离于其作者群体之外。毛泽东的以上几个“放鸽子”行为，已经表明毛泽东对《诗刊》“不离不弃”实际上是“保持沉默”。创刊时候《诗刊》因为毛泽东的关系获得合法性，如今既然“支撑”者已经远离，它的命运也可想而知。更有甚者，毛泽东从其作者群游离后，《诗刊》发表或争取毛泽东诗词，也由创刊时候的荣耀和“保护伞”，变成了现在的“罪证”。据说，当时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向中宣部报告，《诗刊》“近年来更发展到妄图垄断主席诗词发表权，招摇撞骗，极其恶劣。编辑部成分复杂，党员力量薄弱，实际上整个编辑部已被资产阶级所溶化，我们建议停刊或暂时停办，以后看情况，再决定办不办。”[21]这里的“妄图垄断毛主席诗词发表权”，也许更多的是针对主编臧克家三番五次向毛泽东约稿而言的，但实际上臧克家的约稿均以失败告终，《诗刊》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毛泽东诗词的“转发权”，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另外，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从1962年以后，文艺界所讨论的文艺内容，已更多地偏向于小说、戏剧、电影，尤其是戏剧，诗歌受重视小可能是《诗刊》被边缘化和停刊的原因之一；而在当时的文艺活动中，《诗刊》对国家层面的政策，一直扮演的是“顺从者”角色，如及时响应和践行“反右”“新民歌运动”“大跃进”等，它被停刊却没有任何抵抗，还有它再一次发挥“顺从者”作用的嫌疑。在当时的整风中，编者多被下放“四清”，当时夹在停刊号里宣告自己停刊的“停刊通知”中说：“目前，我国各个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为使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有较长的时间深入农村、工厂，参加火热斗争，加强思想锻炼，本刊决定从1965年元月暂时休刊。这一积极措施，一定会得到您的支持。”这与此前《诗刊》积极响应各种政治运动的做法是一致的。

四、权力博弈中的“奉命”复刊

《诗刊》停刊后，毛泽东与臧克家等人的交往也基本终止了。20世界70年代初开始，出版界开始复苏，因“文革”爆发停刊的期刊也蠢蠢欲动，各地方刊物纷纷复刊或者创刊，但国家级别的文艺刊物却很长时间都没能复刊。1975年7月的一次与邓小平谈话中，毛泽东开始表示对当时的文艺政策不满，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此后不久，在与江青的谈话中他又表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22]。这样，国家级别的文艺刊物的复刊也提上日程。9月19日，毛泽东批准了山东省教师谢革光7月份写给《红旗》杂志建议复刊《诗刊》的信。11月15日，《诗刊》编辑部采用创刊时的策略，搜集两首毛泽东写于1965年的词作传抄本，写信请求毛泽东改定后，“连同主席新写的其他诗词，给重新出版的《诗刊》第一期发表”。毛泽东改定之后，没有增加篇目，批示“送诗刊编辑部”[23]，表明同意《诗刊》复刊并发表自己的诗词。由此，《诗刊》编辑部欣喜万分，将本来打算于1975年1月10日出版的《诗刊》，提前到元旦出版[24]。

此时筹备出版的全国性刊物，除了《诗刊》，还有《人民文学》，被命名为《诗刊》主编的李季，在“文革”前本来是《人民文学》负责人，“文革”中也被下放，1972年被调回北京，准备复刊《人民文学》，却在当时的政治权力博弈下遭遇失败，最终不了了之。《诗刊》筹备复刊时，他却突然被“任命”为《诗刊》主编，这是很有意味的。李季在“文革”中表现较好，受到的冲击比大部分其他作家小，1972年他任干校5连支部书记，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不久就被调回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并在此期间筹备《人民文学》复刊；他本身是党员，政治上有“老到之处”[25]，仅从1972年年底后《人民日报》屡次提及他公开参与文化活动，就知道他已被当时文化界主流所认可了，选择他负责复刊后的《诗刊》，应是领导人慎重考虑的结果。停刊前的《诗刊》，主编臧克家不是党员，后来长时间负责工作的葛洛，原本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因为《诗刊》缺少党员，同时在《人民文学》“犯错误”，才被调到《诗刊》任副主编，他主持的《诗刊》，比较谨慎，没显露出多少特色，以致最后毛泽东从其“作者群”疏离，《诗刊》也被停刊。复刊后的葛洛因为有党员身份，仍为副主编，非党员的臧克家则只是顾问。《诗刊》复刊，据说“是主席同意的。主编、编委名单是邓副主席带头圈定的”[26]；据臧克家所言，则毛泽东也参与“圈”定复刊后《诗刊》负责人：在1977年11月28日给冯牧的一封信中，臧克家说“主席又圈了李季同志‘主编，我‘顾问”[27]，参与《诗刊》复刊工作的王春回忆当时的情形时也说，“在‘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停刊的《诗刊》经毛泽东批准复刊，并指定李季同志为该刊主编。”[28]此时毛泽东对于《诗刊》的这些积极主动的态度，比起《诗刊》创刊时和停刊之前，是有很大不同的。

在70年代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文艺完全为政治所控制，《诗刊》要复刊，必须得到政治允许。1972年李季等人试图复刊《人民文学》的尝试，说明知识分子，尤其是重新获得认可的知识分子，试图恢复他们的文化权利，但当时的文化控制权，很明显的是在极力支持和鼓吹“工农兵”是一切领域的主人的派别的手中，因此李季等人的活动得不到国家最高权力拥有者的知晓与支持，必然导致失败。1975年后，由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话”，《诗刊》《人民文学》的复刊才有了新机，而领导人的同意和“圈定”负责人，使得知识分子争取权利一定意义上取得成功；但当时的文化权力博弈仍十分激烈，据说在国家领导人圈定李季为《诗刊》负责人时，还有“拍马文人”奉“四人帮”的“旨意”来游说他让他出马当主编，李季最终选择了“党中央”；而即便是复刊以后，《诗刊》仍需要面临文化权力博弈和选择：编者选择延续1957—1964年的《诗刊》而延续了其期号，以“复刊”的名义重新出版，因此受到“四人帮”的责难；而《人民文学》则似乎以“洗心革面”的姿态出现，它选择了重新排期号并以“创刊”的名义出现，就没有受到为难[29]。据此也可以管窥到当时政治、文化权力博弈的复杂性。

毛泽东的“同意”《诗刊》复刊，并同意发表自己的作品，在重新出版的《诗刊》获得合法性上，是起到巨大的作用的，由刊物得到允许就筹划提前出版即可知，它不仅是响应国家领导人的结果，也是国家领导人关注文学发展的体现。从毛泽东主动、亲自参与“圈定”《诗刊》负责人，以及突然让李季负责该刊，也可以看出，《诗刊》的复刊，更多的是最高领导人意志的体现。因此，据说当所谓“四人帮”责难李季时，他能够义正词严地以毛泽东的支持作为“挡箭牌”[30]。从毛泽东“呼吁”，到“同意”，再到“命定”负责人，《诗刊》的复刊已经失去了1957年创办时候由诗人们自动发起的“自由”文化品格，而变成了被国家政治所操控、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刊物。因此，复刊后的《诗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继续扮演着作为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的“注脚”的角色，更充当着国家政治运动的注释者和拥护者角色，其所刊载的内容，如一系列批判运动、国家领导人的变更等，几乎将刊物变成了政治新闻场域与政治斗争阵地。直到1978年开始，经过它自身漫长的自我觉醒和斗争的过程，它才逐渐变回比较纯粹的“文艺刊物”。

结语

诚然，毛泽东的身份的多重性决定了他不可能一心一意关注诗歌的发展，但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尤其是主要创作旧体诗词的毛泽东来说，怎样将自己的诗歌（文学）主张表达出来，将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因为自从新文学产生以来，旧体诗词的生存空间已受到很大的挤压，所以他的个人爱好与诗歌发展形势之间必然有不一致的地方。50年代末毛泽东提倡“新民歌”运动时，就主张发展旧体诗词与民歌“结婚”的新民歌，以践行广大民众参与文学建构的全民文艺理想。《诗刊》毕竟是一份新文学语境中产生的文学刊物，但是作为国家机关所主办的刊物，它一方面需要担负促进诗歌发展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必须承担文艺的国家性指导功能、起到模范性作用。毛泽东与《诗刊》之间的复杂关系充分说明，作为作者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和作为国家级文学刊物的《诗刊》，也不能时时刻刻保持文学方向的一致性。更多的时候，《诗刊》积极向毛泽东约稿，或许只是为了增加自己影响力、确立自身合法性的砝码；而毛泽东对《诗刊》态度与行为的矛盾，或许也是寻求自己的诗性表达与怎样中和文艺界文学力量的矛盾的结果。无论如何，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诗歌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是极其强大的，《诗刊》在其发展历程中也始终没有背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因此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就更多地体现出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年代里，文学刊物怎样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它怎样得到政治认可的复杂性。

参考资料：

[1] 该信全文见《〈诗刊〉编辑部给毛主席的信》，《诗刊》1997年第2期。

[2] 该信全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页。

[3] 《诗刊》1957年创刊号《编后记》。

[4] 臧克家：《我与〈诗刊〉》，《臧克家全集》第六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5] 二人的心态见臧克家《我与〈诗刊〉》（《臧克家全集》第六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徐迟《庆祝〈诗刊〉二十五周年》（《诗刊》1982年第1期）。

[6] 徐迟：《庆祝<诗刊>二十五周年》，《诗刊》1982年第1期。

[7] 《诗刊》1957年第12期《编后记》。

[8] 臧克家：《人去诗情在——纪念毛泽东同志百岁诞辰》，见《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420页。

[9] 《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访谈录》，见《臧克家全集》第十二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14-615页。

[10] 以上两封信，见《臧克家全集》第十一卷，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360页，其中1958年那封信具体日期不详。

[11] 此信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页。

[12] 袁鹰：《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123页。

[13]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489页。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611、614页。

[15] 见《臧克家全集》第十一卷，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页。

[16] 以上两封信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3、84页。

[17] 以上各种说法，分别见涂光群《毛泽东词六首发表内幕》（《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陈白尘《回忆〈词六首〉的发表》（《新华日报》1978年12月24日）、宋垒《千锤百炼 满眼辉煌——毛主席对〈词六首〉的改定》（《中流》1993年7月号）、黎之《毛泽东诗词的传抄、发表和出版》（《文坛风云录续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322页）、周明《毛泽东与〈人民文学〉》（《文坛记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18] 此信见《毛泽东关于几首诗词写作、发表的几封信（1963—1965）》，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

[19] 臧克家《我与〈诗刊〉》，见《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20] 以上《诗刊》的停刊过程，根据连敏对吴家瑾、白婉清、郑苏伊、尹一之等人的采访综合而成。连敏的采访文章于2007年以《重返历史现场——关于〈诗刊〉（1957—1964）的访谈》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编的《新诗评论 2007年第一辑》，2010年以《重返历史现场——吴家瑾、白婉清、郑苏伊、尹一之、闻山、王恩宇访谈》发表于吴思敬主编的《诗探索 2010年第二辑 理论卷》。两文内容略有差异。

[21] 刘钦贤提供的丁力回忆录内容，转引自连敏的博士论文《〈诗刊〉（1957—1964）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第91页。

[22]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446页。

[23] 以上关于《诗刊》复刊经过，总结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8、609、623、624、627、628页。

[24] 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25] 关于李季的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表现，可参见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230、231、416、417页相关叙述。

[26] 郭小川1975年11月6日致晓雪信，见《郭小川全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6页。

[27] 见《臧克家全集》第十一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28] 王春：《我在诗刊社的日子》，《诗刊》2006年第5期。

[29] 对此的相关考察和论述，可参见张自春：《从同人刊物到诗歌“国刊”——〈诗刊〉1980年前的转变历程》，《文艺争鸣》2015年第3期。

[30] 袁鹰：《直到最后一息——哭李季》，《人民文学》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