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伯流　刘勉钰　陈春生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在大江南北一片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新的路线和方略，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湘鄂赣等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首次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组织秋收暴动。

毛泽东在铜鼓脱险

毛泽东于1927年8月12日回到长沙，着手筹划秋收起义。8月18日、30日中共湖南省委两次举行会议，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9月1日，毛泽东从长沙抵达安源，认真听取了各方汇报，掌握了边界的工农武装力量情况。此时恰逢浏阳农军从铜鼓派去安源做坐探的刘建中、周克明在安源与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相遇，这使毛泽东对铜鼓、修水方面的军事力量、群众基础和地理环境等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9月2日，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组建工农革命军，实行秋收暴动的决定，并拟分兵三路向长沙进攻。

9月5日，毛泽东在潘心源的陪同下赶赴铜鼓去组织秋收暴动。在途中，毛泽东被民团抓获，但凭智慧在铜鼓群众的帮助下脱险。1937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延安访问毛泽东时，毛泽东谈起了这段往事。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与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了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机会，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等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能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双鞋、一把雨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1977年10月，中共铜鼓县委访问当年被毛泽东称为“救命恩人”的陈九兴的弟弟陈祖得时，陈祖得回忆：毛泽东和我哥分手时，问我哥的名字，哥哥不肯讲，就说“我是铜鼓人”。直到毛泽东上井冈山后的第二年，派地下交通员专程到排埠询问我哥哥的下落，才知道他姓陈，名帷德，又叫陈九兴。日头下山时，这个交通员到了坑子里问：“陈九兴在这里吧？”“是。”我哥哥答。问清情况后，来人就在我哥哥家里歇了。吃过晚饭后，来人说：“陈九兴同志你拿碗水来。”我哥哥把水拿来后，来人撬开雨伞顶，取出一张白纸，往碗里一过，纸上就显出字来了。内容是毛泽东称我哥哥为“救命恩人”，要他到井冈山去。

陈九兴哪里会知道，他当年救的人后来竟成为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如果没有陈九兴的帮助，毛泽东很难按时到达萧家祠，顺利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在铜鼓领导成立前敌委员会

毛泽东脱险后，于1927年9月10日在铜鼓县城萧家祠召开了全团排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部署作战计划，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及前委组成人员，书记为毛泽东，委员有卢德铭等师团领导。团长苏先俊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有明确的表述：“毛泽东同志来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先俊等为委员。”

工农革命军的创建和前敌委员会的组成，标志着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前委的领导中心在铜鼓形成。毛泽东选择铜鼓作为他的指挥地点和前委的领导中心，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谋划的正确决策，是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根据斗争形势需要所作出的一种必然选择。这是因为：

一是铜鼓便于居中指挥。铜鼓地处湘赣边界，位于萍乡、修水之间，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距长沙仅180公里，当时分驻安源、铜鼓、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相互山水相隔，路途遥远，联络困难，铜鼓所处的位置正好是安源与修水之间，且离长沙最近。毛泽东选择铜鼓作为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中心，既方便两翼作战，又利于相互联络，战斗一旦打响，可以对战场动态作出快速反应，有利于及时调整策略，快速下达命令，把握战场局势，掌握战斗主动权。

二是铜鼓武装力量雄厚。当时，未赶上八一南昌起义的浏阳工农义勇队，根据潘心源的安排，以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独立团名义，西进铜鼓休整待命。8月20日，浏阳工农义勇队与铜鼓县地主民团激战3小时后，占领县城解救出狱中革命同志100余人。浏阳工农义勇队进驻铜鼓后，一边休整，一边招募兵员，扩充实力。为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还专门成立了以陈伯钧为主任的新兵训练处。至起义前夕，前委又从武汉警卫团抽调一个营的兵力到铜鼓。兵力共计1000多人枪。

三是铜鼓的党群基础扎实。经过大革命的洗礼，铜鼓虽然地处赣西北边陲，但革命基础非常坚实，1925年建立中共支部组织，1927年成立县委。在党的领导下，铜鼓曾开展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城乡普遍建立了党领导的工会、农会组织。

毛泽东在铜鼓开始带兵打仗

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是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研究毛泽东的军事生涯轨迹，便可知悉：铜鼓是毛泽东直接指挥部队打仗的起点。1911年10月，毛泽东曾参加驻长沙起义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了袁世凯手里后，毛泽东便退出军队。1927年9月，毛泽东被中共湖南省委任命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在铜鼓指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是毛泽东带兵打仗投入军事工作的开端。毛泽东在张家湾军事会议上，曾就暴动的时间、工农革命军组建、进军路线等事宜作了全面具体的部署，这些都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重要活动，但直接指挥部队打仗是在铜鼓开始的。

毛泽东抵达铜鼓后，便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对边界的武装力量作了统一调整，撤销了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番号，将所辖的三个团与安源的工农武装合并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第一、二、三、四团。其中，平江农军与武汉警卫团及湖北崇阳等地的部分农军合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与安福、醴陵等地农军则按安源会议的决定仍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从武汉警卫团抽调伍中豪营三个连的兵力到铜鼓与浏阳工农义勇队合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原江西省防军第一师所辖的第二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邱国轩。全师共计5000余人。

毛泽东在组建完部队后，不辞辛苦，先后到三团各营连驻地看望干部战士，并向大家讲述了发动秋收起义的革命道理。特别是到武曲宫看望新兵训练处的官兵时，毛泽东说，希望你们在今后的战斗中，成为优秀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我们军队需要一大批优秀的指挥员，今后我们要像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样办军事学校。战士们聆听了毛泽东的教诲，表示要努力学习，跟着毛泽东闹革命打天下。

9月10日，正值农历中秋佳节，毛泽东召开三团排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结束后便同全体指战员共进晚餐，欢度中秋佳节。当晚，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毛泽东心潮澎湃，兴奋地写下了一首著名的光辉诗篇《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9月11日清晨，毛泽东在团长苏先俊的陪同下，在县城桥头大沙洲检阅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的全体官兵和由铜鼓工会、农会组成的支前队，并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进攻。阅兵结束后，全体官兵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高举火红的军旗，向浏阳白沙进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攻打白沙首战告捷，战后毛泽东称“旗开得胜”。

由于当时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估计不足和第四团的叛变，秋收起义爆发后，三路部队分别在进攻平江金坪、浏阳东门市和浏阳县城的战斗中先后受挫，损失严重。面对这一情势，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放弃原进攻长沙的军事计划，于9月14日在浏阳金坪发出命令，要第三团回师铜鼓排埠，师部和一团务必于第二天午前赶到排埠会合。9月15日，毛泽东率三团先行抵达铜鼓排埠万寿宫。

起义的失利，有悖于策划的初衷。兵退排埠的三天两夜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运筹的空间，开始萌生了与八七会议和湖南省委所确立的“进攻长沙”截然不同的策略——向农村进军。

9月17日，在一团还未到达的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命令三团南撤改退萍乡，正式拉开了向农村进军的序幕。9月19日，起义部队在浏阳文家市会师。9月26日毛泽东在莲花决策“引兵井冈”。9月29日起义部队在永新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毛泽东把工农革命军的军旗插上了井冈山，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历史的际遇中，毛泽东选择了铜鼓，把铜鼓作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指挥中心，在铜鼓开始带兵打仗。

（责任编辑李树泉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