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学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主流观点，即认为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坚决执行了“绝对不准抵抗”的命令，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放一枪就把沈阳城让给了日军。即便是近年来一些史学研究者经过考证认为中国军队实际上进行了抵抗，但是由于史料多数来源于北大营亲历者和一些东北军将士的回忆，而没有引起重视。2008年9月18日，著名收藏家詹洪阁先生向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捐献了7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为反驳这种所谓主流观点，并进而在谁打响了中国抗战第一枪的问题上提出新的看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日本销毁了大批侵华罪证。詹洪阁先生捐献的7幅照片，应该说是弥足珍贵的。这些照片是日军为记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自己拍摄并进行纪念和发行的。这些照片都以北大营为背景，从不同场面和不同视角，反映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具体过程。

其中有两幅照片最为珍贵：图一是日军为在进攻北大营时被击毙的一名士兵修建墓碑时的场景，墓碑上刻有“故陆军步兵伍长，新国六三君之碑”；图二是几名日军士兵在新国六三墓碑前举行悼念仪式的照片。照片文字中显示的具体时间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9月19日。

结合有关资料，分析这两幅照片：第一，日军驻奉天独立守备队在九一八事变进攻北大营时，由于东北军的反击，当场被击毙了步兵伍长新国六三等人。这两张照片就是日军为表彰和纪念新国六三而修建墓碑和祭奠时的真实照片，时间应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地点是北大营附近。修建墓碑的目的是让进攻北大营的日军参拜和祭奠，同时也是对新国六三的褒奖和纪念。第二，这两幅照片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彪炳“战绩”而发行的，类似现在的明信片。从后面的纪念印章可以看出，有相当一批日本人持有这种明信片，因此这两张照片有一定影响。既然作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战绩”而留存，那么流入民间为收藏家所收藏当属正常。据照片原持有人称，他的长辈曾有人在日伪时期为日本人做事，因而能够得到这些照片，并且留存下来。第三，这些照片是在九一八事变现场由日本人所摄。照片后面的“寺岛写真部”是日军的一家专门为军方服务的照相馆，当时就设在奉天的大和旅馆二楼（今辽宁宾馆二楼）。九一八事变当夜，正是由这个照相机构派出摄影人员，作为战地记者跟随进攻北大营的日军现场拍摄的这些战时场景。我们可以说，因为这是由日本人自己拍摄的照片，所以更加具有真实性和不可辩驳性。当时中国人是不可能在现场，更不可能被允许拍照的。

这两幅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在九一八事变中，准确地说应该是9月19日凌晨，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日军士兵新国六三被当场击毙的不争事实，这与中国东北军第七旅六二○团团长王铁汉的回忆相吻合。9月19日凌晨1时左右，王铁汉团长面对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的不准抵抗命令十分激愤，他说：“敌人侵我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意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已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不能持枪待毙。”于是王铁汉毅然下令：“打！”东北军六二○团爱国官兵开始向日军猛烈还击，一场北大营保卫战打响了。

日方一些公开出版的资料，也可以和这两幅照片相互印证。当时有些日本人办的报刊，如《盛京时报》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曾发表关于中国军队进行抵抗的报道，说日军死伤40余人。另据日文资料《满洲事变关东军纪念写真帖》的记载，满洲战死者名单中就有新国六三、曾子正男两人。但史学界大部分学者一直认为日军这些记载是夸大之词不足为信。因为九一八事变本身，日本都污蔑是由中国军队制造的事端而引起的。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在九一八事变当夜，中国军队确实进行了有效反击，并击毙击伤多名日军，这是不争的历史史实。

长期以来，关于谁打响了中国抗战第一枪的问题在史学界持有多种不同观点：一是1931年9月19日隶属沈阳公安总队的武装警察在沈阳西塔一带与日本进行战斗，打响了中国抗战第一枪；二是辽西抗日义勇军于1931年9月23日揭竿而起，组织起来反抗日军侵略，打响抗战第一枪；三是1931年11月4日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打响了抗战第一枪；四是1933年3月的长城抗战打响抗战第一枪；五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打响抗战第一枪。这些提法虽然都有一定道理和依据，但也都同一定的历史背景有关，那就是以九一八事变当夜驻守北大营的中国军队执行了不抵抗命令，没有反击日军的进攻为前提。这两幅照片证实日军士兵被打死，东北军爱国官兵是在第一时间，即九一八事变当夜，在第一地点，即日军进攻的北大营发起了反抗，并创造第一战绩，即击毙击伤日军士兵新国六三等。因此，上述前提不成立，相应的各种说法当然也不成立。

总之，根据新发现的照片，并结合其他有关资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东北军爱国官兵在日军进攻北大营时进行了有效抵抗，打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第一枪，同时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责任编辑汪文庆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