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忠

2000年7月，我结束了驻越南大使的任期，奉调回国。退休后，外交部有时仍交给我一些临时性任务，参加首批外交档案解密工作就是其中的一项。

很早以前，西方发达国家就实行了外交档案公开。一般说来，重大外交事件经过若干年后，失去了保密价值，便可对外公开，让外界自由查阅。听说法国外交部有一个图书馆，绝大多数的外交档案经过15年后，便可送到这个图书馆对外开放。上个世纪70年代，为准备中越陆地边界谈判，我外交部就曾派人前往这个图书馆，查阅中法界约和相关地图等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感到外交工作十分神秘，许多做法自然非常封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逐渐同国际接轨，外交工作也不断增加透明度，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接近外交、了解外交，开放外交档案便是一项重要举措。

2001年10月，外交部档案馆邀集七位退休大使开会，请大使们参与部分解密档案的复审工作。经过了解得知，外交部决定将1949年至1955年形成的部分档案对外开放，部内地区司、业务司的有关同志经过认真审阅，认为有上万件档案可以对外开放。但由于这是第一次开放外交档案，为慎重起见，要求7位大使把这些档案再从头审阅一遍，称为复审，力求做到万无一失。这7位大使是：徐贻聪（前驻阿根廷大使）、华黎明（前驻荷兰大使）、祝有容（前驻尼日利亚大使）、陈文照（前驻新西兰大使）、祖钦舜（前驻马耳他大使）、杨克容（前驻亚美尼亚大使）和我。

我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对我国的外交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虽已退休，但仍十分关注我国的外交活动。我是60年代初进入外交部的，对建国初期的外交活动不熟悉，听说要复审的是1949年到1955年的外交档案，既可开阔眼界，又是学习的好机会，我很愿意参与。

我们接触的虽是半个世纪前的档案，但透过那些已经发黄的卷宗，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国家面貌欣欣向荣、到处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升腾气势。就外交部来说，当时毛主席对如何建立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如何搞新中国的外交，提出了三条原则：“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所谓“一边倒”，就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通过大约半年的复审工作，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珍贵的原始史料和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亲笔批示。我们每人虽只审阅了这批档案的大约七分之一，但同样可以感受到初建时的外交部和建国之初我国外交活动的概貌，处处都体现了毛主席提出的上述三条原则。

这项工作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我至今仍有几点颇深的印象和感受。

其一，艰苦创业的精神和领导同志的革命作风。根据“另起炉灶”的精神，新中国的外交部没有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留用人员。第一批驻外大使姬鹏飞、耿飚、黄镇、王幼平、韩念龙等，都是从部队选调的将军，他们赴任前后的经历在我们复审的档案中都有详尽的记载。部内的干部也有不少是从部队调来的，还有一些是刚刚参加革命的年轻干部和外语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当时全部干部不过170多人，办公地点在现在的东单外交部街。有一卷档案记录了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会的情况。这样隆重的大会没有横幅，没有会餐，更没有文艺表演，会场只摆有一张讲桌，上面铺有白布。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建部大会。当他由常务副部长李克农和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陪同步入会场时，全体同志起立，热烈鼓掌。李克农副部长说：“同志们，我们的成立大会，首先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话。”周总理站起来说道：“首先，我要纠正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误。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任上来，你们是不是该称我为周外长?不要叫周总理嘛。”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周总理打开花名册，笑着对大家说：“有的好久没见面了，有好些人是第一次见面，我来点点名，认识认识。”接着，周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档案里仍完整地保存着周总理讲话的全文。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周总理虽然工作繁忙，但仍和到会的170多位同志逐一握手，充分体现了周总理对新中国外交队伍的殷切希望和平易近人的作风。

其二，严格的纪律。周总理特别强调外交人员的素质培养。他提出外交人员要“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周总理把外交队伍称为文装的解放军，意思是说外交队伍要有像解放军那样的铁的纪律。从档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例如当时外交部干部会见外国人，必须坚持至少两人同行；同外国人谈话必须有人做记录，有时记得非常详细，甚至连相互问候和谈论天气也都记在纸上，并归进了档案。还有一卷档案说的是某位驻外大使为驻在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了饯行宴会，由于未事先请示，便受到了外交部的严肃批评。大使馆接到国内批评后，立即召开了特别馆务会议进行认真检查，一致认为部里的批评对每个人都很有教育意义，表示今后一定从多方面注意改正。第二天大使馆又把开会情况向国内做了报告，并补充说待大使回国时，再向部领导做进一步汇报。还有，中国代表团出国访问前，对代表团成员的成分也都要进行十分严格的审查，有一卷档案提到，一个工会代表团出国，但某领导提出代表团翻译的人选不合适，最后竟为此直接请示了周总理。今天看来，这些纪律似乎过于严格，甚至有些苛刻，但几十年来正是这些纪律的约束，形成了外交部的传统。几年前我们到香港旅游，国旅的导游小姐说，她们每天接待来自各行各界的旅游者，只有外交部的干部最守纪律，约定几点集合，肯定会准时到场。

其三，领导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处处率先垂范，带头做出好样子。有几份档案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如：

——1954年3月，国内通知驻苏联和东欧国家使馆：我国领导同志的名字均不作任何命名，恳切希望驻在国也不要以我国领导同志的名字作任何命名。

——1953年11月，保加利亚驻华使馆参赞来外交部说，这一年正值毛主席60岁寿辰，保党政领导人想了解中国如何庆祝。外交部非常明确地回答：不准备庆祝。

——1955年12月，国务院通知上海、江苏等一些省、市党委和政府：招待会须注意节约，切忌浪费，避免产生不良影响。其中具体提到北京接待外国代表团团长、团员每人每天费用10元，工作人员8元，宴会每桌不超过50元，要求各地参照北京的标准，按当地物价指数适当增减。

——1951年12月，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送给周总理8件礼品。外交部将礼品清单送呈周总理，请示如何处理。周总理在第一件（唱片6张）后面批示：外交部公用；在另7件后批示：存外交部陈列。

——1952年1月，邓颖超从东德带回苏联驻柏林代表崔可夫送给周总理的西餐瓷器一套，共4皮箱。周总理批示：送外交部处理。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批示：根据以往办法，凡送总理的礼品统由外交部交际处保存。

其四，中苏关系处于最佳时期。有一卷档案记录了1955年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刘晓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递交国书的情况。刘晓大使时年47岁，是中共中央委员，赴任前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苏方对刘大使到任十分重视。刘大使于1955年2月4日抵达莫斯科，苏方于第三天（2月7日）便安排了递交国书。递交国书后，伏罗希洛夫挽着刘大使的手走进内厅，谈话40分钟。谈到两国关系时，伏罗希洛夫说，苏中友好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他还主动问候毛主席，说毛主席的健康是我们革命事业的需要，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幸福与希望。档案详细描述了递交国书的程序，其中还有一份示意图，标明了当时在场的大使馆全体外交官列队的次序。刘大使和翻译站在最前，面对伏罗希洛夫，后面共有16人，分站4排，每排4人。站在第一排的4人中有两位参赞，他们是李强和刘放，就是后来的我国外贸部部长和石油部副部长。站在第三排的有一位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刘述卿，后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而当时丹麦新任驻苏大使早于刘大使抵达莫斯科，但苏方安排他迟至9日才递交国书，可见苏方对中苏关系的高度重视。

当时我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处于最佳时期。有一卷档案记录了1953年我国驻保加利亚使馆举行国庆5周年招待会的情况，具体情节我记不清了，但记住了一点，就是招待会于晚上8点20分开始，直至深夜1点才结束。驻东欧某使馆的一位二秘带领几个人去参观驻在国的一个工厂，对方竟组织夹道欢迎和献花，并设宴款待，前后长达四五个小时。仅从这些活动的时间，就可以想象现场的热烈气氛和我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火热程度。

其五，关于复审工作的环境。应该说，我们的工作条件比较艰苦。7个老人挤在部里一个房间里，空间很狭小，累了想休息一会儿，连沙发都没有。不管阴天下雨，也不管凛冽寒风，我们每天都要很早起床赶班车，相当紧张。但外交部档案馆廉正保馆长和其他领导对我们很关心，尽量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主管女处长张素林同志更是跑前跑后，同我们密切配合。为了让我们中午能休息一会儿，档案馆特意为每人购置了折叠床和棉被。出于对工作的责任心，我们对每一卷档案都认真复审，就开放与否提出意见，并在表格上签名。然后再交给组长徐贻聪大使，他还要再看一遍，并在上面签字。最后还要由档案馆馆长签字。我们总的指导思想是尽量扩大开放范围，只要不涉及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就争取多开放一些，让社会各界更多地了解我国的外交工作。经过半年的奋斗，7位老同志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任务。彼此也加深了了解和友谊。2002年春节期间，档案馆全体同志和我们举行了春节联欢，华黎明大使还表演了二胡独奏《二泉映月》。一年后，我们参加复审的几位老人和廉正保馆长、张素林处长又在北海公园搞了一次团聚。

2004年1月16日，新中国部分外交档案首次对外开放。当天在外交部南配楼七层举行了“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揭牌仪式，李肇星部长和乔宗淮副部长出席。李部长对外交部档案开放表示祝贺。他说，新中国外交档案首次向社会开放是外交部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开拓创新的新举措，外交档案对外开放是为公众服务的具体表现。如今，外交档案解密工作仍在继续进行。通过几年的实践，逐步积累了经验，操作上也更加熟练和简化，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不再坚持初审和复审两道工序，自然也加快了开放的进度。我们7位老人，为能有机会参与首批外交档案解密工作而感到欣慰。

（责任编辑汪文庆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