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甲

翻开2008年第1期《纵横》杂志，一篇题为《与“志愿军战俘”的韩国之行》的文章一下子吸引住我的注意力。文中说：“抗美援朝战争迄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在这场战争中有一批人不幸成为‘志愿军战俘，他们在被俘期间的斗争经历和生命沧桑却鲜为人知……”看到这里，作为一个了解当年战俘斗争全过程的知情人和见证人，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

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朝鲜停战谈判持续达两年之久，斗争焦点在于战俘遣返的谈判。为了揭露敌人在战俘遣返上玩弄的诡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的具体组织领导下，一个专事进行战俘调查的抗美援朝记者组迅速成立了。我有幸成为记者组的一员，奔赴朝鲜前线展开了工作。我们曾对1952年首先遣返的志愿军病伤战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他们在敌人手中悲惨的遭遇；曾在朝鲜开城板门店我方“祖国怀抱”大牌楼前，迎接一批又一批冒死归来的志愿军战俘；曾受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指派，前往朝鲜人民军敌军工作部交流中朝两国对战俘调查的经验；曾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向战俘们做宣讲工作，鼓励他们打破敌人的血腥控制，勇敢地回到祖国怀抱；最后，我们在位于“三八”线上的朝鲜汶川东场里含泪目送万余战俘被裹胁离开朝鲜，前往台湾基隆，为他们未能及时回到内地而悲伤。

因为我自始自终参加了战俘遣返工作，所以深深了解志愿军战俘在敌营中所受迫害是极其残酷、骇人听闻的；他们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同敌人进行的斗争是不屈不挠、壮怀激烈的。

突遭强敌包围英雄不幸被俘

从1950年10月起，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至1951年5月，我军发动了五次战役。前三次战役，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我方作战人员被俘很少；相反，我方却俘虏了敌军一些人员，并把他们集中于朝鲜北部碧潼我方战俘营内。

从第四次战役开始，我军逐渐遭受挫折。特别是1951年5月间第五次战役进行到第二阶段，志愿军有两个军的兵力被敌人分割包围，险遭覆没。最后还是有一个整编师，即第三兵团六十军一八○师未能归还建制，只有少部分人员突围出来，一部分人员血染沙场，16000多人落入敌人牢笼，占了整个朝鲜战争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

我军事人员当时被俘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一八○师被俘的最高领导人、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归来后向我诉说，他和40多个干部战士进入山区，在山洞中与敌人打游击，因患病而被俘。此后他一直被单独监禁，不见天日，吃尽了苦头。团副参谋长魏林是一位老红军，他在被包围后，是在与敌人拼死搏斗时，因敌众我寡，逐兵无力而被俘的。团宣传干事张泽石是被敌人炮弹爆炸震昏后被俘的。也有的是露宿野外，在夜间被毒蛇猛兽伤害后被俘的。种种情况，不一而足。我军官兵被俘大都是迫不得已，许多人准备先与敌人拼命而后自尽，只因措手不及而不能如愿。

在此前后，朝鲜人民军的十多万官兵也不幸被敌俘虏了。

敌方掌握了中朝军队的大批俘虏，便以为“奇货可居”，获得了谈判的政治资本。他们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关于全部、无条件遣返战俘的明确规定，在停战谈判开始时，就提出双方战俘“一对一交换”、“同等数量交换”等无理要求。在遭到中朝谈判代表痛加驳斥后，他们又提出“不强迫遣返”、“在自愿基础上遣返”等主张，蓄意制造借口，强行扣留中朝战俘。于是，围绕着“是否返回祖国”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中朝两国战俘与敌人展开了长达两年的不屈不挠的大搏斗。

秘密建立组织

巧与敌人周旋

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被俘人员开始时分别被集中关押在釜山战俘收容所。后因人数不断增多，美军又于1951年在釜山外海朝鲜历史上关押和流放犯人的巨济岛，修建了12座战俘营，称为12个联队。其中，72号、86号两个战俘营关押中国战俘（其后又扩建了几个战俘营，收容中国战俘）。最后，美军将志愿军战俘全部移至济州岛。

两个战俘营相距不远，同建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上，有公路相连。四周是高达丈余的三层铁丝网。每个拐角处都高耸着岗楼，楼上重型机枪的枪口俯视着整个战俘营。营内中央有一空场，两侧各有三个帐篷群，每个帐篷群是一个大队。

战俘们不仅要忍受饥饿、寒冷、劳役的煎熬，在精神上更承受着高压的统治。他们日常不能表达出爱国的情怀，否则就要受到惩罚。绝大多数战俘内心深处是隐藏着忠于祖国的思想的，但无可讳言，也有少数败类叛变投敌，在战俘营内为虎作伥，欺压、迫害自己的战友。以86号战俘营为例，六个大队中，一、四、五大队由忠于祖国的战俘控制，另三个大队则被国民党特务和叛徒控制。反动分子掌握着警备队，实行白色恐怖，不断制造事端，迫害爱国战俘。

开始时，爱国战俘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串连，建立组织。86号战俘营四大队部分共产党员最先秘密地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一大队则提出“反虐待争温饱”口号，团结一批战俘成立了“弟兄会”。五大队的团宣传干事张泽石，曾是清华大学学生，英语很好，在战俘和美军之间充当翻译。他就利用这一身份，和五大队的一些同志进行串连。为了加强团结和增强领导力量，他提议成立地下党支部。但在对串连的81个难友调查时，他发现只有3个是党员。那时，大陆刚刚解放，许多人都是解放后刚参加革命的同志，共产党员较少，共青团员也只有十五六个，但党员和非党员的心是相通的。这天晚上，他们举行了党支部成立大会，一张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画的“党旗”贴在帐篷的北墙上，3名党员站在党旗前，邀请78名非党员难友列席。同志们整齐地坐在潮湿得发出霉味的草垫上，面向北方，低唱起了《国际歌》。接着，3个党员、78个爱国者举起右臂，向党旗宣誓：“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现在，就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异国的孤岛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向自己的母亲庄严宣誓：莽莽大海，汹汹怒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做他乡鬼，不当亡国人！”

敌人对战俘营的管制虽然十分严密，但人心不可侮，各种地下进步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后来，在一八○师团政委赵佐端（当时化名王芳）等同志的策划领导下，组成了战俘营最高的领导组织——党委会。在执行一段时期以后，考虑到这样不符合组织原则，未经中央批准，又未经上级任命，决定改为“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把各种地下进步组织团结在一起，坚持用启发、教育的办法，不断争取更多的被俘人员参加到爱国行列中来，和敌人展开持久的斗争。

在“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的影响下，在敌方掌控的72号战俘营内，由一八○师五三八团副参谋长杜岗牵头秘密组织了“回国同志战斗总部”，他们团结了8个“回国小组”的100多名战俘，计划组织突击队，从叛徒、败类手中夺取战俘营的控制权。他们在秘密接触时，不幸被敌特发现了。敌特将杜岗和几个爱国战俘吊起来毒打，杜岗被打掉两颗门牙，腿部也被打得溃烂了。他仍然高呼：“我是共产党员，我就是要回祖国大陆！”坚贞不屈的行为鼓舞了其他同志继续进行斗争。几天以后，72号战俘营的300多名战俘到美军储运站去做苦工。爱国战俘张光普趁美国巡逻兵刚走过无人看管之机，迅速跑到一个货堆下面，掏出早已备好的酒精盒，点燃后塞到了货堆下面，然后巧妙地挤进做苦工的战俘行列。十几分钟以后，火舌舔噬着那堆货物，劲吹的海风又把火焰吹向其他货堆，顿时，储运站大火冲天，映红了巨济岛的上空。

齐心绝食抗议营救战友归队

1952年年关到来之前，以魏林、孙振冠为首的148名爱国战俘不堪72号战俘营的反动统治，冲了出来，来到对面的71号战俘营，成立了“71回国大队”，完全摆脱了美国及国民党特务和叛徒的压迫与控制，由地下进步组织进行领导，实行全体人员吃、穿、住平等和政治上的民主，响亮地提出“回祖国”的要求。它的建立如一盏明亮的灯塔，照亮了这个海岛。它告诉战俘们：团结战斗才能生存，爱国回国才是光明大道。这里立刻成为热爱祖国的志愿军战俘向往的地方。

元旦一清早，几百名被美军称为“死硬共产党分子”的我被俘人员，在魏林、孙振冠、张泽石等率领下，在新建立的71号战俘营内，冒着凛冽的寒风，放声高唱国歌。孙振冠是六十军中最年轻的营教导员，在被俘的志愿军干部中，他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领导大家开展斗争的，因此在战俘中有很高的威信。

新年之后的第五天，从釜山医院押送来的伤病难友，坚决要进71号战俘营，而高大强壮的美军士兵却硬要拽他们进入72号战俘营。这些伤病难友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抗，被美军拳打脚踢，一个个被打倒在门前的公路上。这时，71号战俘营的难友们大声呼喊，予以支援，但无济于事。

地下进步组织决定进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把这批难友送过来。由孙振冠、张泽石出面，代表大家给美军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写了抗议书，表示宁肯饿死也要救出14名难友。

接连三天，送来的食品堆放在营门口，没有人去取，大家静卧，没有一个人喊饿。美军几次动员大家吃饭，大家说：不放出14名难友，我们绝不进食。“人心齐，泰山移”。到第四天下午，71号、72号战俘营大门同时打开，美军被迫放人。14位难友互相搀扶着走进71号战俘营，大家激动地互相拥抱。晚上，14位难友叙述了进入72号战俘营以后的遭遇。当一位难友把衣服脱下来展示他被敌人残害的罪证时，大家都被他背上那几块被烙伤的血红色伤痕和被烧焦翻起来的肉皮惊呆了。大家抑制不住满腔怒火，连夜写出一份血的控诉书——《致国际红十字会的愤怒揭发信》。

爱国的被俘人员舍生忘死投奔71号战俘营的事例层出不穷。1月中旬的一天，一位叫丁先文的难友归来了。他的脖子上缠着厚厚的渗着鲜血的纱布，脸色蜡黄，一走进71号战俘营就倒在地上。原来，他誓死要来71号战俘营，遭到拒绝和毒打后，他用刀片抹了脖子，经过输血抢救，才保住了性命。他来到71号战俘营的当晚，难友召开了欢迎大会，他吃力地叙述了爱国战俘在敌营中组织反抗及被美军和敌特分子整得死去活来的情况……极度虚弱的他说不下去了，最后鼓足了力气，喊了声：“党啊，我回来了！”就昏过去了。

筑起血肉长城保卫五星红旗

1952年春，在遣返战俘问题上，敌人花样翻新，要对每个战俘进行所谓“甄别”，其目的是胁迫中国战俘拒绝回祖国，以损坏新中国的声誉，这是一个大阴谋。

爱国战俘们用什么办法号召大家坚决返回祖国呢？地下党组织紧急作出三项决定：（一）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在敌人强迫进行“甄别”时挂起来，用以号召对面72号战俘营的难友们敢于表达回国志愿，冲出牢笼；（二）立即向战俘营长官杜德送去要求将志愿军战俘全部遣返祖国的紧急声明；（三）发表决心书，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所谓“甄别”。

制造五星红旗，没有红布，难友们将一幅白绸子布用红药水染红；没有缝制五角星的黄布，就用医治疟疾的奎宁水溶液把白布染成黄色。难友们又找出自制的针线，精心设计、剪裁、缝制。

旗子摆在营房中央，赵佐端建议大家排好队，每人轮流上去缝几针。他第一个走上前，跪在国旗旁，为五角星缝边。当夜，几位有力气的难友在风雨掩护下，躲避着敌人探照灯的照射，将卸下的帐篷支柱用铁丝编绑成十多米长的旗杆，竖立起来。

天将黎明，国旗制成。清晨，全体难友集合在高大的国旗杆下，唱起了国歌，鲜红的国旗在庄严的歌声中升上了杆顶，随之在海风中骄傲地飘扬起来。

这时，如梦初醒的美军大兵们立即喊叫起来，命令降旗；同时拉响枪栓，准备射击。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爱国战俘吴忠孝走到营门口，高声回答：“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起自己的国旗。”美军士兵却通过翻译蛮横地说：“不行，你们不降旗，我就开枪！”吴忠孝毫无惧色，拍着胸膛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砰”的一声，丧心病狂的美军扣动了扳机。岗楼上的机枪也响起来了。吴忠孝用手捂着肚子倒了下去，另外几个战友也倒在血泊中。

战友们愤怒了，一些人跑去护理伤员，一些人寻找石块予以反击。马兴旺营长振臂高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站到前面掩护群众！”于是党团员迅速出列，手拉手筑成一道人墙，保护战友，保卫国旗……

誓死返回祖国反对血腥“甄别”

1952年4月8日，美军不顾我方强烈反对，悍然在各战俘营开始进行所谓“甄别”，对敢于提出回祖国的战俘给予疯狂的迫害。

这天傍晚，敌人将他们平时严密控制的战俘大队集合在空场上宣布：胆敢回内地的到营门口去上车。原四川大学外文系学生、战俘林学甫见大家心存疑虑，便挺身而出高呼：“回祖国，跟我走！”当即有20多名难友跟着他向大门口冲去。他们立刻陷入叛徒、特务们的包围之中，继而全体被打倒在地，然后一个个五花大绑，被拽去“过堂”。当时，各大队被打的“死心塌地的共党分子”共有200多名。林学甫被绑在耶稣十字架下，联队副大队长李大安手持美军奖给他的匕首指着林学甫的鼻子问：“回内地还是去台湾？”林学甫坚定地回答：“回内地。”李大安说：“好，那就把你身上刺的字留下！”说罢，李大安便用匕首将强行刺在林学甫身上的“杀朱拔毛”几个字血淋淋地削下去。李大安狞笑着又问：“还回内地吗？”林学甫忍痛高呼：“回祖国！”李大安惨无人道地又将林学甫右臂上的“反共抗俄”连字带肉一同挖下。林学甫痛得昏死过去了。待他苏醒时，李大安又问：“到底去那里？”林学甫拼着全身的力气呼喊：“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没等喊完，被李大安一刀刺死。随后，李大安野兽般地剖开了林学甫的胸膛，挖出了还在颤动的那颗鲜红的心。他用匕首挑着它狂喊：“谁要回内地，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在反动的“甄别”中，成百上千的我被俘人员被杀死或打伤，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各个战俘营。

以赵佐端为首的坚定要求回国的战俘们，收集了死难烈士名单，整理了敌人犯下的种种罪行，在由爱国战俘控制的战俘营内，举行了大规模的控诉追悼大会和示威游行。面向战俘营大门设置了灵堂，顶端挂着用中、英文书写的横幅：“沉痛追悼在‘四八血腥甄别中英勇就义的死难烈士！”横幅下面，正中书写着烈士名单，两旁是一副挽联：

屠刀下昂视敌人具万分骨气成壮举

囚笼中默哀烈士化无限悲痛为力量

再下面是直径达两米的几个白色花圈，6000多名难友戴上用手纸做的白色小花，肃立在灵堂前默哀。

追悼仪式结束后，大家举横幅、烈士名单、挽联和花圈，排成长队，沿着铁丝网游行示威，一面唱挽歌，一面喊口号。挽歌由张泽石作词，文化教员骆星一谱曲：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苦难的日子里，你们的鲜血染红了异国的土地。

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在敌人的刺刀下宁死不屈。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仇恨永远记在心里。

我们将踏着你的血迹，和敌人战斗到底！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祖国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你！

大家一方面心情沉痛悲愤，一方面又为第一次看到自己这支回国队伍如此壮大而振奋不已。

英雄生擒敌酋举世为之震惊

1952年五一节刚过，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俘的秘密组织“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做出惊人决定：活捉敌酋杜德准将，迫使其公开向全世界承认美军在战俘营犯下的种种罪行。这时，中国爱国战俘营的番号已改为“602”，所肩负的任务是立即开展游行示威和绝食活动，要求和杜德面对面谈判，以解决改善战俘营的待遇问题。只要他肯出面，立即停止绝食。这样可使其放松警惕，以便朝鲜同志与他们谈判时，见机行事，生擒活捉。

我志愿军战俘的“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立即紧急开会布置任务，大家非常激动，都表示坚决协同行动，与人民军战俘互相配合，实现壮举。

5月3日，中国战俘递交了“要求美军当局改善战俘生活条件，要求直接与杜德将军谈判”的函件。

5月4日，602号战俘营整天大造声势游行示威。5月5日，全体绝食，把运来的粮食和菜蔬等统统堆在大门外，面向公路的铁丝网上挂满战俘们的饭盒。除了少数纠察队员和工作人员外，整个战俘营如死一般的沉寂。

当天下午，杜德同意和战俘代表在美军司令部谈判。志愿军战俘则以安全无保证为由，请杜德到战俘营谈判。

5月6日上午，杜德带领他的中校副官和一个排的卫兵，来到602号战俘营大门外，卫兵排成扇形，如临大敌般持枪对着战俘营。当杜德等人走到营门口时，战俘代表孙振冠、张泽石接待了他，正告杜德：正视战俘们严重营养不良状况和伤病员缺医少药的痛苦处境，强烈要求美军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给予人道主义待遇。杜德假惺惺地表示，将努力改善，但前提条件是停止绝食。孙振冠当即回答：“如果将军能认真解决我们的最低要求，我们当然乐于立即恢复进食。”

谈判就这样结束了。美军看到我方战俘通情达理，便放弃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对峙阵势。

5月7日，就在杜德“视察”602号战俘营的第二天，朝鲜人民军76号战俘营的人员也连续三天游行示威，要求杜德前来谈判。

这天下午1时半，杜德同样在全副武装护卫下，来到76号战俘营大门口。由于谈判内容和602号战俘营谈判内容相仿，警卫士兵开始松懈起来。

正当朝鲜战俘代表与杜德在战俘营门口进行谈判时，去海边倒粪便的一群“清洁队员”抬着粪桶回来了。营门大开，杜德和副官手捂着鼻子，退避到门旁，让战俘们抬粪桶进去。突然间，十多个身强力壮的敢死队员扔下粪桶，将杜德和副官围住，并迅速把他们推进战俘营大门。当敢死队员正全速回身将大门关上时，那个中校副官狡猾地蹲下身子从人缝中溜走了。肥胖的杜德极力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呼喊：“Save Me! （救救我）”他一下子从战俘营长官变成了战俘的“阶下囚”。

与此同时，在76号战俘营大门口竖起了早已备好的用英文写就的巨幅横标：“美军官兵们，我们生俘了杜德准将，待谈判结束即交还你们；如胆敢开枪，杜德将军性命难保！”

与此同时，杜德下达了他签署的命令：“我命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绝对禁止开枪；我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

孙振冠和张泽石作为志愿军战俘代表来到76号战俘营。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紧急召开，推举朝鲜人民军师团参谋长李学九为代表团团长，孙振冠为副团长。

杜德被叫了进来，让他听取代表们的控诉发言，并向他交代政策：允许申辩，但要尊重事实。

中国战俘代表张泽石的英语发言最为激动人心，他大声向杜德怒斥道：“你这个沾满了战俘鲜血的刽子手，你知道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吗？你听听烈士们临死前的誓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你懂得炎黄子孙的民族气节吗？你知道共产党人的信仰吗？你以为镇压和屠杀就能改变我们的信念，就能屈从你们美帝国主义的意志，妄想！完全是妄想！”

杜德在聆听发言过程中，一直低着头。张泽石控诉完，杜德用手撑着桌沿站起来，声音嘶哑地说：“我有责任，我有罪。”

孙振冠发言：“我相信美国人民是反对你们这么干的，你们实际上是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播下仇恨的种子。我深信美国人民最终是要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我们希望你能做出一些事来，弥补你的过错，并替你的政府挽回一些损失。”

当杜德通过翻译听到义正词严而又通情达理的话语时，用颤抖的声音回答：“感谢代表阁下的这一番话，我将终身不忘这些宝贵的教诲。我愿意尽力弥补我的过失。”

朝鲜人民军的战俘代表也作了有力的批判发言。杜德不住地点头。

事件发生的第四天，即5月10日，经过艰苦的谈判，杜德艰难地在《美方战俘营管理当局认罪书》上签了名，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同意释放杜德，由新任命的美军战俘营长官波特纳准将到战俘营来领人。他在收条上签了字，收条这样写道：“今收到由朝中战俘代表大会送还的一名美国将军——杜德准将。经检查，杜德将军阁下确实毫无任何受侮辱与受损害的迹象。特此证明。美军巨济岛司令官R．波特纳（签字）1952年5月10日”

这场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干净利落漂亮，中朝两国战友取得如此巨大胜利，在国际战俘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当然，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胜利，敌人不会就此善罢干休，接踵而来的是系列残酷的报复——血洗战俘营。但压迫越深重，反抗也越激烈。敌人的屠刀终究阻挡不住战俘回国的愿望，历经两年多拼死拼活的较量，一批批爱国战俘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到1953年9月5日，我们在开城板门店迎接了最后一批爱国战俘归来，其中包括“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的主要领导人赵佐端、杜岗、魏林、孙振冠、张泽石等同志，他们乘卡车老远就唱着歌，挥着帽子，眼含热泪；下车后与欢迎者热烈握手、拥抱。至此，共有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回到祖国怀抱。

但是，他们回国后，相当多数人曾被扣上“叛徒”、“变节分子”种种不实的帽子，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80年9月，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后，真相得以大白，沉冤才得以昭雪。他们同百万英勇的志愿军广大指战员一样，都是“最可爱的人”。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