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翔

戈登是镇压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与屠夫，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这样叙述戈登的结局：“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如果时光倒退100年，在晚清的历史里，戈登是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功臣”，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死后清庭专门派人去吊唁。英国人眼中的戈登则是“英雄中的英雄”，维多利亚时代的“楷模”，死后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到他家中慰问。

戈登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

戈登1833年出生于伦敦，军校毕业后进入英国皇家陆军，开始了军旅生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于1860年到达天津，由于来得晚，错过了大沽、张家湾和八里桥等重要战役，只赶上了火烧圆明园。他在日记中强烈表达了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不满：“洗劫之后纵火，以最野蛮的方式毁坏这些最宝贵的财产……每一个人都发疯一般地抢劫。”战争结束以后，戈登随英法联军在北京驻扎了一年多。

1860年，李秀成在大破江南大营后，连克常州、无锡和苏州，兵锋直指上海。为了守住上海这座“冒险家的天堂”，在清政府官员的支持下，美国人华尔成立了一支由西方人和中国人共同组成的“洋枪队”来对抗太平军。1862年9月，华尔在对慈溪的攻击中阵亡，美国人白奇文继任常胜军统领。白奇文一上任就和李鸿章关系搞僵，并与清将程学启闹出不少矛盾。特别可笑的是，为了士兵的饷银问题，白奇文竟然带了一队士兵从松江冲到上海泰记，抢走一大批银子。李鸿章以帝国官员名义，下令白齐文“走人”，因为从名义上讲，“常胜军”是大清帝国的“常胜军”。最终，英国政府下令让英国皇家陆路工程兵出身的戈登上校接管“常胜军”，于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机遇出现在30岁的戈登面前。

戈登上任后，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征服了常胜军。戈登治军公正严明，军纪严肃。接任不久，白齐文留在常胜军中的数十名美国教官开始闹事，扬言要枪毙中国士兵，炮轰英法教官。戈登赶到，查问带头者是谁，无人理睬。戈登厉声说，若不交出策动者，他将在每5名美国教官中揪出一个枪毙。美国佬挥拳咆哮，戈登箭步上前，攫住一个吵得最凶的班长，下令卫兵把此人当场枪决，哗变立马平息！此事给了李鸿章深刻印象。

戈登虽然严厉，但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决不强求士兵去做。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部队行军时常遭到伏击，戈登每次都安然无恙，很快被部下敬为神灵。

此时太平军的忠王李秀成在苏南一线分散兵力，固守星罗棋布的据点，这些要塞堡垒对付寻常的绿营乡勇绰绰有余，但在“常胜军”和淮军新式的火炮面前则不堪一击。1863年5月，“常胜军”攻克太仓，4个月后兵临苏州城下。此时，戈登与淮军高级将领李鸿章等人产生了矛盾。由于戈登禁止“常胜军”攻陷城池后大肆掳掠，就必须保证充足的军费来源。李鸿章供应淮军已是捉襟见肘，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试图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自给自足。不想戈登坚持原则，绝不松懈军纪。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和淮军将领营私舞弊，截流“常胜军”的军费。李鸿章在日记中写道：“(戈登)有不少缺点，他心高气傲，脾气暴躁，没完没了地要钱……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较难相处。”

两人最终因为“苏州杀降”而决裂。1863年10月，“常胜军”和淮军开始围攻苏州。在“常胜军”和清军的强大压力下，太平军的纳王郜永宽同淮军将领程学启定下降约，戈登居间做保，因为双方都认为戈登最讲信用。没料到，太平军向清军投降仅仅4天后，李鸿章就以纳王等人不剃头、持械以及怕他们诈降为由，把太平军纳王等8人当场拿下砍了头。

根据李鸿章的记录，杀降当天上午戈登被调往昆山，因而并不在场。事实上，戈登自己的备忘录记载，他杀降时仍在苏州，只是被入城的淮军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软禁了1个小时，而降将们就在这段时间被砍了头。关于这一事件，当时上海、香港、伦敦的报纸均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但其中很多是谣传，比如说戈登手执左轮手枪，要击毙李鸿章，就实无其事。事实上，被利用了的戈登在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立即率领“常胜军”返回昆山，拒不参战，并向英国驻上海军方打了报告，要求逮捕李鸿章，以灭绝信义的罪名把他撤职查办，并把苏州交还给太平军！

李鸿章则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一方面向朝廷表功，戈登赫然位列程学启之后，接着重赏“常胜军”白银6万两，其中1万两奖给戈登；另一方面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的前因后果，强调杀降纯粹是中方的决定，和戈登无关。不久朝廷的赏赐下来，戈登被封提督，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清政府还仿照西方式样给戈登制作了一枚巨大的纯金奖章。

戈登拒绝接受1万两白银的赏金，在英国公使的规劝下，接受了清政府的嘉奖。戈登回到英国以后，将纯金奖章熔掉捐给了慈善机构，只保留了黄马褂。这件黄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国的戈登纪念馆。

1864年3月，戈登终于抛弃前嫌，面见李鸿章商议战事，两人都避而不谈“苏州杀降”一事。接下来，戈登继续率领“常胜军”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金坛一战，他本人腿部中弹受伤，在养伤期间，他给远在伦敦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想，如果我能活下来，圣诞节之前应该能回家。我承受的损失惊人，100名军官伤亡48人，3500名士兵伤亡了1000人。不要说我脾气倔强，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荣誉。我知道，当我离开中国时，我会和来时一样穷。但是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数十万人的生命能够得救，我就心满意足了。”戈登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证明他这封信确实不是在唱高调。

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国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常州攻克以后，“常胜军”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太平天国真正占有的大城市只有南京，曾氏兄弟不可能让外国人参与攻占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分湘军之功劳。李鸿章方面，更觉“常胜军”的军饷开支浩大，就与英国政府协商解散“常胜军”。戈登接到命令后，没有丝毫犹豫，他决定以休假为由返回英国。辞职时，他向英国以及清朝政府建议，一定要在发放大笔赏金后及时解散“常胜军”，以免士兵因缺饷闹事。1864年6月，“常胜军”的3000多军官和士兵得到赏金，全军解散，武器归公。而戈登本人，也获清政府赐封“提督”以示荣宠。

临行前，戈登满怀深情地向中国同僚赠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又说：“中国海军利於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这些预言后来都一一实现。

1879年，中国驻俄公使崇厚未经清政府批准，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把新疆的伊犁“让”给俄国。消息传来，朝野大哗。翰林院中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上书朝廷，力主撕毁条约，内惩崇厚，外拒俄夷。诸疆臣中左宗棠倾向主战派，李鸿章力主通过外交斡旋争取修订条约。主战派意见在朝廷成为主流，一时间中俄之间战云密布。双方争持不下，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把时任英国驻苏丹总督的“老朋友”戈登请到北京来参加廷议，想利用他的声望说服各主战大臣，争取和平解决中俄争端。

1880年7月，戈登在阔别中国16年以后，再次来华。戈登深知中国武力不济，建议迁就俄罗斯，以维护大局。此时戈登虽然已经47岁，但依然心直口快。在和主战派大臣们会面时，戈登说了一席话，让旁边的译员惊恐不安，拒绝翻译。戈登于是拿出一本字典，翻到某一页，将他想说的词指给大家看—— “愚蠢”二字赫然。慈禧经过庭议，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将崇厚治罪，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修约。曾纪泽经过艰苦谈判，同俄国签订《中俄改订条约》，终于使伊犁等地和平回归中国版图。

就在这年，苏丹爆发马赫迪起义，它在很多方面都酷似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运动领袖马赫迪和洪秀全一样，以宗教改革者的身份领导人民起义，最后建立王权统治。起义军在短短3年间就席卷了苏丹全境，直扑首府喀土穆。英国政府惊惶之余，把1879年已经回国的戈登再次任命为苏丹总督，让因为支持爱尔兰独立而在英国国内饱受排挤的他重回喀土穆，以求力挽颓势。

1884年2月，戈登重返苏丹。仅仅过了1个月，马赫迪10万大军团团包围了喀土穆。马赫迪起义军并非仁义之师，在喀土穆周边地区大肆抢掠屠戮，引起了喀土穆市民极大恐慌。戈登在被困期间完全有机会逃离危险，但他没有脱逃，他要尽保护当地居民的责任。戈登在给他姐姐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非常快乐，感谢上帝，我已经尽力履行了我的责任。”经过数月浴血战斗，缺食少兵的喀土穆被马赫迪的伊斯兰军攻陷，戈登勃勃不屈，在总督府持刀力战。最终，数百根伊斯兰长矛，把这位昔日威风赫赫的“常胜军”统领钉在了苏丹的红土地上。

现在的苏丹总统府，就是当年戈登对苏丹实行殖民统治时期的总督府。这是一座三层宫殿式白色建筑，内外戒备森严，士兵们荷枪实弹。在一楼大厅一个侧门入口处的白墙上，钉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着：查尔斯·乔治·戈登死于1885年1月26日。

(责编 张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