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涛

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罗瑞卿率部进入北平，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稍事修整，准备向西北进军。5月4日，部队正欲起程时，毛泽东在香山致电在青岛休养的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很快，中央任命了新的政委，罗瑞卿不知中央对他有什么新的安排，匆匆从青岛赶往北平。

毛泽东对他说：“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抵达北平后，罗瑞卿来到中南海。当时党中央和军委总部机关已从西柏坡迁进北平，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中南海，毛泽东还住在香山。罗瑞卿推门进去时，周恩来放下手中的毛笔，哈哈一笑，与罗瑞卿一起坐到旁边的沙发上，说：“叫你来，是有急事。马上要宣布新中国诞生，中央政府里面有你的位置，是公安部长。”罗瑞卿“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我还是随四野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吧。”周恩来浓眉一挑，微笑着说：“那么，公安部长谁来当呢？”周恩来告诉罗瑞卿：“中央已经决定你担任公安部长一职了，并兼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你要服从，只能干好，不能干坏。”

当晚，罗瑞卿被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见罗瑞卿走进来，含笑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罗瑞卿憨厚地笑笑，说：“主席请放心，我一定完成新的任务，干好公安部长。”

罗瑞卿做事向来雷厉风行，公安部很快成立，内设政治保卫、经济保卫、边防、武装、治安行政、人事等六局及办公厅。

—天，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来见毛泽东，谈到他暗访妓院的事。有一天深夜，他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访查，当他向一位15岁的妓女了解情况时，小妓女痛哭流涕，哭诉了她被拐卖到妓院的经过，还告诉彭真，她一天接客10多人，被老板盘剥后，一天的所得就是4个窝窝头。彭真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共产党能坐视不管吗？”回来后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后，义愤填膺，当即急电罗瑞卿，让他马上来一趟。罗瑞卿急急地赶来，毛泽东对他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罗瑞卿回答：“是，主席，我马上考虑把北平的妓院全部关掉。”

娼妓，是北平污泥浊水中绽放的罂粟花

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中国的娼妓制度有三千年。北平的妓院在明清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这八大胡同是王广福斜街、陕西巷、皮条营、韩家潭、石头胡同、胭脂胡同、百顺胡同和纱帽胡同。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新上台的权贵志得意满，恣意享乐，导致北平的妓院发展迅速，增加到十条妓院胡同。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北平，战乱和饥荒，使大批良家女子被人口贩子拐卖，落入烟花巷，北平的妓院数又有了增加，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仅次于居世界各大城市中第一位的上海。到20世纪40年代初，各等级的妓院总数达到了263家，从业人数达到2597人。至1949年解放前，北平的妓院数量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有273家，妓女1268人。

北平的妓院分为四等，一等妓院，又称“一等小班”或“一等清吟小班”“大地方”、“大胡同”。所谓“清吟”是指妓女都为苏州、扬州或杭州人，年轻漂亮，清秀可人，她们自小就学习笙管丝弦或书画。一等小班一般设在整齐的四合院内，妓女有贴身女佣，嫖客为军政人员、士绅、大商人、黄金掮客。这里是他们玩的地方，也是他们谈事的地方。二等妓院称为“中地方”，或叫“茶室”，设置比一等妓院差一点，但并不是很明显，差别明显的是妓女。如果妓女年事已大，就要被老鸨从原来的妓院赶到下一等的妓院中去。二等妓院的妓女大都是来自一等妓院中“人老珠黄”的妓女，嫖客为地主、商贾、浪荡公子等有钱人。三等妓院叫“下处”，妓女年纪都比较大，或者年纪轻但长得不漂亮。“下处”房子简陋，嫖客主要是一些小商人、店员、在京做买卖的生意人等。四等妓院是妓院的底层，是最昏暗杂乱的地方，就是破屋子寒窑脏土坑而已，俗称“老妈堂”、“窑子”、“土娼”。这里的妓女年龄较大、长相不好，嫖客也是些挣钱不多的体力劳动者，如三轮车夫、脚夫、短工等。

妓院是有钱有势之人寻欢作乐的地方，更是罪恶的源泉。妓院藏污纳垢，导致性病蔓延，无法控制。盗窃犯、烟毒贩子、诈骗犯等更是躲在妓院寻欢作乐，滋事生非。

北平解放后，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中共北平市委和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将妓院列入特行管理，对妓院的经营实行较为严格的限制，不再放任自流。1949年，北平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对妓院实行四条管理，规定：一、各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载住客的真实姓名、年龄、职业和固定住址，并于当日22时前将登记簿送当地派出所备案。二、凡有身着便衣而持枪游娼者，不得使其逃脱，必须迅速秘密报告。三、遇携带火药、军装、通迅器材而留宿者，要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并不准代其存放。四、凡有私行召开会议者和遇有身着军装嫖娼者，散兵、流亡政府人员、冒充解放军者，向派出所报告。同时还明确要求各妓院老板做到“七不得”，即：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打骂虐待妓女，不得诱使良家妇女为娼，不得阻拦妓女从良，不得让有传染病的妓女接客，不得逼幼女为娼妓，不得使嫖客在妓院里饮酒吵闹吵架，扰乱社会治安。为了掌握妓院的动态，当地公安派出所还对妓女的增减和来路去向进行登记。

同时，各派出所经常派干警检查妓院遵守以上规定的情况，并及时收容审查嫖客中的特务、土匪、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以及其他不法分子，使他们不再危害社会。民警常在—些妓院集中的胡同巡逻，盘查嫖客的真实身份。嫖客是公职人员或学生的，则通知所在单位，责令所在单位对其进行教育和适当处置。这样，许多嫖客害怕“丢脸”而不敢再涉足妓院。派出所还采取在嫖客的证件上打戳子的办法，以便于追查。有一段时间，巡警在出入妓院嫖客的证件上，货单上甚至汗衫上打上“嫖客查讫”的戳子。这—举措吓得许多嫖客不敢再上妓院。

政府对妓女也着手实行“限制”的办法，利用整顿户籍，对妓女登记造册，只准减少，不准增加，规劝妓女从事自食其力的正当职业。然而，对妓女的“限制”并不是很成功，效果没有预期的那么大。明妓似乎在减少，但暗娼却在增加，一些老板依然躲在幕后操纵着妓院的生意，对政府的”七不得”置若罔闻。对此，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作出指示：“先派人了解情况，然后决定处理方针。”1949年9月，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出了改造妓女，参加生产，以减少寄生人口的议案。

关闭妓院，罗瑞卿领导的“取缔妓院指挥部”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北京，妓院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服务行业”。除了妓女，还有着一大批“从业人员”。妓院里有“司账”“跟妈”“伙计”，他们都是社会底层劳动者。在妓院的周围，则形成了各种消费服务行业，如浴池业、理发馆、影剧院、戏搂……一些小商小贩也依附于妓院做生意，如卖香烟瓜子的、卖糖葫芦的、卖硬面饽饽的、卖馄饨的、卖驴肉羊肉的，还有—些卖唱的艺人、残疾人、歌女等，封闭妓院，这些人的饭碗也将被打碎。对这些问题，罗瑞卿早就有所考虑。他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解释说：“若干依赖妓院为生的茶房小贩等，或因妓院的封闭而影响生活，可能产生一些反感，另一部分流氓、地痞、特务、匪徒可能散布谣言捣乱。希望各界群众多做解释工作，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协助政府把这件事完全办好。”

1949年11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起草了在北京立即封闭妓院的议案，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后，急送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最后决议。

公安局、民政局、妇联三家联合组成取缔妓院指挥部，罗瑞卿担任总指挥。与此同时，成立了由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人民法院等单位共同组成的“妓女处理委员会”，着力于对妓女的教育改造工作。对老板和领班则视其罪行轻重，依法惩办或强迫改造教育。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议。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1949年9月，叶剑英到广东任职，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继任北平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立即专门向毛泽东报告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封闭妓院的决议，毛泽东听完后说：“这个决议很好。”

下午5时，罗瑞卿接到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下达的立即执行《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封闭妓院决议》的命令。当夜8点，北京市2400余名干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出动37部汽车，扑向分布有妓院的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卫生部的一个消毒组带了消毒药水和药品，也同时出动。

封闭妓院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出发前，罗瑞卿向行动组成员再次强调六条执行纪律：一是必须立场坚定，态度严肃，依法执行任务，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其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二是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款待。三是对妓院财物须按规定手续进行登记，不得疏忽。四是不得私自拿取妓院物品或假公济私。五是执行任务应小心谨慎，严防意外。六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封闭行动显示出罗瑞卿高超的斗争艺术。他在行动前以召开会议为名，分片把各家妓院的老板、领班“请进”了各区公安局，指出他们的罪恶，要他们向人民政府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对他们宣布了封闭妓院的命令。

各行动小组在妓院附近的胡同口布上内外双层的“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民警实施戒严，各妓院门口由民警把守，胡同里有民警巡逻，不许其他人员走动，防止有人破坏。随后，干部按照事先的分工，进入指定的妓院，把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之后，又把妓院里的一些帮工，如伙计、茶房、女佣也集中起来，清点人数，一一登记在册。对于这些妓院的“工作人员”，实行遣散回去的政策。对于在场的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也当场释放。只有妓女留了下来。

由于行动突然，妓女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叫喊声一片。干部们向妓女宣传和解释了封闭妓院的政策，讲明封闭妓院、解放妇女的道理。对妓女以教育改造为主，并由人民政府提供生活出路。至22日凌晨5时，全市的妓院全部被封闭，行动干净利落。

11月22日上午，罗瑞卿拿起电话，向周总理汇报了封闭妓院的行动结果，说：“周总理，今晨5时止，北京市公安局采取了行动，已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新中国的首都，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北京市从此再也不会有蹂躏妇女、摧残妇女的野蛮的妓院制度了。”周总理高兴地称赞罗瑞卿干得好，并告诉他，毛主席很关心封闭妓院的事，让他马上向毛主席汇报封闭妓院的战果。

11月23日上午，关押在各区公安分局的北京市妓院老板、领班被集中起来，罗瑞卿亲自对他们训话，指出他们的罪恶，说：“人民的首都，决不允许这种野蛮的吃人的制度再存在下去了，你们是直接压迫妓女、剥削妓女的罪人，你们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悔过，向政府坦白罪行，痛改前非，才有自新之路。否则，人民是不能宽容你们的。”罗瑞卿宣布：一、人民政府对妓院老板、领班中凡毒杀妓女或残酷虐待妓女致死或自杀者，移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二、有买卖妇女、逼良为娼、迫令妓女堕胎、强奸幼女、残酷虐待妓女、阻止妓女从良者，判处五年以上徒刑。三、勒索盘剥妓女10年以上者、奸宿妓女者判5年以下徒刑。四、盘剥妓女10年以下者，移送人民法院处劳役或罚金，并没收财产。五、盘剥妓女未满2年者，无重大罪行，可教育保释，没收财产。

到1950年4月，全部妓院老板、领班都被依法处理完毕。其中判死刑2人，10年以上徒刑19人，10年以下徒刑314人，教育释放20人，处以罚金劳役4人，没收房产989处。

对于被送往教养院的妓女，教养院对她们进行教育，给她们检查身体、治病，对有家可归者发放路费遣送回家，对有对象者帮助结婚，将年幼者送进学校读书，其余人员则被安排学习生产技术后安排进国营企业。她们中的许多人在党的阳光下很快翻身得解放，在以后的几十年人生路途中，有的积极要求入党，有的成为先进工作者，有的成长为国家干部。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