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　云

开饭前要作诗。现代人听起来似乎荒唐可笑，可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这是政治任务，否则就得挨饿挨批斗。

自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升起之后，紧接着，一个“全民创作新民歌”的高潮席卷全国各地。从县委书记到社员，无论男女老少，甚至80岁的老人也不例外，每人都得写诗，内容就是歌颂三面红旗，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各地出版的油印铅印诗报、诗集、诗刊不计其数，田间街头、车间工地、炼铁炉前无处不有诗。随之出现了大小赛诗会，家庭父子、婆媳、夫妻间都摆起擂台，一时间成了诗的河流、诗的海洋。著名农民诗人王老九写到：“阜坪是个诗窝窝，诗歌页比牛毛多。唱了一首产千首，三年未唱完一个牛耳朵。”

诗歌创作列入了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地、县、公社、大队，层层分配，直接分到人。高峰期一天每人至少要完成5至10首，并强调在食堂开饭前必须至少诵出一首诗。这是硬指标，非完成不可，要不食堂管理员拒绝发饭，队长还当场将其罚站直到出诗为止。

这下可苦了那些没有文化和口才的农民。社员为了作诗，不知费了多少苦心，有些人常常整夜苦思冥想。

我的父母亲都是文盲，仅读了几天夜校，只是能认几个字。眼看作不出诗就有“绝食”的危险，老两口连夜步行十多里路来到我工作的地方，令我作几十首诗，让他们分别记住。我是写诗出身的，当然不成问题，连夜炮制，专作了一些口语化的诗歌教给他们。幸好父母亲记忆力惊人，我作的20多首诗，他们都能大致记住了。

凑巧第二天县里在我老家沅水河畔召开赛诗现场会，由县委李副书记亲自主持，我自然是会场筹备者。赛诗会在食堂开午餐前进行，总共100多人。我父亲是个急性子人，又担心犯锣鼓煞忘记词儿，第一个上前去取饭。他大声念道：“如今社员诗歌多，诗歌滚滚汇成河。随着沅水入洞庭，洞庭陡涨三丈波。”一下震动县里领导，大家拍手叫好。接下是我母亲念道：“前天是个睁眼瞎，昨天认字一千八。今日开口作诗歌，明天就要当作家。”她的诗一念完，又是一阵掌声。县领导当即号召大家向我的父母学习。这次大会由于事先有准备，算是圆满成功。

现场会之后，父亲告诉我，一些人知道我为父母作诗的秘密，不敢公开来找我教诗，就央求我的父母，他俩只好将记住的词儿又分给大家。队里有个姓黄的算命瞎子，大队取缔他的骗钱术，生活无着。他肚子里词儿多，这次排上了用场，专门暗中为人作诗，一首诗二分钱。

一位省领导作诗说：“诗人不是天生成，李白杜甫都是人。更是鲁迅郭沫若，人人能当人人行。”小学的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写出许多异想天开的诗，如：“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乘火箭上天去。张果老问我作什么？我请嫦娥当阿姨。”有的还写诗直接送给郭沫若，向他宣战，诗曰：“加劲写，加劲跑，李白杜甫看今朝，快马加鞭赶郭老。”郭老马上回信道：“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一位县领导唱了一首诗道：“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乘卫星，坐火箭，多快好省加油干，一天等于二十年。”于是亩产三万斤的卫星便一夜诞生。

民歌的夸张手法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首民歌在中央报刊发表、被郭老点评后，新民歌创作“水平”更高了。只看谁的口气大，就是好诗，如“花生壳，我作船，乘风破浪追火箭。”“谁不小心掉下河，河水激起三丈波。不是人来走失脚，一个红薯滚下坡。”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