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南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上，存在这样一个谜：红军为什么会几乎“兵不血刃”地顺利突破蒋介石的粤北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而在深入湖南腹地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时，却损失巨大？原来，中国工农红军在突破蒋介石的前三道封锁线时，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达成“借道”协议，终于使红军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重兵布防的一道道封锁线。

“一举两得”应对“一石二鸟”

1933年9月底，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江西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此时，毛泽东已经被迫离开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部队遭受重大伤亡，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被迫不断向敌人围攻和防守比较薄弱的粤北方向收缩。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完全丧失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但是从哪个方向突围呢？中央红军再一次把目光放在了粤北。

当时主政广东的是军阀陈济棠。陈济棠，字伯南，广西防城人，1890年生，早年追随孙中山入同盟会，参加过讨袁战争和二次东征。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第八和第一集团军司令，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期，任南路军总司令，授一级陆军上将。在鼎盛时期，陈济棠除了掌握十几万的军队外，还有一个拥有近百架作战飞机的航空大队。控制着广东局面的陈济棠，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广东变成了他的一统天下，被人称为“南天王”。

然而，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却绝非蒋介石可以轻易驯服的走卒。在1931年的“宁粤分裂”事件中，蒋介石被弹劾下野，陈济棠就“功不可没”。后来他索性与蒋“均权分治”，拥兵自重，行军阀割据之实，使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收拾他。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收“一石二鸟”的功效。

红军主力在江西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逐渐由北向南收缩，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有马上向广东方向“逃窜”的意图，蒋介石自然喜不自禁，任命亲信薛岳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领9个师的中央军继续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北边往南追击，同时，他向薛岳面授机宜：“对共匪‘追而不剿，以机动穷追为主，匪止即止。”薛岳心领神会，自己担任的其实是“赶羊群”的角色，能把红军“赶”进广东，自己就算大功告成了。

陈济棠对蒋介石利用战场消灭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对薛岳在红军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自然也是洞若观火。因此，他在接连接到蒋介石防堵红军的电令后，忧心忡忡地对部下们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

陈济棠毕竟在乱世之中闯荡了几十年，什么样的风风雨雨没有见识过！左思右想，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妙计：“送客”。他召集心腹将领开会，安排他们依计而行：“咱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从红军后卫部队身上作文章，以‘送客早走”。他希望此举也能收到“一举两得”之效：既防红军入粤也防蒋介石把手伸进广东，以达到最终保住广东地盘的目的。

陈济棠虽然对自己的“送客”妙计颇为自得，但还有一个心事令他寝食难安：红军要真的乘虚攻击，在他的家门口或家中大打出手怎么办？咋能让红军知道他的一片“好意”呢？他思来想去，看来有必要同红军进行一次谈判，谈判之前，必须找个中间人先给红军“通融”一下，摸摸红军的“底牌”。

恰巧，他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惊喜异常，立即给中共和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信一封，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

将罗炳辉内弟请来后，陈济棠亲自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并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秘密谈判”后的“五项协议

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他的亲自陪同下，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秘密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周恩来。

何长工、潘汉年被确定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何长工郑重地接受了任务，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在暮霭沉沉的黄昏，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白埠镇。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潘汉年、何长工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10月8日，抵达谈判地点——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严旅长专门指派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

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陈济棠部的代表是杨幼敏、韩宗盛。4人坐在一起，潘汉年和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同陈济棠的代表反复商谈，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

杨幼敏立即返回广州，向陈济棠汇报谈判情况。陈济棠闻听大喜过望：“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红军签得停战协议，以后就用不着怕蒋介石来压迫我们了。”杨幼敏问何时开始实行与红军签订的协议，陈济棠心中高兴：“明天就可开始，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做个大人情吧。他们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兵，我们就相应地多安全一分。”

“敲梆式的堵击”和“送行式的追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共8.6万人踏上了英勇悲壮的长征之路。开始时，红军计划把整个苏区的家当都搬走，不惜雇了数千名挑夫，捆扎了几千付挑子，连印钞机和兵工厂的机器之类物品都抬上，以“甬道式”的行军和“搬家式”的迁移缓慢行进在赣粤湘边崎岖的山间小道上。红军这种“搬家”式的突围犯了兵家大忌，为后来湘江之战的损失惨重埋下了伏笔。

陈济棠为做给蒋介石看，也为防止红军在粤北停留，或真的从粤北进入广东腹地建立根据地，频频调兵遣将予以防堵：令余汉谋派出两个师一路尾追红军；将驻广州花县的警卫旅用火车和汽车急运至粤北仁化，抢占沿途诸要点，并广筑工事；将自己的行营前移至粤北曲江，坐镇指挥。

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一线部队明确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陈济棠警卫旅为做到“不与红军打仗”，前线指挥员少将副旅长黄国梁与少校政训员黄若天商量，将中校团副郭士槐等一些与共产党有仇的人借故留在了后方。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8.6万余人，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向粤北突围转移。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这样，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即令陈济棠等人在粤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给予阻截。陈济棠令部下到仁化、乐晶、汝城附近设防，但下属军官同时也得到命令：“让出红军西进道路。”10月27日，红军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在这个过程中，红军认真执行“秘密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方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终于觉察到自己算计陈济棠不成，反被陈济棠狠狠“耍”了一把，不禁恼羞成怒，亲自给陈济棠拟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害怕日后难脱责任，急忙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命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等师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湖南，但他们的先头部队距离红军总有一二天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蓝山后，便都立即撤回到广东防区。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追堵，被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晏道刚喻之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红军自离开粤北进入湖南腹地后，遇到何健和白崇禧部队的疯狂追堵，形势便马上发生逆转，每过一道关卡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进行了惨烈的湘江之战，包括牺牲、受伤和走散掉队的，8.6万红军一共损失了5万余人。

（责编 张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