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群　涂宏伟

余 群（口述） 涂宏伟（整理）

我是新四军的一位老兵，在如今和平美好的日子里，还是会时时想起抗日战争年代和美国一位飞行员友好相处的一段日子。

我叫余群，是湖北省老河口市离休干部。我1928年4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应山县，父母早亡，自幼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先靠给人家当学徒维生，后靠乞讨度日。13岁那年，经舅舅家指点，找到了已在新四军工作的同母异父的哥哥，1941年8月，他介绍我参加了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的部队，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3年后，我入了党。

1943年秋，刚刚入党的我被师部选调到国际招待所工作。我们招待所的工作就是负责招待美国在五师设立的情报联络军官。当时招待所已住有4位美国军人，即一位中校，一位少校和两位军士，其中两名军士是美方的无线电收发报员。招待所下设有无线电台室、机要室、有线电话班、通讯班、饲养班、警卫排、普通食堂和西餐食堂。我主要从事后勤接待工作。

国际招待所还有一项特殊使命，就是把我方掌握的武汉日军的军事设备、武器弹药库、军用油库、日本的驻军及首脑机关所在地等相关情报告诉美方，再由美方将这些情报转告驻湖北省老河口的美国空军（注：当时老河口驻有一个“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被誉为“飞虎队”。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1941年，陈纳德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帮助中国对日军作战），美国空军就会派飞机去武汉轰炸这些目标。在此期间，李先念师长和美国情报联络官经常召开情报联络会议，互通情况，每次召开这样的会议，组织上总是安排我进入会场给首长们服务。

1943年初冬，美方得到我方的情报后，派出轰炸机袭击武汉日军驻地。袭击中，美方一位中队长驾驶的飞机不幸被日军的防空炮击中，这位中队长驾驶着受伤的飞机向我们招待所的方向——大悟山飞行。他边飞边紧急呼叫美方设在我所的情报联络站电台的番号，美方电台也不断地呼叫这架受伤的飞机，双方很快就联系上了，我们看着这架飞机冒着浓烟在招待所上空盘旋。在我们所的领导和翻译的协助以及美方电台的指挥下，这架飞机迅速降落在我所5里外的西山区，中队长跳伞，飞机坠毁了。

那天上午12点左右，刮着西北风，这个降落伞一直往东南方向飘，地下电台指挥他加速降落速度，因为再往东南方向飘，就是日本占领区了（注：在大悟山南边有条小溪，那里驻有日军）。

尽管如此，日军还是发现了这名飞行员。为了营救这名飞行员，我们师部派了一个团的兵力与日军交火。战斗持续到傍晚，飞行员终于被我军救走了。营救中我军只有一名战士受伤，受伤战士又被当地母女俩救起后连夜送回我部队。

美方飞行员被安排在我们所休养调整。我们看到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中队长时，他不断地向我们挥手致谢，当他得知我军一位战士因营救他而受伤后，更是无比感激。在招待所停留的日子，生活上我们按照西式习惯尽心为他服务，提供了鲜美的烤肉，鸡蛋糕、咸甜饼，麦羹粥等饭菜。他习惯吃精细盐，而我们食用的是一种“大海盐”，是一种颗粒很大的盐。我们想方设法，把颗粒盐放在锅中沸煮，颗粒化开后晒干就变成了细盐，他将细盐装在佐料盒里，随时洒在食物上食用。他通过翻译，夸奖我们有创意，表示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

为了加强我方与美方的合作信任度，所里特意安排这位飞行中队长到我师王牌旅十三旅营地参观。参观时，让我和其它几位同志跟随为他服务。我们考虑到他爱喝凉水，就用美方带的“鳖子壶”先装满开水，然后放在冷水中冰凉，启程时，我挎在肩上，跃上马，随他左右，随时为他解渴。他喝到冰凉爽口的茶水时，又一次伸出了大拇指。到了十三旅，他看到在艰苦的条件下，我军纪律严明，意志顽强，战士英勇，倍受鼓舞，连连称赞我师不愧为威武之师，增强了他对新四军的信任。

美方飞行中队长在我所停留了十几天后，将要返回老河口飞行大队。领导十分重视他的安全问题，派了联络官和护送部队护送，还带上了马匹和一些食物。因招待所当时抽不出来做西餐的师傅，领导就派我负责中队长一路上的食宿。我虽然平时观察了解了一些做西餐的常识，但还是不够，所以临行前，我又向所里做西餐的师傅请教了一些做西餐的简单方法，几天后我们就出发了。本来安排我们送中队长到应北岩子河后返回，由于当时老河口至随州的公路被破坏，老河口派来的汽车只能到枣阳。故此，这位中队长要求我们继续护送他。可是再往前走就到国民党占领区了，国民党方面也派了一支部队来接应。我们领导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我和饲养员带上两匹马和物资随国民党的部队一起护送中队长到枣阳，其他护送人员全部撤回。

路上，一匹马属中队长骑用，一匹马驮着物资。虽然我们双方语言不通，可心心相印，相拥相扶，一会儿中队长下马与我们一起步行，一会儿中队长执意让我们骑马并行。我对中队长的饮食更是用心，变着花样让他开心开胃。做上一份夹心蛋饼，端上一碗“麦羹汤”，中队长吃得津津有味。吃罢我问他，吃饱了没有？他挺起高大的胸膛，用手拍拍肚子，意思吃饱了！然后又伸出大拇指，表示很好！当时的情景，我们就像血与火凝成的一个“混血家庭”。

不知不觉到了枣阳，眼看就要和中队长分开了，他将随身携带的手电筒、打火机和一张个人照片赠送给了我。他的蓝眼睛里噙着泪水，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感激的眼神一直望着我们，不愿松手，不愿回头，不愿离去。最后，他将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表示要与我结为朋友，又用手指了指头和心，表示永远记住我这个中国人。

最后他给我们写下一个在国民党区域内的通行证明。我们返回时，国民党部队应这位中队长的要求，派了地方部队的一个排护送我们到了岩子河。到达岩子河后，我们和前来接应的部队一起回到师部，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护送任务。

此后，美国驻中国的陈纳德将军从重庆给李先念师长发来感谢信，感谢我们救送了他们的这位中队长，并告知将会送一批礼物给我们五师。

1944年美国陆军送给我们一批物资，其中有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8台、美国的撇把手枪1000支、火箭炮2门、25发冲锋枪2支、炮弹、子弹若干。

不久美国又由两架战斗机护送一架运输机，在我们招待所上空丢下8个带着8口大木箱的降落伞，箱内装的全是情报联络官的生活用品，这样也减轻了我们招待所对这些美国官员的生活负担。

一晃60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孤儿到一名新四军战士，后来定居湖北老河口市，吃过许多苦，也经历过许多幸福时刻，与美国飞行员相处的那段日子，一直定格在心海里，常品常鲜，回味无穷！令我痛心的是，那位中队长赠送给我的东西和证明信，早已在“文革”抄家时给毁了。

那位美国飞行员，你今在何方？借此文送去深深的怀念！

（责编 张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