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 文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幅对联。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

壹

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失败。当时的翰林院里,张謇去办实业了,蔡元培回老家教书了,原本等着坐牢杀头的张元济,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李鸿章将他推荐给盛宣怀,于是他来到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当了译书院院长,后来还当了南洋公学的校长。

张元济在科举时代是和蔡元培一起考中的翰林。当年戊戌变法,光绪皇帝要读西方新学的书,开列书单下交总理衙门购买,朝中竟无人能通晓,而张元济却能把它们收罗齐全。这些呈送光绪皇帝的书,大部分是张元济自己的。因为书上有印章,张元济的名字便给光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光绪皇帝在下诏戊戌变法的第五天,召见张元济。他进言的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在南洋公学期间,创办了南洋公学特班,这个“特班”,按盛宣怀的说法,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培养“大才”。特班只有一届学生,却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人。

然而时过三年,张元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加盟商务印书馆。

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直到半个世纪后,因为中风已卧床数年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告别商务同仁:“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从诗中,人们读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读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

张元济当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他还聘请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如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

张元济制订了商务所有的出书计划,出什么书,怎样出书,从此成了他一生的事业。影印古籍,他要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他要找最好的翻译者;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甚至对书的排版样式也要一再叮咛。

贰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商务印书馆却显得落伍了。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文化的干将在报刊上点名批评商务的保守,商务的业绩日见衰退,1919年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

当时商务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于是张元济主持了“大换血”计划,主张用新人、办新事。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顾颉刚等。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务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宝山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商务印书总馆。

在商务编书出书之余,张元济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搜罗旧书,涵芬楼就是1909年张元济专门为收藏古籍善本所建的地方。经过20年谋划,涵芬楼所藏古籍善本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而这些书都是张元济一本一本地收来的。

在张元济的苦心奋力下,商务收藏的古籍善本在全国已是首屈一指。不同于从不把珍藏轻易示人的传统藏书家,张元济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古文献。 张元济在涵芬楼的基础上建成了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还用最好的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出版古籍,这是他一生的重要成就。从第一种《涵芬楼秘笈》开始,张元济陆续主持编校、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在1926年退休之后完成的,是他晚年的全部心血。

叁

就在东方图书馆被焚毁的当天,66岁的张元济立即重返商务,主持商务复兴的工作。他又开始了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晚上回家校勘古书的生活。张元济对向他表示慰问的胡适说:“如果商务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说:“平地尚可为山,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

他每天的工作是如此地迫切,他似乎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张元济又从头开始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他仿佛在与时间赛跑,他要赶在灾难再一次来临之前。

经过四年多的夜以继日,1936年,《百衲本二十四史》终于出版了。这时,张元济已整整70岁。

八年抗战,张元济蛰居上海。他主持着没有撤离的商务董事会,拒绝在汪伪政权下注册,拒绝与日伪任何形式的合作,甚至停止了股东年会。因为生活艰难,这位古稀老人只能靠卖字维持生活。但即使卖字,他也绝不给汉奸写一个字。

虽然隐居一隅,但张元济依然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关注着那因战乱而流散的中华文明的断简残篇。他与叶景葵、陈陶遗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合众图书馆,在沦陷的上海,为散佚的古籍文献搭起了一个家。到1949年,合众图书馆已有藏书22万册。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捐出了全部藏书,成为今天的上海图书馆中最重要的珍藏。

新中国成立时,张元济已是82岁的耄耋老人。1949年底,他中风了,半个身子不能动,只能背靠在墙上,半卧着。他让家人制做了一张小桌,放在床上,靠着这个小桌,张元济依然继续着他的编校工作。

当年东方图书馆被毁,所幸有574种善本因存放在当时租界的银行保险柜里得以保存。张元济深恐这批幸存的书再出意外,开始对这批图书编目。

就在这张小桌上,张元济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本书——《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编校,了却了牵挂20载的夙愿。他还为新发现的宋代刻本《金石录》做了鉴定,并题写跋文。在弥留之际,张元济还惦记着古书《册府元龟》的影印出版……

一个文明古国绵延至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因为有张元济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