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 旭

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做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原本只安排了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手中,他批示说:第一要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冀朝鼎的秘书廖训振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周恩来在审阅悼词时,亲笔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是谁?他做过什么?

经济学家的秘密身份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李约瑟称赞这本书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他后来还邀请冀朝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掌管一亿美元,影响国民政府货币政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返回国内,最终导致了冀朝鼎与美国妻子的分离:她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但冀朝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来自延安的指示。

冀朝鼎从陈光甫这位老练的经济专家那里获益匪浅,他详细了解了一个国家外贸体制的运作机制和特点。但回国后,冀朝鼎还是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据拉脱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

“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

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上作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

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但他没有提到,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冀朝鼎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冀朝鼎在50年代就提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并成立了国际贸易仲裁处。在政治形势偏左的情况下,他仍希望借鉴西方工业发展历史,重视技术经验,依靠老工程师和老工人。

“他应该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廖训振认为。但随后政治形势继续恶化,冀朝鼎建设新国家的计划,直到他死后15年才开始实现。(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