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晨

官本位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制度的产物。官本位制度的根本之点在于,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严格的官级和官阶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决定权和指挥权,而下级则必须绝对服从,以长官的马首是瞻。在这一制度下,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官和官职的大小来衡量人的社会地位、人生价值的心理。

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新中国主张人民当家作主,官本位必然要让位于民本位。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自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就领导人民不断地同官本位作斗争,以便尽快地让民本位取而代之。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反对官本位的斗争,多是针对官本位的思想和观念,很少触及到制度层面。给人的感觉是,官本位不是人民民主制度的产物,而是封建社会的遗物。这个遗物残留在人们头脑之中,也就只剩下了思想和观念。所以,反对和批判官本位,主要是思想上和观念上的事情,似乎与制度本身无关。

事实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几十年来,虽然民本位与官本位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官本位的观念和思想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约束和抑制,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人认为是中国旧的官本位制度长期形成的观念植根于社会、深入人心,难于在短期内消除,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才行。我却以为,官本位得不到消除,除了思想和观念的原因,现行制度青睐官员是一个重要的也是具有根本性的因素。现行制度给了官员太多的实惠,一旦当上了公务员,就端上了“金饭碗”,各种优厚的待遇都能得到保障,犹如进了社会生活的“保险箱”,而平民百姓现在就连社保、劳保、医保、养老基金等,都还不能完全落实。在社会各阶层中,官员的“成色”之高显而易见。

在现行的制度中,官员的待遇是与其级别紧密挂钩的。级别越高,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官员一旦得到晋升和提拔,待遇立马就会随官职的升迁而提高:工资会跟着升,专车的档次(或者车贴的标准)、住房的标准乃至办公室的档次都相应提高,这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还有一些因职务提高而带来的附属的待遇,如出书、出名、深造、出国的机会也相应增多……

官员的待遇不但体现在任职期间,还被延长到离任之后:如,官员当到相当级别,按规定本该60岁退休的可以延长到63岁或65岁;到人大、政协“软着陆”的,或许还会更长些。部门首长或行业首长即使退休了,还会顺理成章地去担任部门或行业的学会、协会或者研究会的会长,一切待遇照旧。官员当到了相当级别(一般是副局以上)即便退休后,在乘车、看病、旅游等方面依然能得到诸多平民所享受不到的待遇和照顾。

以上各项,差不多都是有明文规定的。即便不是国家的统一规定,也能在地方或行业的规定中找得到相关的条文。还有一条,官员只要不犯足以被免职、撤职的错误,可以一直把官帽子戴下去,而且只升不降。他们绝没有工人、职员、农民工为求职而奔波,更不必为工厂亏损、老板欠资之类的不测以至于天灾人祸而忧心。

除了明文规定,还有一些属于约定俗成的东西。比方说,在学校校庆大会上,相当级别的在职官员校友可以坐在主席台上,而非官员或级别小的官员就不能;农场邀请当年的知青回访,受邀者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官员或“相当于相应级别官员的人士”;一些学会或研究会,有资格进领导班子的,必须是曾经当过相应级别的官员,其余则不能……诸如此类,被讥为“官本位的延长线”。

有诸如此类的制度作保障,而制度本身又演化出这么多的附属品,这官本位如何不理直气壮,又如何肯于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说,要消除官本位,只是从观念上、思想上入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制度上做起,让制度向官本位说“不”。

其一,制度约束。要限制和约束官本位,就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官员的待遇标准不但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还要考虑到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准,不能将官员的待遇定得比普通群众高出很多,从而造成待遇差距悬殊。

现在的制度对官员的待遇规定得比较具体,各个级别的官员每月工资多少元、享受住房面积多少平米、公出乘飞机坐几等舱、生病住院能不能住高干病房,等等,有无、多少,具体得几乎不能再具体,而对违反制度和规定的处罚却相当模糊。具体的待遇和模糊的处罚加在一起,必然造成对官本位限制的软弱乏力。只有制度本身体现由向官员倾斜转为向百姓倾斜,通过逐步增加百姓的待遇,缩小与官员之间的差距,才能为民本位的实现创造条件。

其二,强化问责。将官员的责任与待遇统一起来。官员的职务不但体现着一定的待遇,更意味着相应的责任。只有尽到了责任,才能得到相应的待遇。只有待遇而没有责任的制度是不完善的。应该进一步强化问责机制。这种问责,必须从制度上加大民意的比重,把对干部问责的知情权、监督权交给群众,让群众“当主考”、“当纪委”,切实实行“民考官”。走“官选官”、“官考官”的老路,最终必定在官官相护中导致官员问责流于形式。

其三,疏通出口。在官员的使用问题上,基本上是“进口”远远大于“出口”,“出口”不畅通。一般情况下,只要不犯太严重的错误,官帽子戴上就摘不掉,成为人们戏称的“铁打的官”。正是因为“出口”不畅,使得一些素质不高、能力不强、人品不好的人长期混迹于官场,成为只想当官不会做事的“官油子”。只有随时随地让不胜其任的官员“失业”,毫不手软地打破“官油子”的“铁饭碗”,官员才会有危机感、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现行制度对老百姓说“不”的地方很多,向官员说“不”的地方则较少,这是官本位得以强化的重要因素。只有制度对官本位说“不”,民本位取代官本位才有可能,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才能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