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国彪

在当今世界，气候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面临的生死攸关的挑战。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触目惊心：冰川退缩、永久冻土层融化、海平面上升、飓风、洪水、暴风雪、土地干旱、森林火灾、物种变异和濒临灭绝、饥荒和疾病……气候变化超越了国界，危及所有的生灵，包括人类自身。

一个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谈判正在进入高速轨道，有192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期望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达成新的协议。如果各国不能达成共识并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温室气体排放将急剧上升，加速气候变化，后果不堪设想。

气候变化威逼人类

毋庸置疑，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气候变化将使农业生产下降，无法满足全球人口仍然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饥荒和疾病会接踵而来，疟疾、霍乱、伤寒和脑炎将会在温带蔓延；生物多样性将受到巨大影响，多达30％的野生物种将很快面临灭绝。

一个更危险而往往被人忽视的事实是，全球变暖可能进入恶性循环，如果我们跨越了自然界大规模碳排放的临界门槛，后果将难以预料。

近年来，飓风“弗朗西斯”、“查理”、“伊万”等相继横扫加勒比海地区又威胁美国南部四州；印度洋海啸造成了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数万人丧生；美国西部遭遇500年来最严重干旱……一连串异常极端天气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科院院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秦大河指出：“全球气候系统是一个由大气圈、水圈、岩土圈和生物圈组成的复杂系统，引起气候系统变化的原因概括起来可分成自然的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工业化以后，人类活动显著地加剧了气候变化的进程。化石燃料的燃烧及森林砍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加。温室气体主要有6种，即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其中二氧化碳产生的增温效应占所有温室气体总增温效应的一半以上，因而最受关注。这些温室气体阻挡地表射向太空的辐射，减缓地表散热，使地表更为温暖。自1760年以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2005年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为379ppm，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根据冰芯记录得到的工业化前65万年以来的自然变化浓度范围，达到65万年以来的最高值。多种研究结果证实，过去50年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是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

科学研究表明，在全球气候变化中，二氧化碳扮演了升温的重要角色。根据最近几次的气候模型，到本世纪末，因森林火灾、森林砍伐及其他原因损失的热带森林将会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0到100ppm，这将是一个极其显著的增加。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温上升，更多的森林面积丧失，而丧失的森林面积又转化为碳沉淀，进而成为新的碳源。也就是说，气候越暖，热带森林就越多地转化成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中国一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专家马敬能表示，除森林之外，海洋是另一个重要的碳储存源。最近研究标明，全球变暖使南极洲周围洋面产生更快的风，风加速了表层海水的蒸发，使大洋深处含有更多二氧化碳的海水上升到表层，削弱了海水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能力。极地冰盖和高山冰川的融化也会导致更多的温室气体释放，同时减弱地表对太阳辐射的反射，导致地表进一步升温。更令人担忧的是储存在永久冻土层、沼泽和海底的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随着地表升温、极地永久冻土融化、沼泽水位下降，它们也会被释放到大气中。新的研究估计，被冻结在苔原冻土的碳总量高达1万亿吨，与之相比，自工业革命以来，因矿物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额不过3500亿吨。这些冻土的碳含量是惊人而恐怖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大多数科学家研究认为，目前的事态已经不可逆转，我们不能再阻止全球变暖；但他们也认可，我们仍然可以缓解全球变暖，降低变暖的速度；所以我们一定要不遗余力。我们必须立刻采取有效行动，否则气候变化将更剧烈，更难以处理。我们必须找出全社会积极参与且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确保给下一代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气候变化的国际应对

气候变化使全球的极端气候现象大大增加，据统计，过去20年里，飓风和台风的密度和强度都已经翻了一番。面对这样的局面，气候变化已经不仅仅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而进一步转变为国际政治问题。

国际社会包括中国都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这一威胁。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始，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谈，开始制定一些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举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是由各国气候专家组成的研究机构，负责研究全球气候变化规律和评估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作为各国政府间谈判的科学依据。

1992年5月，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其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实现上述目标，公约确立了五个基本原则：一、“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二、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和国情；三、各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测、防止和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四、尊重各缔约方的可持续发展权；五、加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能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

1997年12月，《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它规定从2008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京都议定书》附件中列明的38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虽然也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京都议定书》并没有向这些国家提出温室气体减排量的具体要求。另外，由于原来的排放量较低，《京都议定书》允许澳大利亚等国家在1990年排放量基础上增加8％。

《京都议定书》同时确立了三个实现减排的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清洁发展机制”是指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和资金，通过项目提高发展中国家能源利用率，减少排放，或通过造林增加二氧化碳吸收，排放的减少和增加的二氧化碳吸收计入发达国家的减排量。其目的是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减排，同时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它是《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提供的相对廉价减排的途径。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截止2009年6月30日，已有187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该项协议。2007年12月，第13次缔

约方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后京都”问题，即《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到期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12月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启动了加强《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全面实施的谈判进程，致力于在2009年年底前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安排的谈判并签署有关协议。

2008年7月8日，八国集团领导人在八国集体首脑会议上就温室气体长期减排目标达成一致。八国集团领导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八国寻求与《公约》其他缔约国共同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并希望在公约相关谈判中与这些国家讨论并通过这一目标。

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届时与会各国将就2012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安排达成一致，这对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公约》的履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第6次缔约方大会期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给《京都议定书》蒙上了阴影，为国际减排进程设置了障碍。《公约》要求发达国家在20世纪末将其温室气体排放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但事实表明，多数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在增长，没有达到减排目标。从1990年至2004年，加拿大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26.6％，澳大利亚增加了25.1％，美国增加了15.8％。

《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只给发达国家而没有给发展中国家规定数量化的减排目标，是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发达国家都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然而，有人认为中国、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很快成为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被《京都议定书》限制，则无法达成温室气体的减量，甚至会加速暖化(例如发达国家的高耗能产业外移到这些国家，因此制造更多污染物或温室气体)。这也是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借口。

美国的态度在国际上起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波兹南会议上，某些发达国家试图否定《京都议定书》。英国环境助理部长Joan Ruddock在会议最后一天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我们没有考虑《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我们考虑的是一个新的协议”。这样的提法是逃避责任，意图将他们在《京都议定书》的责任消解掉。《公约》是带有强制性的。如果是新“协议”，则人们可以遵从，也可以不受既有条约的约束。包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挪威等几个承诺减排的国家介绍了新方案，认为二氧化碳排放会继续增长，很难降低，欲躲避减排承诺。日本在《京都议定书》承诺期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减反增，认为他们以前的承诺超出了能力，对2020年减排目标不做任何量化指标的说明。

在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限排温室气体义务方面，美国与欧盟的立场一致。他们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必须承担减排的义务。发展中国家内部包括“77国+中国集团”也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最激烈的是比较落后的岛屿国家，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对他们生存的威胁很大，所以他们对减排承诺的期待很迫切，提出无论是否发达国家，都应该减排。丹麦、日本等国对发展中国家提出量化要求，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排放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理由是有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有的发展中国家已是排放大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在波兹南会议上表露无疑。欧盟就对中国和印度不点名的提出，主要发展中国家要在情景照常(BAU)的情况下，减排15％到30％。与印度相比，中国已被认为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承担的减排压力更大。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指出，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重返国际谈判舞台，申言要扮演在气候变化上的领导者角色。不过，美国所提出的气候变化方案和国会的态度仍与其应担负的责任差距甚大。很多迹象表明，目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所做的努力还很不够，没有起到其领导者的作用，对自己的减排承诺淡化或避而不谈。这都是因为他们过多地考虑减排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考虑自己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苏伟强调，中国代表在波兹南会议上从公平角度提出人均累积碳排放和碳预算分配等概念，说明历史上中国人均累积的碳排放低于发达国家，也说明每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都存在这样的碳排放增加的特定时间段，这是一个经济上的发展规律。这些概念公平和公正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本应有的发展空间，也为各国讨论国家间碳排放空间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努力

作为最大的、发展最快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策和立场必将对整个“后京都”气候谈判格局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中国位于气候变化脆弱区，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威胁巨大。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干旱和洪涝灾害增加，南涝北旱加剧；冰川普遍退缩，西部山区冰川面积在过去几十年间减少了21％以上，退缩速度还在逐年加快；水资源利用受到较大的威胁；农业生产费用增加，生产潜力降低；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严重，淡水供应和水质降低；台风出现的频率更高，造成的损害更严重。中国不仅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同时也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全球变暖将对中国带来直接的灾难性影响。因此，无论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如何，中国都应该采取积极的国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这符合中国的本国利益。

苏伟指出，近些年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始终在作出自己的努力。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中国政府充分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因素，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组织制定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实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以及实行计划生育等政策和措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贡献。

中国节能协会理事长傅志寰强调，1991年至2005年的15年间，中国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了能源结构。到2005年底，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17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23％，到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经达到1.16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左右，相当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中国在此期间还建立了大量的自然保护区，过去20年建立了自然保护区3000多个，占国土面积的1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0％。通过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使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2005年的18.21％，加强了生态建设和保护。据专

家估算，1980至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积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通过实施计划生育，中国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口，仅2005年一年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3亿吨。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和提高公众意识等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马敬能也指出：“实际上，中国已经着手应对这一危机，其效果要比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显著得多。首先，中国认真解决了自己的人口问题。尽管，目前一些国家舆论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违反了人权，但我们必须看到单单这一政策就给中国带来了发展致富的机遇。如果当初没有实施计划生育，听任人口飙升至30亿，可以想象粮食生产、能源、供水和公共服务以及人口拥挤和污染带来的压力会使中国不堪重负。其次，中国开展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大规模行动，过去20年已建立了占国土面积15％的自然保护区，高于世界水平50％。这都是了不起的成绩!”

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指出，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规划纲要》共48章，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发展能源工业、调整原材料工业结构和布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保护修复自然生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强化资源管理、合理利用海洋和气候资源等章，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直接相关。2007年6月初，中国政府相继发布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前者明确了2010年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后者则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这两个方案的颁布实施，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也必将对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做出新的贡献。

“十一五”期间制定和正在实施过程中的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措施。单位GDP能耗强度在“十一五”发展规划中第一次作为限制性指标，中国在能源效率提高上第一次有了量化的指标。这种量化的指标，使中国的能源制定监管、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有了衡量和落实的标准。如果GDP均发展速度按9.5％计算，实现20％节能目标，中国可在此期间减少16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将是目前国际上所有减排计划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目标。如果中国在2020年前的几个五年计划里持续实施20％的节能目标，就可以实现2020年能源翻一番，保障经济翻两番的目标。

过去的十年，中国的公益团体和民间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对气候变化的公众行动已成为民间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的主要和中心活动之一。他们不断地倡导、宣传、并身体力行地在每天的生活和工作中实践新的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使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不断提高和增强，将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到每天的生活中。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佼佼者，她率先发起政府支持推广的“26度空调节能行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她告诉记者：“‘26度空调节能行动要求公民在夏天使用冷气时不要低于26度，冬天使用暖气不要高于20度，通过适当使用空调节约能源。此外，他们还在节能照明、节能出行、节能办公各方面也作了不懈地倡导、宣传努力，并得到了大众和政府的响应和支持。”

在追求和谐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一些城乡社区开始探寻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广大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民众对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探寻无疑会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希望。

黄英是绿色生活的实践者之一，她不仅将自己的居所全部改装成节能的设施，而且还坚持每年春季到郊区植树，抵消自己一年的生活碳排放。她告诉记者：

“环保不应只是政府的宣传口号，要变作每一个公民的实际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做到绿色生活，与环境和谐相处。”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谈判处处长李高表示，中国确确实实在应对气候变化危机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生态失衡的危机并没有停止，这一点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努力所能解决的，而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减排、适应、技术、发展等诸多方面，中国目前已经参与了几乎所有领域的国际合作内容。今后的谈判也会是全方位的承诺问题，中国将面临巨大谈判压力。

中华民族作为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繁衍至今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了很多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智慧。我们需要觉察灾难的洞见、应对灾难的行动和化解灾难的信心。中国人有理由为自己也为世界找到一条更为普适的发展之路。

应对气候变化媒体的责任和机会

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同时气候变化问题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各国之间政治和经济博弈的筹码。气候变化问题如今不再仅仅是一个能源、生态的问题，它已然成为一个包罗了政治、经济、技术、金融、社会、外交等各方面的问题，一个真正的全方位的全球问题。在这样的国际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媒体对于气候变化的深度报道既肩负重任又大有可为。

实际上中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着手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其效果可能要比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显著得多，但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却并不广为人知。众多的发达国家一方面宣扬着对减碳责任的承担，另一方面却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转而以碳交易的方式从发展中国家低价换取减排量，而中国在这一方面却有着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投入。就能源而言，中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大大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计划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达到能源总耗的30％左右。中国在“十一五”实施的能耗强度减少20％的目标，已经证明是一个成功的方案。在近、中期和更长远历史尺度上，中国仍将实施量化的节能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2000年以来，中国在新能源开发、节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植树造林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上，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努力和成绩。中国的成功实践，必将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政策和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中国的这些行动和成就在国际社会没有得到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在气候变化领域，严重缺乏“中国声音”，中国在这一领域始终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这些对中国的偏见，不利于中国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立场和努力。

傅振寰认为，中国媒体可以积极主动的“走出去，

请进来”，开展与国外媒体之间的交流，从而加强媒体间相互了解，纠正国外媒体的片面和误导宣传，消除民众间的疑虑和误解，促进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国际合作。

《环境保护》杂志常务副总编胡勘平认为，对于气候变化方面的报道，我国的媒体还做得远远不够，尤其是相对于国外的媒体而讲。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内从事这方面的科学家，需要资料的时候往往找不到。第二，从媒体来讲，要想写好一篇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是很难的，正如爱因斯坦讲的，面对已知的圆圈，其背后的东西是无限的。从媒体工作来说，经常在媒体上倡导要过节约型的生活，但具体到媒体从业人员来说，有时候就会面临一些困难的境地。当选这类题材的时候，有点无所适从。

胡勘平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现在中国的思考是微弱的，很多是无能为力的。怎么样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把这些东西传递给公众，但公众对此又不太感兴趣，甚至在接受的时候有一种排斥。

《科学新闻》总编贾贺鹏认为，有些情况下，媒体看起来是报道气候变化，实际上是报道气候变化活动，不关心气候变化本身。再有一点，科学界有很多主流的声音，推荐大家尽可能寻求主流的声音。基本的办法是基于科学和文献的办法，写一篇报道看看相关的报道，基于同行的论文为基础的报道和方法，与学术界保持一致，认同学术界非常专业的办法，从小技巧来讲，可以找到科学家的联系方式。

中国能源网首席执行官韩晓平认为，虽然中国媒体报道气候变化的水平和数量相对较低，但我们看到其报道趋势是向上的，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媒体的话语权将更加强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常务副总编魏群认为，节能、可再生能源和碳利用技术是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手段，技术发展和创新是实现节能目标、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利器。技术合作和转让是发展中国家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必备条件之一。在技术发展、创新、合作和转让中，中国应该在某些技术领域中担负领导者的角色并发挥作用。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这意味着异乡有效的低碳技术可以在世界各国推广应用，新技术在广泛应用的过程中将获得较高盈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机制提升整体技术水平的效果明显。对于大面广的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仍可以通过市场的办法来解决。

媒体应在气候变化的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更全面、深入、迅速准确地报道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政策制度；关注以低碳技术、低碳社区和低碳乡村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以节能减排的低碳技术、低碳金融等为特色的经济发展，鼓励企业向着生态产业、创意产业等低碳产业的转型，将碳减排的压力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提高企业竞争实力。

目前，一个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谈判正在进入高速轨道，有192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期望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达成新的协议。在距离哥本哈根谈判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和谈判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2009年将是构建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关键时期，而除了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和责任分摊之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相应的技术和资金支持都将会是最为关键的影响要素。

在这样的形势下，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中国的媒体应积极反思不可持续的发展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重建天人合一、敬天惜物、乐道尚和的和谐文化，让古老的哲思和国学智慧，为解决当今世界生态危机提供新视角和实践路径，这就是减少对于化石能源的过渡消费，而发掘作为快乐来源的精神诉求，以及作为健康来源的养生文化的意义，实现身心和谐、个群和谐和天人和谐的生态文明。

这是中国媒体的责任，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