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登

梁军先生从甘肃日报退休后,有一次我到他家里看望他,随口问他:“你不是曾经写过申请改正参加革命时间的材料,说你是1949年9月底以前到报社工作的,怎么‘退休了?”他说:“为了和共和国同龄,自己在干部表上写了10月1日,老社长阮迪民当时兼任军管会新闻处长,我就是他手上进报社的,他也清楚这一事实。但他认为,‘个人不能写更改证明,这是原则问题,另一方面,报社人事处派人查不到原始档案,只能和共和国同龄了!好了,不谈这些,还是喝茶吧,聊聊别的。”

和梁老先生聊天,总离不开喝茶,他认为“茶话”比“酒话”好,“酒话”很粘,越聊越糊。他喝茶很讲究,要是和二三知己围着茶炉聊起来便无边无际,正如他在自作诗中说的那样“熬茶待客漫无题”。他说的熬茶就是熬“罐罐茶”加一些佐料,他的喜怒随茶而起,笑也爽快,骂也干脆。他很欣赏古人的“入木三分骂亦精”的名句,骂人要有根据,不可谩骂,当然,要骂到入木三分也是不容易的。说着说着,他一手举着茶杯,一手夹着香烟,一口气举了几个人和事。说时下有的“名作家”其实是装腔作势的“作家”,如在全国炒得赫赫有名的某位大作家,竟把“致仕”说成是上任,这不是把粉抹错了地方吗?又如某些画家,名气很大,其实是个“描红手”,“描”好了又不会落款,刘海粟先生说这样的人“实在还是文盲,至少文学修养极差”。一次,沈鹏带了一帮“书画家”来兰州淘金,其中一位专画老虎的大汉,唰唰唰几笔一只下山虎画好了,再仔细一看,这位大汉在宣纸下铺着一张不知从何处弄来的老虎画稿,这不是跟着名家充“名家”的画丐吗?他说,个别管文艺的大官儿,丢的人比这些“家”们还大!如某省的一位宣传部长,在大会上讲话时,把造诣的“诣”字念成了“旨”,台下听讲的人窃窃私语:宣传部长怎么成“造纸(旨)部长”了?其实,这就是《道德经》上说的“企而不立”的那类人。一个无知的人假如当了高官,就自以为学问也高了,真是“泥多佛大”,令我们这些孤陋寡闻的瘦老头“已无余肉为君麻”了。说着说着,梁老先生话题一转,他说:当然,别说全国,就甘肃这片热土上还是出了一些名副其实的甚至堪称大师的人,着实令人仰慕。如1960年被“天灾”致死的曹陇丁,是李苦禅的高足,但他不事张扬,淡于名利。在“天灾”中,曹先生饿急了,便展纸泼墨,画了个又肥又大、像鸡非鸡、似鸭非鸭的胖家伙,他歪着脑袋瞅瞅,毕竟“画饼”不能充饥,一怒之下,便在胖家伙旁边写了几句话:“从前鸡贱不吃鸡,落笔就成鸡,如今鸡贵吃不起,画鸡不像鸡,妈的×,妈的×!”他要能活到今天多好啊,山珍海味有的是!

一次,和梁老先生谈及文化人的“斋名”的话题时,我问他:“你为什么称呼自己是愤悱斋主?‘愤悱是什么意思?”他说:“给斋起名,成因很多,我给自己的书房起名,按理说还没有资格,倒有点酸!用了‘愤悱二字,一是《论语述而》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即有所不通而待人启迪。二是杜牧《雪中书怀》诗:‘愤悱欲谁诉,忧愠不能持。言其苦思冥想而言语不能表达之情。三是启功先生在谈其学画学书之初,因曾遭白眼而发愤苦练时说:愤悱实是用功之起点。以上三说,我很喜欢,故以愤悱为斋名。”

说到愤悱是用功的起点时,我问他:“五十年代初,你攻读北京新闻学校研究班不也是用功的起点吗?”他说那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段,校长是范长江,教授是叶圣陶、老舍、于光远、伍修权、乔冠华等一代名家,受益匪浅。可他又说:“我此后的履迹证明自己辜负了名师!”

2008年2月27日下午,我去探视久病卧床的梁老先生。年前,他得了肺心病。有一叶肺底部感染严重,已经纤维化了。痰聚集在肺的底部,呼吸急促,唾吐比较困难;还有腰椎骨折。他说:“现在的这医院,根本就是个处方大药房,肺都快烂了,打点滴也好,口服药也好,全都是价钱昂贵而于病无关的药。”他曾在病床上不无感慨地说:人嘛,到山打柴,过河脱鞋,七灾八难,酸甜苦辣都可能碰到。世上最感人的是真情,《红楼梦》、《镜花缘》、《金瓶梅》等名著中那么多的人物,那么错综复杂的感情,真情不多,假意不少,阴谋阳谋都有,人世难逢开口笑嘛!1957年正在“鸣放”的火头上,他和另一位记者两人被报社派去专随省委书记张仲良采访,他才明白“鸣放”就是“引蛇出洞”。后来报社编委马谦卿突然通知他下乡采访,地点自选,多带点钱,没部里的话你不要回来。这次的“任务”真是“自由自在”,他一头扎进白龙江原始森林里,一住就是几个月,除了给蚊子供血,还发表了好几篇通讯。后来,还是自己主动回报社。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命中注定”是要当一回“右派”的,想躲也躲不掉。1958年反右派扩大化了,再也没有1957年那么幸运了,被补录为“右派”,其唯一原因就是在1956年全国开展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中,他把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的官僚主义者迫害工人的事,向报社领导反映后,经省委有关会议批准,在甘肃日报报道这件事。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张凌虚事件”。因这一事件的报道,他和全省工矿系统受这一“事件”的株连而打成“右派”的数以百计的蒙冤者一起,跌入人生的低谷,这一跌就是20年!人生能有几个20年,更何况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施展才能,干事创业的20年啊!也因此,他的家庭和事业均无理想的结局,留下了人生的一大遗憾。作为一个多情的、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文化人,他心中是苦闷的。梁老先生讲,虽时过境迁,可现在想来,一些往事也挺好“玩”,比如那次宣布他被定为“右派”的会议是在甘肃日报编辑部四楼会议室由编委高剑夫主持、副总编樊大畏宣布的。宣布、批斗完之后,在下报社大台阶时,高剑夫说:“在商量由谁宣布你被定为‘右派这个问题上,我和大畏谁都不想当‘宣布者,但我还是把这个任务推给大畏了。” 梁顺便说:“把我打成右派,有良心吗?”樊大畏心情有点沉重,一直没说一句话。梁老笑了笑说:“现在回头一想,真傻!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良心!”

他平反恢复工作前,在报社二层小木楼上,迪民同志叫他去,正好报社食堂的辛炳南师傅送来一个大饼、一盘白菜、一碗鸡蛋汤。他问:“你能吃习惯吗?”迪民说:“这已经不错了。”两人相视一笑之后,老社长又一次谈到定右派的事,并一再强调:“当时我实在是顶不住啊!”梁说:“省委都没有顶住(指来自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的压力),强(自修)副书记也没顶住,你个人能有什么办法呢!”

在被定为“右派”之前,即50年代初,新华通讯社甘肃分社选调梁老先生,商调函前后来过两次,均未告知他本人。当然,后来报社主要领导给他讲,因为当时的社领导要把他留下来。他说:“听领导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弃了去新华分社的想法,乐意留下来,结果‘留出了‘张凌虚事件,成了‘右派!”

2008年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又一次去看望梁老先生。他是从河南看儿孙后才返回兰州的。他是一个口味较高的老烟友,有着60多年的烟龄,虽然因烟得病,至今照吸不误,而且抽烟的档次又提高了,除了吸“苦”的每天还要吃“甜”的。他的生活中,少不了香烟、罐罐茶、蜂蜜。他曾说:“临窗架个茶炉,隔窗望着龙尾山,只知茶味,忘了世味。小马,你看我像不像个活神仙?不,是个阿Q吧?”他是一个多才多情而又多灾多难的诗人,进入晚年后,他与外界的联系和朋友的交往越来越少,但思维仍然很活跃,阅读也很勤奋。

有次我一进门,他就推着我进入他的卧室。每次去看他,大多时候都是他一个人,在他家的客厅我和他没有说过几句话。会客就在卧室,他的卧室还兼有书房、餐厅的功能。案子上有他随手翻阅的书籍报刊、有感而发的诗作笔记;各种药物也堆积在那里,还有不能缺少的茶具、香烟,茶炉在离他最近的桌子一角,靠左边是一个电动水瓶。他喝茶、抽烟、吃药、看书、写作都是坐在床边他手臂能及的区域内进行,别人看着很零乱,但他动作起来倒也非常自然,也很娴熟,每做一件事,都是一次到位。他一般都是坐在床边和客人交谈,他的天地就是这张已有五十多年“床龄”的硬板床,尤其是近两年,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时间长了坐不住,行走也比较困难,离开床他的困难就很多。他的苦乐均在这里出现、交汇,演绎着人生的现实和幻境,回放着人生的一幕幕往事。虽然有些人戏称他是“倔格子”,但少有人知其童心未泯,激情荡漾,妙语连珠。我和他“茶话”次数多了,深受感染,便生出这样的感慨:鹤发童颜真性葆,一生坎坷何人考?喜愁苦乐已寻常,书法诗词堪偕老。

他听后笑着说:“小马呀,你成诗人了!”

梁老先生在书法、诗词方面的造诣是比较深的。先说梁老先生的书法。有一年,省委某工作部门的一位同志因公赴北京向沈鹏先生求字,沈老说:“你们这是舍近求远,甘肃有个叫梁军的你们知道不知道?他的字就写得很好嘛,何不让他写一写?”梁老先生知道此事后说:“我和沈鹏是北京新闻学校的校友,彼此熟知,他那是在高抬我呢!”其实他的书法作品先后被《中国书画报》、《施耐庵纪念馆》等处收藏了。再说梁老先生的诗词,如一直被他尊为学长的沈鹏老先生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兄作诗极有味,时下有如此功夫者凤毛麟角矣。”又如,1995年8月,《振兴丝绸之路海内外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先后在乌鲁木齐、哈密等地举办,梁老先生应邀参加,并又惊喜地见到了王洛宾,老朋友相见分外激动。他们是在兰州解放前夕相识的,后来王洛宾去了青海。一次,张治中邀请全国名家在五泉山东龙口举办露天音乐会,人山人海,演唱者除王洛宾,还有专机接来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管喻宜萱(解放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梁先生采访报道了这次音乐会。当时,王称梁是“娃娃访员”(称记者为访员),梁说:“你不要看不起人!”王说:“没有那个意思。”三十七八年之后老友重逢,梁老先生为情所动,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写下一首诗:“月洗流沙净,情凝瀚海深。天山逢洛老,皓首唱童心。”赠王洛宾先生,王先生看了之后立即钻到葡萄架下,仅用十多分钟就谱完了曲,在与会代表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时,激动的歌王已经情不自禁地领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唱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难怪活动的组织者不无“怨气”地说:“这次活动收获最大的人是梁先生。”活动结束后此曲在甘肃日报副刊发表,1996年一代歌王王洛宾先生逝世,这份“珠联璧合”的词曲手稿就显得尤为珍贵,也很可能是王洛宾老先生的绝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王洛宾艺术纪念馆先后两次派人专程登门收藏原作,被“小气”的梁老先生婉言谢绝了,只给了一份复印件供其收藏。1987年,袁第锐老先生奉杨植霖老之托,在原兰州诗词学会的基础上组建甘肃省诗词学会,聘梁老先生为学会学术顾问,袁老先生(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甘肃省诗词学会会长)在《平襄梁氏父子诗词选》的序言中说:“先生为文,尝以‘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自律;为诗则主张‘笔下出鬼,无兴无诗。其文见诸报端,人多善之;诗则清新而主性灵,为识者所俊赏。”“先生‘无兴无诗之旨甚是,故绝无无病呻吟之作。每有吟哦,或使人读后心旷神怡,为之击节;或深为感染,心向往之;所谓诗人之诗是也……以绝句为例,其风流清丽或如义山,而超逸驰骋又直追长吉。”在梁老先生60岁生日当天,意外地收到上海谢稚柳及其夫人陈佩秋、北京沈鹏书写梁老先生诗作的书法作品,令他兴奋而惊讶,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谢老夫妇。这也可算是因其诗词结缘的事例,书写梁老先生诗词作品的名书法家遍布大江南北,有北京的朱乃正、雪祁、刘艺,香港的黄柱河、刘才昌,有上海的钱佩云、沈鸿根、赵崇岫,广东的沙舟,浙江的姜东舒,新疆的李般木,还有甘肃的张邦彦、韩不言、陈伯希、婴叟、沈年润等等。他的诗作就这样被全国的名家书写着传播着。就这,当我说他是书法家、诗人时,他只承认自己是会写毛笔字也会点格律诗而已,其他的则闭口不谈,按他的说法是“因为还有‘山外青山楼外楼嘛”。

2008年中秋节刚过,梁老回了一趟通渭老家,当天去,当天回。那天到故乡后,他稍事休息,就从山下一口气直奔梁家祖坟。一路上,同去的兄弟、侄子和同车陪他的儿子、儿媳们不时请他“歇一会儿再走”。但他只是低着头,发疯似地往前冲,到了目的地,长出了一口气,回首望去,走了这么陡峭又这么远的山路,连他自己都有些吃惊,哪儿来的这股子精神?他说这一定是梁家的老先人在召唤他。在坟头,他焚香、献糖果,然后自言自语地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已经82岁了,活着来看你们是最后一次了,我死后也不能回到你们的脚下。原本想在你们的脚下壅个土堆,表示我这个长孙长子的存在,可转念一想,有什么意义,还不是多占了点黄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有灵,把梁门好的后代保护好,对不成器的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吧!”此情此理,感人肺腑。

梁老先生对死亡有他自己的见解,他说,一个人进入暮年之后,身体的各个器官包括思想都在萎缩、衰竭。这是谁也左右不了和抗拒不了的自然规律,死于非命的另当别论,不论怎么死,其情都是“凄凉”的。说到死亡的话题,他笑着说自己是近于从“九死一生”中侥幸活过来的人,现在想起来还蛮有趣。他沉思片刻后举了几个很危急的例子:一是他出生还未满月就泻肚子,在几乎脱水的情况下,母亲抱着他上山逃避土匪,父亲看他奄奄一息,怕拖累家人,从母亲怀里抓去扔到路边一个树坑里,后面上山的人捡起来又塞到母亲怀里。跑到山后一户人家,讨得半碗山泉水,母亲也顾不得他的死活了,就一咕噜把半碗冰凉冰凉的泉水灌到他肚子里,没想到就这山泉水把他救活了。还有一次是在他21岁那年,兰州三四家报纸同时发表了同一内容的“新闻”,说《和平日报》记者梁某因和《兰州日报》记者高某闹矛盾自杀了,还有眉有眼地发表了他的“遗嘱”。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几天他因重感冒卧床,很多每天见面的人偏在这几天没见过他,看了报纷纷来宿舍“吊唁”,外地的同学还发来“唁电”。好在家乡消息闭塞,还亏了另一位他叫大姐的记者赶忙给他老家去信,说报纸登的是假的。见报当天是洋人的“愚人节”,害得他好多亲友成了“愚人”,不过也有不愚的,是从“新闻”的字里行间发现“矛盾”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名叫“史效华”(是笑话),他们跟着一笑了之,可外地的同学一直以为他死了,这次“死”得真是哭笑不得。再后,就是作为《甘肃日报》常驻铁路的记者,在1954年冬,为了“抢”新闻,雪夜里从乌鞘岭隧道工地独自跑到天祝县城发电讯,虽然抢先于新华社的通稿,在《甘肃日报》登出了“独家新闻”,但却在路上差点被两只在雪夜里觅食的饿狼吃掉。积雪很厚,又披着一件老羊皮袄,两条狼一前一后围着他,手电筒的电耗尽了,他就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狼眼在微弱的亮光中闪闪发绿,着实吓了一身冷汗,但“狼口余生”,又活过来了。到了1960年,戴着“右派帽子”被下放到靖远新闻农场劳动改造,期间,场长指定他和孙世隆(省出版社的小“右派”)两人,由新华印刷厂的一名“工人老大哥”带领,在一座山脚下挖窑洞,当地村民一再劝场长这里土茬不利于挖窑洞,但场长说村民思想保守,就这样坚持挖下去,一孔深4米,高2.5米的窑洞挖成了,在刷窑壁时那位“工人老大哥”一边刷,一边讲他们庆阳人挖窑有经验,如果窑要塌,先塌洞口,里边的人不能往洞口跑。正在这时,轰隆一声,窑塌了,洞口成了小月牙,“工人老大哥”不见了,两个“右派”被埋了半截身子,而且还不能自刨自救,只能你刨他,他刨你,然后顺着“工人老大哥”站过的地方用手刨土寻人,幸好,三个人有险无死,只是“工人老大哥”被送到兰州,医院里给他背了个钢板,这之后,梁老先生说他两三个月不敢闭眼。在当“右派”期间,他还有多次“死”而未死的事,如大病、大炼钢铁中在高温近千度的土高炉中身裹着湿棉衣抢修炉膛等,都是很难活的,可他活过来了。他说:“还是屈原说得好,‘虽九死其犹未悔,不悔,对死也就看淡了,有些想长命百岁日诵佛经而口善心不善的人,还不等‘寿终正寝就走了,真乃是枉把弥陀念!”

2008年11月27日早上,梁老先生突然决定由在河南工作的小儿子赶来兰州陪同坐飞机赴三亚过冬。他说到目的地之后给我来电话,几天过去了,不见音讯,我心中有几分忐忑不安。到了12月8日下午,从他在兰州的儿子处获得联系电话,与老人通了近40分钟话。“小马,一辈子除了文革期间‘坐喷气式不算,这是第二次坐飞机窜入云霄。第一次是在旧社会,当时只有21岁,坐的是美国飞虎队陈纳德的飞机,他曾派飞机援助中国抗日。他的飞机在兰州专门邀请了几家大报记者参加表演飞行,事后我写了一篇较长的通讯,在《和平日报》连载两天。‘文化大革命中,这便成了一大罪状,一顶‘美帝国主义代言人的大帽子扣在我头上,于是我‘坐上了造反派的‘喷气式。这次坐上了东航飞机飞往海南岛,由不得想起那些极其无知而又‘可爱的脓包小将。飞到三亚之后,开始和罗山同志(报社的一位离休干部)住在一家公寓的三楼,打开窗户就看见茫茫大海,才真体验了‘渺沧海之一粟的感受,心灵就会净化,胸怀就能舒展。”

在去三亚之前,有许多老同志好心劝他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出门不方便,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你怎么收场,给孩子们如何交待?要三思而行。其实,这些人的用心都很好,但三亚之行足以说明这位老夫子脑子一点都不糊涂,心里明亮得跟镜子一样,老主意正得很!这一点令我辈自叹弗如。

有一次,房东给他说,等开春以后你回兰州,到冬天了再来。他则风趣地说:“就是每月1800元的费用有些高,否则就不回去了。”

2008年12月22日下午,梁老先生来电,说前几天罗老被房东的孩子拉了一下,跌倒,后脑勺受伤,送到医院,还缝合了几针,所幸的是没有留下后遗症,但和房东的关系就不太好处了,彼此都有些尴尬,于是,老罗搬走了,房间更显空旷,寂寞又添了几分。最近,从东北、新疆、青海来三亚度假的人一拨接着一拨,就连俄罗斯人也是一家连一家地飞抵三亚越冬,房费也在不断上涨。兰州也有不少的人陆续来,有时还能碰上熟人,一见面先问他写诗和书法之事。三亚,是国际旅游城市,来来往往都是过客,似乎不大在乎书画,就连文房四宝都很难买到。眼前困扰他的有两件事:一是茶,二是烟。带的茶叶喝完之后,找不到他爱喝的绿茶,后来房东不知从哪里购得半斤福建绿茶,勉强解决了茶的问题。烟还是儿子亚彤从兰州邮去的。

2009年1月30日(正月初五)上午,我打电话给梁老先生拜年,他说年前为了消灭蚂蚁,在移动床铺时,房东不在家,没想到自己力不从心,“咔嚓”一声,腰部的旧伤复发,身边又没有一个可使唤的人,心情坏极了。回想起来,罗老也是在这里被摔倒受伤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个不祥之地,需要尽快离开。正好碰上一位河南籍的出租车司机,因梁老先生的小儿子在河南工作,在送他来海南时认了半个老乡,电话里请这位河南老乡帮忙找个地方,这位小伙子真是一个热心的人,免费拉着他看了好几处,最终搬到一个叫鹿回头的地方,面对渔港,背靠山顶公园,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搬家”了。

2009年3月4日下午快下班时,我在编辑部大楼过道里突然遇见梁老先生,没想到他这么早就回来了,赶快请到办公室叙谈。他是2月26日飞回兰州的,在三亚登机时,机场工作人员不让进安检门,说80岁以上的老人坐飞机都要有陪员,否则就不准登机。眼看起飞时间快到了,情急之下,还是那个送他到机场的河南籍司机帮他办了个全程护理手续,一分钱也没花,在他脖子上挂了个印着“无人陪伴”四个字的纸袋子,那四个大字下面还有一行“我是无陪我怕谁”的小字,这是给老人壮胆,给其他乘客打个招呼的意思。上了飞机,“挂牌示众”的就他一个人,似乎成了机内的一个“怪人”,惹得大家个个侧目。梁老先生的这次海南越冬疗养之行就此结束了,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可以说是一次身体和心理的自我挑战,是他人生旅途中一道可圈可点的风景。几个月没见面了,心中的话一时半会说不完,因我晚上另有应酬,交谈只好匆匆打住。分手时,梁老先生表示,等天气暖和了要着手写字,夕阳不等人啊!耄耋老人的心境给我以诸多思考。走出编辑部大楼,春风吹来,倍感神清气爽,就像梁老先生喝茶一样舒畅。而这点点滴滴茶话,却都是我用录音笔“偷”来的,事后他也无可奈何地默认了。

责任编辑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