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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馆回收报纸的背后

2009-01-17

博览群书 2009年1期
关键词:报馆本馆京报

王 康

《京报》,1918年10月5日在北京创刊。创办者邵飘萍宣称,“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五四运动期间,《京报》因声援学生运动,大力抨击安福系而遭查封。即便有读者翻开那发了黄的报章,也往往会被扑面而来的口诛笔伐的文章所吸引,却少有人注意偏居一隅的《京报》馆收买自己报纸的启事。笔者希望拾起这则鲜为人知的文本,探求收回《京报》背后的故事。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5月6日出版的《京报》,不仅报道了巴黎和会外交进程,还关注了五四学生运动的最新动态。有别于往日的是,新闻版头条处出现了一则“本馆启事”,标题为《收买昨日本报》:“昨日(五月五日)所出版之本报,因阅者骤增,不及添印,致外埠尚未有寄出者。倘有人愿以昨天本报出卖,本馆当酬还原价。此启。”5月7日,《京报》继续发布启事《收买前日本报》:“前日(五月五日)所出版之本报,因阅者骤增,不及添印,致外埠尚未有寄出者。倘有人愿以昨天本报出卖,本馆当酬还原价,此启。”5月10日,第三次发布《本馆启事》:“购求五月五日所出版之本报,每份价洋一角,以十五份为限。本馆发行部启。”(当时《京报》售价为每月洋六角)

《京报》馆以原价甚至高价收回已售出的5月5日报纸。这是《京报》自创刊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它为什么要收回这日的报纸?果真如启事所言由于阅者骤增、不及添印,还是另有隐情?

5月5日《京报》的内容多为巴黎和会进程和学生运动的报道。新闻版头条为主笔邵飘萍撰写的评论《外交失败第一幕》,副标题是“群众之怒、政府之羞、东亚未来之危机、中国国交之不幸”。要闻部分《山东问题竟决定耶》、《东方德意志出现》、《三国会议与山东问题——日人之乐观态度》、《巴黎和会外交界之缓和——阿尔兰氏返国之真意》、《日人述其政府态度》、《日政府又发训电》是介绍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情况及日本方面的态度。同时,《京报》还以《学生界大风潮》为大标题详细报道了五四学生运动,包括《各校全体游街会》、《曹润田家之火警》、《章仲和亦受重伤》等,并刊载了学生散发传单上的全部内容——《北京全体学界通告》。鉴于5日《京报》如此全面、及时报道了前一日爆发的五四运动和山东问题的最新态势,加之人们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热切关注,“阅者骤然增多”是可以理解的。

《京报》“不及添印”是否也是可能的呢?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回忆:起初,《京报》社设在珠巢街,设备十分简陋,自己没有印刷工具,委托别人代印(汤修慧《“因报而生。为报而死”的一代报人邵飘萍》,载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月《他们是怎样办报的》)。至1919年5月5日,《京报》创刊也不过七个月,设备等条件自然无法与1920年发展壮大后拥有自己的印刷厂和自行发行车队的《京报》相比。邵飘萍后来总结说,“办报的必得要办印刷所。要是不办印刷所,自己的报叫其他印刷所去印,因为不论哪个印刷所,差不多都包办几家报纸,所以报纸出版的时间则不免有误了。”(邵飘萍《中国新闻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其事业之要点》,载上海书店1990年1月《新闻学名论集》)委托别人代印,到底不方便,报纸热卖,应是好事,却来不及加印,好事难成啊!

从创刊开始,邵飘萍就从各方面下手努力提高《京报》在北京报界的声誉和地位。那么,出现“报纸热卖、阅者骤增、不及添印”的状况该如何解决呢?《京报》馆首先确保了本埠读者对报纸的需求,将原打算寄往外埠的报纸售给本地骤增的读者,但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外埠尚有未寄出者”。随后,不知道哪位聪明人想出了再次收买《京报》的好主意。这样,本埠骤增的读者和外埠订户都可以看到《京报》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了,总体上读者数量增加,只是延迟了外埠订户看到报纸的时间。

如此看来,“阅者骤增、不及添印一外埠有未寄出者一报馆收买《京报》”的叙述似乎符合事实。但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一说法难以让人信服。说到底,《京报》是一份民办报纸,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是需要盈利的,至少应该维持报馆的正常运营。有记载称:邵飘萍创办之初,因个人力薄,常为经费所困。(汤修慧《“因报而生,为报而死”的一代报人邵飘萍》)高价收买《京报》的这笔经济账并不划算。当时《京报》本埠售价标准为:“零售一份铜元三枚,每月银元六角,半年三元三角,全年六元。”6日、7日称按原价回收,10日要以“每份价洋一角”收买,价格相当高了。收回的报纸再按照既定售价寄往外埠,无形中增加了报馆的成本。当然,《京报》可能十分注重自己的声誉和信用,为了使外埠订户的利益损失最小化,而不吝惜这一银元多的经济代价。也许这一银元多对于《京报》馆来说不算什么,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京报》馆的负责态度,在今天称得上是诚信企业了。然而,我们的“诚信报纸”会不会存在不诚信的可能呢?——报馆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回收《京报》,而“阅者骤增不及添印,致外埠尚有未寄出者”都是冠冕堂皇的鬼话。我们当然不会否定这一种可能的存在。那么,隐匿在幌子之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目力所及,未能发现更多解答问题的材料,这倒给研究者留下了合理的想象空间。

我与从事新闻报纸工作多年的朋友们聊起这件事,他们的观点居然出奇一致:当日《京报》报道内容一定存在某种问题。于是,我找来1919年5月5日的《晨报》作比较,发现5日《京报》关于五四事件的报道和其他要闻,与《晨报》报道没有事实上的差别。唯有邵飘萍撰写的头条评论《外交失败第一幕》措辞严厉、态度坚决,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与《晨报》的中性报道截然不同。从标题来看,该文毫不客气地否定了政府外交,称“外交失败”“政府之羞”,又言“如果签字,则国内将有弥天之风潮,此吾人在职务上不得不预告政府者”。文中形容政府外交“自困于绝地”,并宣称“山东问题万一果如东报所传之结果,吾人不能不问政府何以竟食坚持到底之前言”。这篇评论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民族危亡、国民觉悟、五四学生运动等事件联成因果,措辞强硬,却不失说理,颇具感染力和号召力。而5日《晨报》舆论仍保持谨慎态度,仅称“濒于危候之山东问题”。对政府外交也未加指责。若回收《京报》是因为报道内容,那么问题极可能出在《外交失败第一幕》这篇评论上。该文观点、立场在五四爆发之际别有一番政治解读,极易触动北京政府的敏感神经。回收报纸或许是《京报》报人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的自觉行为,更大程度上应是《京报》迫于外在政治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还可以作出进一步的假设:《京报》馆收买报纸事件完全是子虚乌有,制造这一事件完全是《京报》的自我炒作。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京报》创刊才七个月,尚属于起步阶段。作为具备丰富从业经验的资深记者,邵飘萍深谙宣传的巨大作用,并强调宣传的得法,可以扩大报纸的发行。他对制作广告也有独到的见解和出奇制胜的经验。比如:“故意弄错,使看报的人注意,来改正他的错处,于是大家群注目他的报纸;或者用刺激性强烈的题目或很危险的话引人注意;抑或新的新闻,就是仿佛是新闻,其实是诱人看广告,不过为是看之前不知是广告,既及看完后才知是广告”。(邵飘萍《中国新闻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其事业之要点》)邵飘萍为了向外界广泛宣传《京报》,曾发行过《京报》纪念专刊,并在新报馆落成之际,拍照制成纪念明信片分送各方。简言之,邵飘萍非常清楚如何给《京报》做广告,如何让《京报》更具盛名。这样,只要他动动脑筋,费点心思,就能炮制出“收买《京报》事件”。5月10日《京报》启事说限定以原定价五倍价格收买十五份报纸。乍一看,颇有欲卖从速的意味。5月6日、7日“阅者骤增、不及添印”的表述暗示一报难求的热销局面。因“外埠尚有未寄出者”而不得不收买报纸,打造出《京报》良好的信用形象。更绝的是,《京报》不需要为此支付任何宣传费用,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廉价的广告了。

《京报》馆收买报纸事件不论是因为“阅者骤增、不及添印”,还是迫于政治压力或自我炒作,我们都能从启事中透视《京报》社会影响扩大的趋势。囿于资料所限,笔者目前尚不能确定哪种解释是京报馆收买报纸的真正原因,愿就此求教于方家。而多元文本解读的意义在于为进一步发掘历史真相提供发散性思考,让孤寂的文本在历史中变得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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