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

摘 要 川东重镇重庆在近代遭受西力的强势冲击，被迫开埠通商，加上清廷自上而下推行新政的影响，地方社会风气逐渐出现变化。在内外合力影响下，具有近代性质的传播媒介——报刊在川东地区应运而生，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关注重庆府辖巴县县政府的新闻出版活动，窥见地方政府在近代报刊订阅、报馆开办过程中的身影，论说地方行政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并非总是阻碍的角色，也有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近代重庆 巴县衙门 报刊 报馆 巴县档案

中国最早的报纸被称为邸报，内容以刊载封建王朝的诏书、法令、官员升黜、赏罚等信息，在统治机构内部发行，因此，阅读者多限于官吏，一般的黎民是无法接触、窥见的。而具有近代性质的报刊，是1840年以来，伴随西方国家入侵和中国半殖民地化同时开始的[1]10。川东重庆自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开埠通商后，随着西方的入侵以及区域现代化思潮的影响，亦出现不少近代性质的报刊，起到了传播讯息，启迪民智的作用。文章侧重考查重庆开埠通商后，地方政府——巴县衙门在新闻出版活动中的系列活动，以此作为窥见区域现代化发展的一面。作为一种官方行为，巴县衙门在其中充任负责人的角色，从中筹划、办理，发挥不小的作用。

一、巴县政府订购、推广各类近代报刊

从衙门档案反映的情形来看，这一时期巴县衙门订阅、代销的报刊类型集中于各地发行的商业性报刊。这同讲求实业、振兴工商的思潮紧密联系。时论指出：“古之为治者，皆以农为富国之本;今之为治者，当以商为富国之资，非舍本而逐末也，古今之时势有不同也。”[2]甚至强调：“实业之兴衰，关于国事之存亡。”[3]107“实业盛则国事盛，实业完则国事完。”[4]37概括来讲，主要涉及以下几种。

1.定购《湖北商务报》。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汉口商务局创刊了《湖北商务报》，全年33期为1份，每分定价洋圆4元，举凡有关“商务、奏疏、公牍及商学、商律、新法、新书以及进出口货物税收之盈绌，中外商务之盛衰，农殖之兴旺，工艺之精粗。何者畅销？何者壅滞？产地何处？价值若何？均逐一罗列。”同年，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发给巴县衙门札文，称“商务为富国第一义”，奈何“民间智术未开，器术未兴，中外之局未悉”，而“问题”可以依赖商报一端来解决。重庆居湖北上游，为“西疆孔道”，“货殖盈盛”、“制造良美”，两地商业贸易往来频繁，因此要求巴县衙门速速订购《湖北商务报》。强调《湖北商务报》“或譯诸报章，或采访得失，皆系确有见地，足资考证，询于商务大有裨益。”其利在于可使“蜀民蒙利导之休，鄂局受维持之盛”，从而为中国塞漏开源[5]。

巴县衙门于11月订购了首次刊发的报纸，每份商报“合九七平纹银二两九钱零八厘八毫，共合九七平纹银二十九两零八厘八毫”。除留下1份备案外，其中8份衙门再分发给渝城的八省会馆，另1份发给四合公司阅看。光绪二十六年（1900），衙门又订购了《湖北商务报》第11期至18期，共计6088本，同样散发给八省会馆、四合公司等渝城商业机构。

关于《湖北商务报》的订购，衙门一直持续到该报停刊之日，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时，湖北商务报馆寄来了第95至99期，共计1300本商报到川，经县衙转发给各属一体购阅查看，以为“鼓官商之气，通中外之情”[5]。

2.定购《商政月报》。福建，作为中国最早被开商埠城市，得风气之先。外国人于1858年便在此地出版了第一张英文报——《福州府差报》（Foochow—Foo Courier）。1868年，传教士又在福州创办了福建第一份中文报——《中国读者》[6]1。其后国人也参与到本地报刊的创办，以光绪二十二年（1896）创办于福州的《福报》为标志，后续民办、官办报刊不断涌现。

光绪三十年（1904），鉴于“川省商务风气未开”，“俾商情鼓舞，力图振兴”的情形，巴县衙门向福建厦门商政局订购了《商政月报》第1期、第2期各一册。《商政月报》的内容以实业为主，包含“实业现况、译报、商标、广告”等类，其宗旨如刊名所示，“宣布商政，开通商智”，每月出1册，每册零售1角，全年报费银1元[7]。以报告商业舆情为主，对于商情的鼓舞确实大有益处。

3.定购《商务官报》。由农工商部主办的《商务官报》，以“发表商部之方针，启发商民之智识，提倡商业之前途，调差中外之商务”[8]为宗旨，内容为“论说、译稿、公牍、法律、章程、调查、报告、专件、纪事诸类”[9]41。自然是各地购阅的对象，甚至是政令要求必须订阅的。

该报在“商务为今日要政，维持补救非止一端，而综论得失、推阐利弊则必以报章为开通风气之先”[10]的背景下，起初由“商集股创办，禀经商部核定”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设，商部后补郎中吴桐林办理、经手。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部认为“商务报既归本部机关事”，“归商办终多未恰”，因此按照“奏定章程”重新进行整改，改归官办。并且“另派本部主事章宗祥办理，由《商务报》改名为《商务官报》”[10]。并制定章程及官销办法数条[8]。巴县衙门于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二十三日起，开始订购北京《商务报》。从第2期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第37期止，共认领了6份，价银30元。等到光绪三十二年《商务报》归官办，并改名为《商务官报》后，衙门从斯年五月第1期、第2期起订，由于有4期未能刊发，故而本年订阅到29期为止[8]。

4.定购英国《太晤士报》。在“浚商智”、“兴商务”的背景下，著名的外国报刊也被纳入订阅的范围之内。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重庆府耿知府发札文给巴县衙门，称上海洋务参赞官福开森近期在上海创办了西文《太晤士报》，其宗旨以“开通商界、学界，扶助中国为主义”，且议论持平，内容丰富，因而要求巴县衙门“设法广为传布，以资研究而示提倡”[11]。

5.定购、推广本地报刊。重庆“僻处西隅”，“以物产而论，甲于全洲，以识见而覘囿于一隅”，自《马关条约》订立后，商埠大开，中外经济交往频繁，而“卒之市面年逊一年，倒蹋迭见，外人货物充盈，莫筹抵制之策。”究其缘由，时人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曰未达商情也。夫五方杂处，寒温异带，物产异宜同一物焉。有今昔之各殊，盈虚之不一。商人于平日既无专门报章，末由考查商界中之大势，贸易焉，挟兹巨本，奔山涉水，亏折故多;或误于制货时之未求精美;或失于探行情之未的确实。故近年与洋商交涉者，无不人巧而我愚，此无商报以达商情之过也。

一曰未开商智也。夫中国商人其聪明材力未必远逊西人，特以耳目所及，未得周祥。既不知致富之原由，復不悉获利之公例，只知贩贱卖贵，贪便宜以博赢余。至如何开利源，如何垂久远，遂瞠目而不敢措手。即间有讲求变通者，抑不过袭其成绩，终无独出之奇，此无商报以开商智之过也。

一曰未合商群也。西人讲求商务，无论远近何商联为一气，不图私利，不挟偏心，故运转灵通，消息便捷。中国商人，但求利己，不谋大公，行商不知坐贾。此帮不知彼行，甚至同行忌嫉，事事隔膜。界限既分，获利愈薄，商业愈衰，此无商报以联远近商群之过也[12]。

所以，在这一背景下，1905年8月，重庆商务总会主办了《重庆商会公报》，作为重庆及当时四川最早的一家商业报刊[13]535。以此沟通商情、兴盛商业、培植商业人才，结束以上“三过”的尴尬局面。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川东道台发文，要求巴县衙门备资订购《重庆商报》，兹列全文于后。

世事业遂窳，环球大通，竞为商战，商业关系岂寻常？朝廷特立商部，为天下倡并令各省兴设商会，以资联络，恢扩更张，必重群力。然使智识不开，良苦不办，盈绌不知，调查不详，则买椟还珠，安能仰副朝□□兴盛。意欲求开智识，办良苦，知盈绌，详调查，非有商报不可。渝城商识之士创兴商报，体例谨严，考察详审，不收浮诞之词，亦无他弊。本道详加批阅，实能裨益商业。且其价甚廉，每年□□费贰两五钱，各州县亟宜筹款购阅，并劝谕绅商备资购订，多多益善。……除分别行知处，为此札仰该县一体遵照，迅速备资向《重庆商报》发行所订购阅看，不得推诿，订购若干分，并报奔到查考。切切。特札[14]。

川东道台在文札中强调，近代世界各国讲求商战，清廷成立商部，倡导发展商业贸易，以顺应时代潮流。而商报是了解商情、开通商智、知晓经济发展重要载体，应大力倡导。针对重庆本地创设的商报，要求衙门籌款订阅，并且劝谕商绅们多多订购，以“使绅商智慧日开”达到“商业自有进步”的目的。衙门的唐知县在接到道台的文札后，于十月二十一日发布通知，要求县属商贾人等一体遵照，迅速备资向《重庆商报》发行所购订，不得推诿。

《重庆商报》由民间力量办理，为商务局独立掌控的舆论工具，衙门对其进行宣传、推广，与近代倡导的发展民族工商业，振兴实业，从而与西方各国进行经济领域的博弈密不可分，很大程度上利于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二、巴县政府参与地方报馆的兴设

时人论及“为政之道，贵通不贵塞，贵新不贵陈，而欲求通欲求新，则报馆为急务矣！”并举西方各国的例子“查泰西各国报馆之多，美国至一万八千余种，英国各一万三千余种，法国九千余种，俄国五千余种，日本两千余种”，得出“大抵报馆愈多者，其民愈智，其国愈富且强”的结论[15]349。

在华北、华中、华东各地报业得到一定发展的情形下，川省在1897年前尚无一报馆设立。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时任翰林院检讨，曾以参赞身份考察过英、法、意、比四国社会面貌的维新人士宋育仁奏请开办渝报馆。他指出：“蜀中山水僻远，一行省所督异郡县或不相闻，视外省，京师已辽矣，得风气最晚……与筹时局虑齐传而楚咻，乃就邦人士谋兴学报，先即重庆通衢开馆，为风教之先。”[16]

这一时期正是“瓜分危机”刺激下，康、梁等有识之士“首次尝试的以外国为原型的全面性的社会改革”[17]99的一个历史节点，也是前文所述，中国报界掀起一个小高潮的时段。有了这一想法后，宋育仁随即照会了巴县衙门，在给衙门的行文中称：“窃四川僻处偏隅，见闻未广，欲奉宣德意，必以开风气为先”，而且“京外迭出报章第邮寄维艰，流布甚尠”，“兹就渝城商务局附设报馆，酌定章程，附粘呈鉴，所有开办缘由。除咨明督部堂外，理合具文，咨请准予立案。希即出示晓谕军民人等一体知照，实为公便”[18]。宋育仁口中的“渝报馆”，其具体情形，可以从所呈衙门的“渝报馆章程十五条”中一窥究竟。现罗列于后，以备进一步说明。

渝报馆章程十五条

一、本局为广见闻，开风气而设。凡有关经世时务、中外交涉条约诸书皆印布，定价批发。每十日约出报二十余纸，订为一册。首谕旨恭录、宫门钞全录;次摺奏摘要;次外国报摘录。此后另页起，首先列题目，依题叙录本局新论时务一、二篇;次录川省物价表、渝城物价表;次另页起首，附中西有关政务各书并各种章程，以纸数为断;次届接续前篇，俾阅报者得拆订成书，是阅报而购书，即在其中，价廉而所获不少。

二、本局系承京师官书局而设，犹如官书局分局，确遵京局章程非挂洋牌之报馆可比，所录摺奏、洋报但录原文，不参论断。凡当道姓名、地方，琐屑概不涉笔以避毁誉之嫌，杜賕贿之弊。其副册，本局著论参用《时务报》馆章程，但敷陈事理，决不论列局外是非亦不臧否人物。

三、本报字模购定第三号、第五号一具，以便直行夹住兼可酌印他书。

四、本局集款，先由同仁捐集三千两。若仿时务局得同志者惠资襄助，俞可允拓局规（加增报篇数添聘译人广印书籍之类）仍拟捐助百两以上者，每年送阅报五分。五十两以上者，每年送阅报三分。三十两者，每年送阅报一分，均无报费。

五、捐款一时无多，如愿照集股分例入银者，以一百两为一股。每股各利息摺分盖用本局图记，每两对年认官息一分，年终凭摺给付利银。如息摺有遗失者，须先期报明本局，届收息之期再行補给。

六、本局设总理一人，局事归其主持，月供费拾六两正;主要笔人，常川箸论兼司编校，月供费拾六两;协理一人，月供费拾贰两;副主笔一人，月供费拾贰两;翻译暂聘一人，常川译书，月供费;两缮校，二人各肆两;司账一人，月陆两;排字二，月各参两。以上皆为撙节起见，若报章风行，事务增繁之日，人数、月费再行议增。

七、各府州縣各就其地託一友人采访要件，按月函知并託代为售报，不必加以访事名目亦勿庸议给薪水，但按期送报一分，以答勤劳。

八、局外友人，如有宏论专书不妨送局听凭，分别择印，仍注出本人姓名，断不掠美。

九、本局代发官书局彙报、《时务报》、《万国公报》并印发各种时务书，或行译外国书及刻近人新著时务书，只准书坊贩售，不准外人翻刻，请官立案。

十、在局诸人办事程度，另有详细条目，由总理拟定以便照行。

十一、阅报费先交银十两者，送报五年;先交洋银十元者，送报三年;先交银三两者，送报一年。先阅后交银者，每年银三两六钱，闰月照加折购者，每册六分。

十二、先阅后交费者，本城送满一月外，境送满三月皆须收费始行，续送以示限断。

十三、各地公局、信局、商店愿代派报者，二十分以上只收费九成，五十分以上只收费八成，代办诸人姓名、住址均列报尾，以便订购，惟报费均有本局收单为凭，如有逋欠，仍惟代办人认偿。

十四、本局出入之账，每月清结一次。每六个月具报一次，附列报末，以徵核实。年终仍具报有司存案，在局者如有侵蚀均须追赔。

十五、出报体例，如有未协及譌脱未校出者，所望阅者不吝匡正，庶即遵改。其有拘守义例难遽改从者，亦必简答附列报末[18]。

章程开宗明义地说明，报馆为“广见闻，开风气”而设，所出报章主要刊载“经世时务、中外交涉条约诸书”，同时对本地的市场信息格外留心，载有“川省物价表”和“渝城物价表”。从章程所列条目来看，无论是内部人员组织，还是经费管理及规则制定上，考虑都较为周祥，建构起了如今日报纸期刊组织的雏形。川东道台和重庆知府了解到宋育仁所提议之事后，格外留心，先后给巴县衙门发来通知和札文，要求衙门“除立案外，合行出示晓谕，札仰县属军民人等一体知照”[18]。蒋知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七日，针对宋育仁的禀请，做出批示，准予渝报馆的兴设，以求“广见闻，开风气”。渝报馆成立后，发行的即为川省第一份近代报纸——《渝报》，它的发行、销售对当时重庆，甚至整个西南腹地产生了重大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成为戊戌变法时期鼓吹川省进行社会变革的舆论阵地。

在晚清国家危如累卵的背景下，受到西人报刊功用的启发，催生了近代中国自办报刊的活动。朝廷的允准、倡导，使得各地办报活动风行一时，宣传实业、宣传教育、宣传革新。报刊被赋予启迪民智、强盛国家的重任。重庆地处西陲，新知进入较为迟缓，为求风气大开，订购、代销他处的报纸作为开通本地风气的重要手段。其后自办报刊、设立报馆，更是进一步起到促进当地风气开放，民智启迪的效用。比如，隗瀛涛先生就强调了报纸与四川保路运动的关系：“川人知道报纸势力，就在这争路时代”[19]227。

综上所述，本文借助真切反映一地方社会的“档案”窥见重庆府辖的巴县政府在近代报刊订阅、新式报馆创设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不同于既有研究侧重考察士绅、新型知识分子在近代报刊活动中的地位及影响，关注传统地方行政力量在新事物的推广中亦有重要的影响存在。尽管近代报刊的创设依赖知识分子的智力，依赖雄厚的资本，而销路却不单是智力和资金就能解决的，尤其是举国风气不佳的情况下，报刊的流通是个严峻的问题。没有广开销路，报刊也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地方政府利用“公权”的效力，无疑能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不小的助益，进而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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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代巴县衙门档案[A]：6-6-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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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代巴县衙门档案[A]：6-6-6344.                [8]清代巴县衙门档案[A]：6-6-6345.

[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           [10]清代巴县衙门档案[A]：6-6-0345.

[11]清代巴县衙门档案[A]：6-6-6350.              [12]重庆商会公报缘起[N].广益丛报，1905（82）.

[13]周勇.重庆通史（第1册 ）[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14]清代巴县衙门档案[A]：6-6-6347.

[15]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2册）[M].台北：鼎文书局，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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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清末中国：清末、中华民国[M].马晓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8]清代巴县衙门档案[A]：6-6-6362.

[19]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