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孝华

岳阳楼原是三国东吴的水军瞭望所，滕子京知岳州时成为观景楼、铭功楼。岳阳楼声名远播，很大程度上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关。

范仲淹风云一生，跌宕起伏，为当朝名宦、宋室名臣，更是中国历史画廊中最能展示民族精神和民族魂魄的熠熠生辉的镇廊式人物之一。《岳阳楼记》虽然只是墨写的名篇，而它所燃烧的思想精髓则是血写的文字，以生命谋篇，骨气贯于长虹!

范仲淹27岁中进士，从此宦海沉浮一生，徜徉过“春和景明，浮光跃金”的顺途，更屡遭“浊浪排空，樯倾楫摧”的逆境，以致65岁寿龄病逝在徐州知州的任上。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范仲淹，是宋代的文学家范仲淹，其实，范仲淹更是一位一生用心血生命润色民生、润滑历史的大政治家，他所留下的诗文篇章，不过是他抒发政治怀抱和舒解胸中块垒的副产品而已。

范仲淹的一生，突出了一个“苦”字：苦出生，刻苦学习，刻苦自律，与民同甘共苦，以苦为乐。这一特征，鲜明地烙在他的人生处处，撒满他的生命轨迹。

范仲淹祖居河南，后迁到苏州吴县。两岁时，他做武宁侯军(今徐州)节度掌书记(文书)的父亲范墉病逝，母亲谢氏抱着他扶柩南归，在苏州守丧两年，生活十分艰窘，因孤苦无依，且又饱尝白眼，无奈之下，谢氏带着4岁的范仲淹改嫁尹江府(今苏州)推官(下层小吏)朱文翰。

朱文翰乃山东淄博人，为富家子弟，也是一个有良知的文人。他不仅宠爱谢氏，而且十分疼爱聪慧过人的范仲淹，将其改名为朱说，并手把手指导他读书认字。从此，范仲淹结束了屈辱而苦难的童年生活。

后来，朱文翰赴京任职，范仲淹母子则留在朱文翰山东老家(今山东邹平县长山镇)。在这里，范仲淹开始了真正的读书生活。

历史上许多名人立志读书都留下了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掌故，如苏秦的“悬梁刺股”，车胤、孙康的“囊萤映雪”，欧阳修的“荻杆画地”，范仲淹苦读的典故叫“画粥断齑”。

朱家本是长山的富户，按说范仲淹是不会吃多少苦头的。但大户人家难免会有诸多纷扰是非。为了能静心读书，范仲淹离家寄身到长山深处的醴泉寺。醴泉寺环境清幽，藏书丰富，还有一位学问精深的高僧，是静心读书的绝佳之地。

在醴泉寺，范仲淹谢绝了家人的照顾，过着比苦行僧还清苦的生活，吃喝用度极其节俭——每天晚上熬一锅粥，冷凉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充饥，拌几根腌菜野葱，调些醋汁，作下饭菜之用；平日除了读书，再无其他消遣和娱乐，甚至时常读到废寝忘食。

但这还不够。醴泉寺毕竟是一座香火寺院，善男信女的喧哗时常会搅扰到他，于是，范仲淹干脆躲到醴泉寺山南森林；斗的一个山洞里读书。这一时期的埋头苦读，磨炼了他的意志，更使他学业大进。

23岁那年，范仲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收拾了行囊，心情极为复杂地离开了朱家。在继父的暗中帮助下，他来到了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是距离北宋首都东京(今开封)最近的书院，书多、学者多、交流机会也多。在这里，范仲淹结束了“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前期读书生活，眼界为之大开。昼夜不辍的五年书院生活，使他“大通六经之旨”，完成了由单纯的知识积累到意志、恒心、执著、笃信、思想历练等综合能力的形成与飞跃。

应天府书院内，恒久地流传着一则范仲淹专一求进的美谈。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笃信道教的宋真宗率文武百官到毫州(今安徽亳州)朝觐太清宫。浩荡车辇经过南京时，人们倾城出动，争睹帝尊天威。应天书院里那些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莘莘学子更是不失良机，潮涌而出。然而，就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刻，范仲淹却冥然兀坐，诵经如昔，埋头不理。有位热心的同学特地跑来叫他，谁知他淡淡地回道：“日后见，未必晚。”

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果然高中金榜。参加御试时，范仲淹近距离地见到年届五旬的真宗皇帝，后荣赴皇家宴。27岁的范仲淹从此告别寒士苦读生涯，开始谱写他宦海沉浮的鸿篇巨制。

一个人，当物质匮乏时，能吃苦耐劳是可贵的；当物质丰富时，仍能保持吃苦耐劳是可敬的；当拥有权力、获得丰厚的物质而能拒绝它的利诱并能清廉自守时，那么，这样的人是神圣的。事实上，无论为民还是为官，吃苦耐劳、远离享受，早已深入到了范仲淹的骨髓。

中进士后，范仲淹出任广德(今安徽广德县)军事司理参军，掌管地方狱讼，是个肥差。但在广德管理狱讼三年，范仲淹始终清廉自守，调离广德时，“橐橐萧萧两袖寒”，竟没有上路的盘缠，只好将自己的一匹马卖掉，徒步上任。

在仕途中，无论是苏州治水，还是泰州重建海塘，无论是面对汹涌海潮、炎炎烈日，还是面对冰天雪地，作为组织者、领导者的范仲淹，始终是数万民夫中的一员，从未惧苦，从未怕难，千难万险之后，与百姓乐享其成。著名的“范公堤”，便是民众口碑盛誉之下的范氏丰碑。

《渔家做》是范仲淹写的一首著名的词，词云：“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想象一下塞外的大漠、朔风、霜雪、孤城、羌管、刁斗，此景此情与御敌之重任合于一身，对55岁、文人出身却镇守西北延州的范仲淹来说，又怎一个“苦”字了得?

范仲淹宦海37年，几度居庙堂之高，又几度处江湖之远，浮浮沉沉，升升谪谪，我们很难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成功者还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他始终是一个高扬自己政治理想旗帜的人，虽官靴官袍走在官场上，却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天圣七年(1029年)，在御史中丞晏殊的竭力荐举之下，范仲淹入朝任秘阁校理。这虽是一个掌管朝廷文牍图书的小官，却贴近皇帝。这年冬天，年轻的仁宗皇帝为了讨好把持朝政的刘太后，打算率百官为母后祝寿，不料范仲淹上奏说：“尽孝是私家事，若率百官在殿前向皇太后祝寿，则有损皇帝的威信。”其时，仁宗皇帝虽已20岁，但并未亲政，刘太后仍独揽朝中大权。满朝文武皆噤若寒蝉，只有范仲淹不顾官小位卑，冒死上《乞太后还政疏》。此疏一上，皇帝不快，太后震怒。岁末，范仲淹便被外放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下乡锻炼去了。

这次事件中，范仲淹的冒死上书吓坏了他的恩师晏殊。晏大人责怪他说：“你这样上书，不但自己倒霉，还要连累我这个举荐人。”面对恩师的指责，范仲淹凛然相对说：“尽管我是您举荐的，但您却常常因担心我不称职而羞愧。没想到，我现在又因为忠直敢谏而得罪了您!”深通官场规则的晏殊，羞惭不已，无以言对。

此后的四年里，范仲淹在地方辗转多处任职。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宋仁宗亲政，四月召范仲淹回朝，任右司谏，职务是规谏朝政缺失及对百官任用提出意见或弹劾。仁宗皇帝可谓知人善任，因为三年前，身在“江湖”的范仲淹上书劝阻仁宗皇帝取消了重修太乙宫和洪福院这于国无补、于民无利的计划，仁宗皇帝因此认为

他仍是个忠直之臣。

按说范仲淹在历练期间，应该深刻反思自己，吸取教训，学习“先贤”，努力提升宦海的应变能力。再不然，像他的老师晏殊那样忙里偷闲，歌吟着“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过着自怜自恋的生活。但是，范仲淹就是范仲淹，他学不会西瓜掉到油篓里，做个大滑蛋，他依然是那个浑身骨棱棱的范仲淹。

围绕郭皇后被废事件，范仲淹在和宰相吕夷简阴谋的斗争中败下阵来，被罢去右司谏之职，重出“江湖”，远调睦州(今浙江建德一带)。此时距他任右司谏前后不到一年时间。

吕夷简颇有文才，任地方官也颇有政绩，且精通官场谋略。他本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可刘太后尸骨未寒，便又转身攻击。仁宗的郭皇后看穿了他的这种丑恶狡诈的行径，吕夷简因此被罢相。但吕夷简毕竟老谋深算，在宫中的关系根深蒂固，不久便通过内侍阎文应重登相位。之后，他和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后宫纠纷，谋划废掉郭皇后，以泄私愤。迷醉于杨美人、尚美人怀中的年轻皇帝在吕夷简的蛊惑之下，决定降诏废后，并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

范仲淹明察废后背后的阴谋，便协同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皇上。然而，吁请无人理睬，殿门紧闭。随后，他们商量待第二天侍朝后，当众与吕相论辩。可没想到，第二天侍朝时，贬谪的圣旨已下，并责令他即刻离京。

在范仲淹心里，忠于职守高于一切。因此，对于贬官睦州，他并不后悔。在睦州和苏州，他筹划民生，根治水患，泽福民众，立下大功，治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三年后，范仲淹又被调回京师，获天章阁待制的荣衔，知开封府。上任后，他大刀阔斧，几个月时间就把号称繁复的都城治理得“肃然称治”。不久，范仲淹把吕夷简广开后门、结党营私、用人腐败的情况绘成《百官图》呈给仁宗，并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的狡诈奸佞。

朝中“范吕之战”，烽烟再起。

老奸巨猾的吕夷简故意曲解范仲淹曾关心仁宗皇帝没有子嗣的话题，说他是在谤讥皇上。皇上不免感到自尊心受损，于是褫夺了范仲淹天章阁待制的荣衔，罢免开封知府之职，贬任饶州(今江西上饶一带)知州。

范仲淹这次离京赴任甚是凄凉，京中亲朋好友已很少敢为他送行，沿途经过的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上竟无人敢出门接待。“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衷翁也自知。”饶州任上，其妻李氏病逝，好友诗人梅尧臣劝他拴住舌头，锁住嘴唇，别再惹祸，但他回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其实，和汉唐相比，大宋不过半壁江山而已，加之皇帝奢靡，官员贪腐，几十年下来已是脉象衰弱，苍白憔悴：边关烽烟四起，境内反兵不断。仁宗皇帝终于明白，须醒一醒，要新政了。新政就是改革，可谁能担此大任?思前想后，仁宗皇帝想到了正在西北和西夏浴血奋战的55岁的老臣范仲淹。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皇帝两次圣诏范仲淹立即回京，以最隆重的礼遇接见他，要他条陈当前之势，不得顾避，并任命他为参知政事。范仲淹素怀救世济民、富国强兵的夙愿，遂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政治改革宣言，上了刷新政治，根除时弊的改革方案——《条陈十事》。仁宗皇帝大为兴奋，以诏令颁布全国。史称“庆历新政”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然而，改革即是利益的再分配。无论你有多么崇高的目的，都势必遭到利益既得者的强烈反对。所以，一方面是新政带给朝野的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另一方面却是蠢蠢欲动，反扑刚成燎原之势的新政烈火。终于，丢官丧势的失利者联合起来，攻击改革的甚嚣尘上，贬损新政的嗡嗡声充塞着仁宗皇帝的耳朵。渐渐地，仁宗皇帝晕眩了，动摇了，彷徨了，放弃了。

于是，历时一年的“庆历新政”凄凉地拉上了帷幕。参与改革的成员一个个被调离京城，范仲淹也被罢免参知政事，调往邓州(今河南邓州市)任知州。

“庆历新政”的失败，意味着永远地终结了范仲淹的京官生活。在“江湖之远”和“庙堂之高”忧来忧去的他，最终结束了痛苦一生的忧虑。“庆历新政”的失败，也宣告了柔靡的宋室江山雄风难振，直至节节衰败，一命呜呼。

范仲淹知邓州时已58岁。一个垂暮之年的地方官，应该怎样当?

万千种当法中，范仲淹心中萦绕不散的仍是君恩民情。他经常走下官厅，深入民间，出入田间，有时还亲自耕种；他深知百姓渴盼什么，憎恶什么，于是重安抚，轻惩罚，废苛杂，努力营建“但愿天下东，一若樽前身，长戴尧舜主，尽做羲黄民，耕田与掘井，熙熙千万春”的太平世道。

到任的第二年，范仲淹极力兴学，修建花洲书院，教化风俗，培养人才，而且真的人才辈出。官务之余，他还亲自执掌教鞭，登台讲学，乐此不疲。

邓州施政，范仲淹继续谱写着他几十年地方官生涯中爱民、亲民、惠民的煌煌乐章，也在总结着他在宦海沉浮中心如磁针、坚如磐石的忠贞。恰在此时，那个与他命运近似，追求趋同的好友滕子京派人来向他索求重修岳阳楼的述记。于是，范仲淹终于火山找到了喷发口，心中奔腾的熔岩喷薄而出，光芒万丈，瞬间照彻了大宋思想界灰蒙蒙的天空，照亮了大宋暗弱不堪的文学世界，并且光焰万里地烛照未来!

史载，滕子京函请范仲淹作记，特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并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然而，范仲淹却借题发挥，《岳阳楼记》不仅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还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不但写出自己理想的为人处世的态度，而且勉励滕子京学习古代有修养的人，不计较个人眼前的得失，要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说范仲淹是文学家，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垂载史册；说范仲淹不是文学家，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没有很鲜明地体现一般文人的情感特点。得意时，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张狂；失意时，也没有“莫使金樽空对月”，“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颓癫。他心里，恒定地持守着自己人生理想的政治尺度，不以擢升庙堂为喜，不以贬谪江湖为悲，以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不管在什么位子上，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无论入朝为官，还是在地方施政，他都保持一颗不平常的平常心。他的不平常之处在于能认识到：无论做什么官，都是在为王朝做事；王朝是皇帝的，但王朝更是百姓的。为百姓做事是为王朝，更是为天下的百姓。国与家，帝王与百姓是一体的。

这是政治圣人的胸怀啊!所以，《岳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文句的修辞手法不是对偶，而是互文。所以，范仲淹的每次升降，有喜有悲，也无喜无悲，“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一生心态的最好写照。

且不说他一贬河中府精心施政，上书谏皇帝放弃大兴土木；也不说他二贬睦州、苏州大兴水利、筹办苏州府学；也不说他三贬饶州兴郡学、免茶税、整冤狱；更不说他以苍颜白发之躯镇守西北边陲，固若金汤，令敌人闻风丧胆；单是他四贬邓州之后的所作所为就足够令人俯首折心，钦敬不已!

因此，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不单单是一则楼记，一篇名文，还是范仲淹的政治宣言书，更是千秋万代理想政治家的教科书!

编辑／石用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