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元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丝绸之路” （the Silk Road）这个概念。对它的研究，逐渐成为国际性的热门话题。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历史肇始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距今2000多年。然而，也有学者考证，中外文明物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比这还要早3000多年。通过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物质交流通道，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铁器等商品不断被输往异域，而其他文明则将香料、马匹、烟草等物品输入中国。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文明之间的交流日趋紧密，范围逐渐扩大到各种技术、美术、音乐等精神文化层次领域，当然也包括文化的载体——文献的交流。

文字与文献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改变了人类此前只能依靠口耳相传来总结人类社会经验的行为。有了文字，人类的思想交流克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因而拓展了相互了解的广度和深度。甲骨文作为成熟的汉文系统，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因此，有史可考，有物可证的汉文文献的历史也可以从甲骨文算起。其后，记录汉字的载体经历了金石、简帛、纸等。当然，纸介文献携带方便，生产成本低廉，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一直延续至今。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以各种物质媒介为载体的汉文文献统称为汉籍，尤其指的中国现代以前的各类文言文献。华夏文明悠久的历史使得从古至今不断积累的汉籍数量不可胜数；华夏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使得汉籍的分布地域不断扩散，为其他民族所珍视，现已遍布五大洲，也就是说除了国内所藏或流通的汉籍之外，国外也存在着汉文文献，即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的内涵有三，第一，指我国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汉文著述；第二，指域外抄录、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第三，指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此外，近数百年来欧美来华传教士用汉字或双语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著作，除了第一类汉籍之外，其他三类汉籍都是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因而称其为“再生汉籍”。根据调查，域外汉籍（含“再生汉籍”）的总量相当庞大。仅以韩国为例，韩国学者全寅初教授在《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就著录了汉籍12500多种；北京大学严绍璗先生整理18000多种日本所藏汉文文献，著成《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当然，当地实际所藏数量还要远大于此。

总体看来，域外汉籍在全球的分布大体集中两大地区，一是东亚汉文化圈内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二是英、法、德、俄、美、加等欧美国家。此外，就是少量分布的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

汉籍进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历史已十分悠久，且历经千年而未曾中断。武王灭商后，箕子避难朝鲜就曾携带文献入境。《旧唐书·高丽传》曰：“俗爱旧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水》、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足见汉籍在朝鲜流布之广，影响之深。三世纪时，百济学者王仁携带汉籍进入日本。九世纪时，日本学者藤原佐世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共收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计17209卷，可见其时传入日本汉籍数目之大。《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载“锡光为交趾，任延为九真太守……建立学校，导之经义”。可见三国时已有儒家典籍在越南传播。而且这些国家或陆地相连，或隔海相望，汉籍的传播路线并不复杂。

那么汉籍又是怎么流布到西方国家的呢？根据史料记载，中国的印刷术一是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中东传入欧洲，一是经过俄罗斯传入欧洲，在传入的过程中也带入了一些汉籍作为印刷蓝本。此外，元明清三代，西方传教士、商人不断通过陆路或海路来华，回去时也带去了一些汉籍，比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回国时，就为欧洲输入汉籍；西班牙人门多萨著述《大中华帝国史》时就利用了传教士拉达带回的中国书籍；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694年回国时，将中国书籍300多卷赠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8世纪马诺瑟在华期间，广收中国文献，用书信寄往法国。这些汉籍的传入，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后的启蒙运动都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马克思说：“他们从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这大大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对冲破中世纪神学的思想枷锁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相对明晰的汉籍输出之路，我们可以称之为“汉籍之路”（the Book Road）。它不同于作为物质文化交流通道存在的丝绸之路，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精神文化交流的通道，是中外文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同时，它证明了历史上中国作为世界强国而产生的文化辐射，深刻影响了周边国家的历史文化，也影响了欧美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目前，从域外汉籍中选取珍本、善本，编纂一套约800册、囊括2000余种珍贵汉籍的大型丛书——《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已经出版，它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高度重视，柳斌杰署长担任该书的编纂委员会主任并撰写了序。这部巨著将在思想和行动上重温 “汉籍之路”，也为中华文明的再度复兴寻找民族自信心和精神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