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威

陀螺

陀螺的生命价值完全是在鞭子的无情抽打下急速旋转后体现出来的。换言之,是鞭子的抽打使陀螺有了血液,有了呼吸,有了生命,从而能够不停地华丽旋转,轻巧变身,从一个包有铁尖的木疙瘩变成了一个立在大地上不住地抽搐、舞动、眨眼儿、努嘴儿,生有一层层细密均匀波纹的灰色“旋儿”——与生在人头顶上的“旋儿”和沿着漏斗形器具或漏斗形地势下流的水形成的“旋儿”极为相似。但旋转着的陀螺形成的旋儿与后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后两者几乎不具备审美和愉悦的价值。头顶上的旋儿是人类进化千年万年留下的痕迹,很是自然,很是日常,很是平庸,没有任何观赏性。你看见谁对自己或他者头顶上的旋儿赞叹不已,摩挲把玩不已?没有。而沿着漏斗形器具下流的水造成的旋儿也不美——只是不美,还造不成多大的凶险。沿漏斗形地势下流的水则急剧、内敛,顺势下滑,无遮无挡,像一只食人巨兽逐渐收紧的双唇,可吞噬时光、青苔、夜晚、山体、石头以及人的性命。人们对这样的旋儿,避之犹恐不及,因为人们控制不了这种自然诡异的流动,在这种旋儿的口中,如烟的迷雾四处飘散,隐藏着摸不着看不透的力,谁也不知道这旋儿到底有什么心思,是什么用意?

简单而坦率的小小陀螺则不同,它是一种有目的的旋转,它提供的旋儿是快乐在燃烧,是心绪在战栗,是大地长出了诡谲的酒窝,是冰面升起了美丽的星宿,它与人一起狂醉,一起欢乐,一起奔跑,一起停下。它听命于一支细小、柔韧、坚硬的皮鞭,这皮鞭往往是握在乡村十一二岁男孩子的手中。他们的手像是被神灵赐予了魔力,翻动,灵活,快捷,扬起的皮鞭如飞腾的小蛇,在风中发出“咝咝”的欢叫声,每次都准确无误地打在陀螺的脚踝上(抽打陀螺的着力点极为讲究,如果着力点不对,陀螺会纹丝不动,似一个小小的木制死尸,趴在夜晚的暧昧中)。

乡村的冬夜,高高的天穹是冷冷的蓝灰,月亮犹如巨人雪亮的银眼,将乡村照得亮如白昼,无垠的辽河大平原,有着无限的静寂,也有着无限的光芒。夜的花冠刚刚编成,迷香四溢,十几个乡村少年来到村庄的打麦场或一条已经结冰的小河上,他们要抽陀螺了。月圆,无雪,无风的日子,是玩陀螺最佳的时刻,陀螺在冬日尖硬如铁的大地上或平滑如镜但也尖硬如铁的冰面上,在疯狂落下的鞭雨中,如醉如痴地转,如风如电地转,头晕目眩地转,不知东南西北地转,在月的光波里,这“转”花朵一般开放,蝴蝶一般翩飞,魂魄一般漂流,魔幻一般扭动。这被抽打者——陀螺,虽然经受了千百次鞭子,身上却没有一点伤痕,眼中却没有一滴泪水,皮没有被剥掉,骨头没有被打碎,在“月亮的水中”旋转着,旋转着,谁也不知道它痛还是不痛?在无情的鞭雨下度着时光,它心中想的是什么?它永恒地一声不吭,将自己的嘴巴像戒严时的城门紧紧地关上,在经受鞭打时还舞之蹈之,为人取乐。

也许陀螺就是一团旋转着的情绪,你总觉得这团情绪里该有点什么,可是到底是有点什么呢?你说不清,也打捞不上来。于是便不说,便不打捞。话语在第一支陀螺被削成那一天起,就已经打定主意,哑口无言,陀螺毕竟是供抽打的,不是供言说的,话语在此处纯属画蛇添足。

陀螺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它可供任何人抽打且在挨打时哑口无言。

没有任何“抽打权”的人,如果你有强烈的欲望要抽打些什么,你就首选陀螺。假如你是一个奴隶,假如你已经落魄到沿街乞讨,假如你是弱势得不能再弱势的吃低保的群体,假如你是社会商数最低最不受尊敬的人,只要你的体力还能挥动一支鞭子,你就能抽打一只陀螺。你愿意怎么抽打就怎么抽打,你可以威风凛凛地抽打,你可以目中无人地抽打,你可以把自己想像成秦始皇拿破仑那样地抽打,你也可以把自己想像成企业的CEO、总经理,官场的局长处长那样地抽打。你完全可以把在鞭雨下战战兢兢旋转的陀螺看成是出气筒,你不停地抽打它,不停地抽打它,让“贫瘠的白昼,贫瘠的黑夜,贫瘠的痛苦”都一扫而光,在这种唯我独尊的抽打中,使自己变得丰饶,湿润,汗淋淋的,这会发泄出你在别处根本发泄不出的一口鸟气,比如你对一只狗狂叫,那只狗还给你的狂叫则会比你凶上十倍,弄不好它可能还会咬你腿肚子一口呢!不仅如此,你还会在这种抽打中找到丧失已久或者从来没有的成功与畅快之感。尽管这种快感是没有质地没有重量并且是稍纵即逝的。

而陀螺呢,被你疯狂抽打一顿的陀螺则毫发无损,当你停住手中的鞭子时,它又回到了自身,它又成了陀螺。它现在被扔在一个昏暗的不起眼的角落里悄悄地喘息,养精蓄锐,等待着再一次被抽打。

被抽打的陀螺能不能讲些什么呢?人类的语言无法或不愿不屑变成陀螺的语言,陀螺自己又没有语言(真的是这样吗?),二者无法沟通,交流,对话。手执鞭子的抽打者与被抽打者似乎永远都没有共同语言,永远都无法对话。手执鞭子的抽打者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强制性的讲话方式”,如果有一天陀螺真的开口说话了,我也怀疑,那话语十有八九不是按照它自己的意愿说出来的。

还好,陀螺永远不会开口说话,它的宿命只是被动挨打,并在挨打中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挨打不是它生命的阴影,反倒是生命的阳光。它终身都“被关在自身——自己的监狱里面”。如果有朝一日,它不再挨打了,它生命的大限也就到了。打它的人是它的救世主,旋转是它的本质特征。如今,已经没人抽打它了,它已经失去被抽打的资格,已经在无数次被抽打中破碎了前额,折断了脚踝,腐烂了身躯,它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个废物,不会在小蛇样的皮鞭下飞快地旋转了,使大地和冰面平白无故地长出许多“旋儿”来,也不会让人痛快淋漓地发泄出许多郁闷来了,它被人和鞭子双重地抛弃了,它完全失去了作为一只陀螺的价值。

唯一可庆幸的是,被抛弃的陀螺已经从时光中脱身,再没有人也再没有鞭子追赶和迫害它。

是什么样的精神传统使人做出陀螺这样的玩具呢?是人人都有使唤鞭子抽打他者的欲望吗?

风筝

谁也说不清第一只风筝是怎样飞上天空的,并以什么样的外观形式飞上天空的。这个人类梦想飞翔的信使是冒充了一只鸟,一朵白云,一只蝴蝶,还是一缕浪漫不羁的风飞上了天空?我想,它不该冒充鱼的形式飞上天空,鱼在天空中飞翔,看上去挺魔幻,但也很荒谬,如果你假定天空是大海,那大海又是什么?是蓝色的深不可测的荒漠吗?大海不能这样被篡改。人是什么都要篡改的,但是最好不要篡改大海,实在忍不住,那还是继续篡改历史好了。鱼在大海里游才对,正确的位置感对万物都很重要。鱼样的风筝终于飞上了天空,因为现实往往是许多人,许多物,许多事都呆在他(它)们不该呆的位置上。春三月,看见鱼样的风筝鼓着鳃摇着尾在天空中飞,总是替它们感到干渴,在夜晚的睡梦中便伸手把它们从云朵旁摘下来,放回大海去。同时自己也会起身下床,喝上一杯凉开水,鱼渴,人也渴。

人把风筝放到天空中,这事儿大有意味儿,在空间意义上,人一定是想开阔自己的视域,看看飞到天上能看到些什么。人,生得个子再高,也就是一米八零、一米九零,而超过两米的人,在我们中国,那就是人中之极品了。但不论人长多么高的个子,他都得站在地上对天空仰视,而不能俯视。人站在地上世世代代地对天空仰视,仰视风情万种的流云,仰视辉煌灿烂的太阳,仰视辉煌灿烂的太阳给鸟儿留下的多向N车道般宽阔的大路,仰视柔情蜜意的月亮,仰视在银河中洗浴永不上岸的星星……苍穹无垠啊,无垠的后面还是无垠,王母的瑶池何在?玉帝后花园中的奇花异草可是芳菲?月中的嫦娥思乡否?诸位神仙可是逍遥?得有个信使,眼睛一样飞上天空,把人的疑问带上去,把神的答案带下来。原本人是想自己直接飞上天的,但苦于自己没有翅膀,又一身赘肉,胖墩墩的,这样子如何能飞到天上去呢?于是就求其次,做个纸的,做个绸的,做个布的,在它的身子上拴条线,牢牢地牵在自己的手里,有风的日子把它们送上天空,游一游,逛一逛。人扯着手中的线,双眼又艳羡又惆怅地紧紧盯着飞上天空的风筝,好像自己的灵魂也出了窍,跟着那纸的、布的、绸的飞上了天空,自己也成了风筝,神气活现地在天空中遨游,与深深的蓝融化在一起,与白云擦肩而过,与鸟儿比翼飞翔,与三月的清风共舞,啊嗬!天空的浪子!自由的精灵!人,看到了什么?人稀里糊涂地什么也没看到,深深的蓝的后面,仍是不明不白的秘密,是死亡的秘密。人,还是沮丧地站在地上,在仰视天空的同时还要仰视风筝!自己造出了风筝,自己操纵它,看它在天空中徘徊流连,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宛转容与之间,似有无限的风情,人却要仰视它?!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它自由。风筝=不自由。风筝的生命,风筝的灵魂,甚或风筝只所以为风筝就是=不自由。一只风筝被一根线拴着,由放风筝者的双手操纵着,此时它是不自由的。可它不自由时,它却活着。如果操纵者想放它远远飞去,将手松开,连接他们之间的那条线就断了——那是风筝生命的脐带——风筝自由了。风筝自由后,它却死亡了。自由的风筝就是一只死亡的风筝。风筝自身不能做快乐的永久的遨游,事实上,它脱离了操纵者手中的那条线不久,就会一头从天空中栽下来,落到水沟里,泥淖中,荒野上,大道旁,成为垃圾。

操纵者的手和拴在风筝身上的那条线是风筝的秩序,在秩序外的东西是荒谬的,逃离秩序也是荒谬的。因而几乎所有的风筝都会自愿地对操纵者的手说:不要松开你的手,我们宁愿不自由地活着,也不愿自由地死去。

3月,天空泉水般清澈,各种各样的风筝:美人(对天空的色情诱惑?)鱼(对大海别有用心的篡改)、蝙蝠、卡通人物、孙悟空、猪八戒、白骨精、燕子、蝴蝶、三角旗……使天空热闹非凡又面目全非。然而,风筝是多么的快乐,风筝快乐是觉得自己活着。操纵者的手也很快乐,手快乐是觉得自己操纵了风筝,它的生与死只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在中国,不借助风、仙药、凤凰、鹤等自然与灵异之物,自己就飞起来的人大概没有。一向崇尚自由的庄子自己最想飞,一部《庄子》充满了呼呼作响的飞翔之声。《庄子》开篇就讲飞,而且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绝尘的飞。生活在陆地上的庄子一定是感到莫大的不自由,所以他想到飞翔,想到鱼之乐,想到化蝶。其实飞翔何尝不是一种毁灭——比如飞蛾扑向火焰的飞翔;飞翔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不自由——比如风筝的飞翔。

庄子自己始终没有飞起来,他便让那只叫大鹏的鸟儿以华美灿烂壮丽恢宏的飞翔和世人见了面。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努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这只叫鹏的大鸟儿,它的背就不知道有几千里,而它的两翼则若垂天之云,瀑布般从高天上流泻而过。上卷万里长空,下摇沧海振荡,真是一种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飞翔。如果把它视为一只风筝,那一定是人类自从有风筝以来的一只独一无二的巨无霸风筝。当然在庄子的笔下不只是“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在飞,就连那些“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的薄翼寒蝉与翾翾十步的小斑鸠也在飞。而后二者似乎更近于风筝的原型。毕竟,像大鹏那样的风筝还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但是蝉与斑鸠的人(鸟)文理想和空间视域与风筝大致相同。况且蝉与斑鸠虽然尾巴上没有拴着一条线,但它们的飞翔也是不自由的,有体力的局限,眼界的局限,理想的局限,一般地说,它们只能“适莽苍”,即飞到近郊或城乡结合部常常产生治安案件的那个地方。

郑人列子得风仙能够乘风而行,庄子叫他飞了五日,那五日里他飞得非常的自由,在天空之下白云之上,列子飞得多么妙曼轻盈,他如行水中,凌波微步,纤尘不染,泠然善也。但他也只能飞五日,为什么不飞六日?七日?因为列子是“御风而行”的,他的飞和风筝一样,也是不自由的。“风”抬举了他,让他飞上了天,但风息了,天下风平浪静,他只得回到地面上。没有了风,就没有他的自由飞翔。

风是限制他自由飞翔的一种局限。

人,生来就是爱自由,厌恶局限的。人,总想无拘无束,挣脱桎梏一般的局限,扬袖高蹈,风兴云摇,上穷碧落,蹑步太清。所以人们不但放风筝,还创造了飞仙嫦娥。原始神话中的嫦娥一点也不贞洁,是属于美而淫一流的人物。《湘烟录》载:“嫦娥小字纯狐”,纯狐就是黑狐狸,嫦娥就是化成美女的狐狸精,是有穷国国君后羿的妻子,却和有穷国的国相寒浞私通,谋害后羿,还偷了他的仙药,飞升而去了。但因她这么一“飞”,便越飞越纯洁,越飞越高尚,最后飞到月亮中,也就成了风华绝代,玉质孤高,冰心一窍,寒媚芬芳,干干净净,纯纯粹粹令天下所有男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冰美人了。且她飞得那么义无反顾,对地面上的人,瞄都不瞄一眼,因为她的身子底下没有拴着一条线,她已经脱离人手的控制了。地面上的人对她即便有着千丝万缕的思念和一厢情愿的浓浓的化不开的深情,幻想着她在桂花树下与玉兔相伴,广袖飞扬,撞击着夜空的无垠冷寂,用泪水沐浴,与孤独安眠。卿是百般可疼可怜,人们向她送去多少秋波啊!可嫦娥的秋波却不向人间明送或者暗送。她不是风筝,风筝是人能让它飞上去,也能让它飞回来。

可谁能让嫦娥飞回来呢?

鸟笼

鸟笼是一具小小的能够行走的囚室。当然这种“行走”不是说鸟笼成精了,获得了某种超自然的能力,在大地上到处溜达。而是说主人的主动行走,带着它被动行走。鸟笼一般并不行走,鸟儿一般也不行走。鸟儿的道路在天空上,鸟儿的双羽被白云染亮,鸟儿的双脚踏在清风中。鸟笼与人的囚室有相同的地方,比如说都是为了囚禁,都是为了剥夺自由。鸟笼也有与人的囚室不同的地方,人的囚室是法律的产物(法律崩溃的时代除外),它的设置既不是任意也不是随意的,它的目的是为了镇压惩治和改造。进入囚室的人出路大致有两条:一条是法律最强硬的对抗者要以喋血为代价,走向刑场;一条是人在囚室里付出了他该付出的代价后,重新走出囚室,获得自由。而一只鸟笼的设置则具有极大的任意性和随意性。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谁愿意买一只鸟笼,谁就买一只鸟笼。谁有手艺编一只鸟笼,谁就可以编一只鸟笼。用不着法律批准,也用不着向谁请示,难道人要囚禁一只鸟儿还要向谁请示不成?

人为什么要囚禁一只鸟儿呢?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人囚禁一只鸟儿完全是为了占有,并不是为了惩罚,虽然这种占有的最后指归必然是惩罚。所有的囚禁都是惩罚,囚禁美与囚禁恶都是惩罚。囚禁恶有人性的道理,而囚禁美只是人性的恶习,是那种把珍珠放在掌中捏碎,把鲜花从枝头摘下用指尖掐死,把蝴蝶捉回来用针尖钉住的人性恶习——为了占有,不惜将美毁灭。实际上,这种囚禁是以爱的名义掩盖下的一种“虐”。

会有人说,危言耸听了,鸟笼不就是一个玩物吗?鸟儿不就是一个玩物吗?人生在世总得“囚”住点什么吧?囚钱,囚物,囚官,囚人。你看人家皇帝,巍巍皇宫可囚上万宫女(晋武帝),咱老百姓囚不着美女,囚个鸟儿,听它嘀嘀婉转,呖呖春歌,那是雅事,乐事,好事,是爱,是关心,是喜兴。况且还每日里给它饮几盅清水,喂几粒粮米,它有何忧?有何叹?它又怎地不自在?它呆在笼子里无风无雨的,它需要自由吗?这个人也替它考虑到了,人这样爱鸟,怎能不给它自由呢!阳春三月,百花争艳,万树葱茏,当那些还没有被囚进笼子里的鸟儿在树丛中白云下歌唱的时候,主人雅兴大发,善心大发,便晃晃悠悠地拎着鸟笼子或进公园,或去野外,拣一肥枝,挂上鸟笼,鸟儿,唱吧!

所有的鸟鸣还不是一样的,没人听得出笼中之鸟所有的歌鸣都被辛酸修饰过了。鸟儿在自由的风中歌唱,歌声被自由修饰。鸟儿在阳光下歌唱,歌声被阳光修饰——太阳,那帝王,金黄色的,光芒万丈的,高高在上的,像一团火一样炫人眼目,给万物以激情。自由的鸟儿歌声被阳光所修饰,它把自己也唱成了一个帝王!自由的鸟儿在春天歌唱,歌唱百花盛开。笼中的鸟儿在春天歌唱,歌唱百花凋零。自由的鸟儿在秋天歌唱,歌唱果实的甜美。笼中的鸟儿在秋天歌唱,歌唱自己的苍老。

走进囚室的人,有被“解放”的那一天,或死亡或自由。关进笼中的鸟儿,也有“解放”的那一天,那就是死亡。笼中的鸟儿被放生的希望微乎其微。过去尚有祈福,祈寿,袪病,消灾买鸟放生的习俗,现在科学昌明,人是越来越明白事了,知道鸟儿的振翅一飞,什么也带不来,什么也带不去,形而上的心理安慰一点也不需要了,一切“唯物”,因而鸟儿的命运不是被玩弄,就是被啖掉。

鸟儿自己能做些什么呢?

君特·格拉斯在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里写了这样一个人物,洋葱地窖(一所只提供洋葱,让来客用刀切碎,从而刺激泪腺,在二战后无泪的世纪里让眼睛流出泪水,但并不提供酒的酒馆)老板施穆,只要生意不如意——二战后百孔千疮的联邦德国,生意常常都是不如意的——就驾驶私家车带着妻子和朋友去莱茵河右岸打麻雀,而且每次只打十二只。在打了N次十二只麻雀后,施穆打了十三只麻雀,在回家的路上,有成百只麻雀,也许不是成百只,而是成千上万只麻雀,滚成灰色云团,飞到他妻子驾驶的汽车挡风玻璃前,将玻璃遮成一片狰狞的灰。在这片狰狞的“灰”中,厄运降临,车子翻入七米多深的采砂砾场里,施穆当场身亡。而猎获的麻雀还是十二只,十二个冰冷冷硬邦邦的小尸体规规矩矩地躺在车里,却唯独缺少了那第十三只麻雀,想必它已经化作复仇的精灵,带着所有死亡麻雀的冤屈,衔着施穆的灵魂飞到天庭,找上帝评理去了。而希区柯克的电影《鸟》,虽说具有多义性,但是用鸟带来的灾难来警示人类,怎样对待另一种生命才是适度,大约也是其中一“义”吧。生命是高贵的,即便是一只鸟儿的生命也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由于文化的不同,君特·格拉斯的麻雀飞不到中国来,中国的麻雀与莱茵河右岸的麻雀脾气秉性一点也不相同。中国的麻雀讲究的是一种逆来顺受的美德,虽然这种土坷垃似的鸟儿在“除四害”运动中被消灭殆尽,但它们死亡时,只有从天空悲哀地掉下来的刺目的痕迹,没有汹涌澎湃的一团“灰”,报仇的事,它们想都没想过。报仇的事虽然它们没想过,倒是由它们诚心诚意地为人类消灭的虫子做到了。虫子们在麻雀濒临绝迹时,很是高兴,它们在田野上肆无忌惮地啃噬庄稼时,已不见那麻团般爱管闲事的小天敌尖锐的喙了。虫子们的生态环境良好,虫子们繁衍,虫子们唱歌,虫子们吃庄稼,虫子们制造光秃。

中国文化中的鸟儿都在明亮与温顺中飞行,嘀嘀呖呖,你就跟随那嘀嘀呖呖声,那就是它的轨迹。仅有轨迹,没有性格,也不呈现性格,于是就有了兆示祥瑞的凤凰,仙人屁股下的白鹤,衔来红巾的青鸟,为牛郎织女搭桥的喜鹊……它们还在飞翔时,就已经被一只无形的笼子囚住了。人让它们怎样飞,它们就怎样飞,它们都是文化温情酸涩的小宠物。

当然,鸟儿也有悲歌,这悲歌是由乌鸦唱出来的。汉乐府民歌《乌生》唱出了存在的险恶,鸟儿无论在什么地理环境中,都难逃一死。在此,乌鸦并不是为人类预报死亡,乌鸦是为自己预报死亡。这铁黑色的鸟儿无处可飞,它被人类钉在了死亡之上。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唶我!秦氏家有游遨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左手持强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唶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

乌鸦用死亡的声音来歌唱死亡,乌鸦逃无可逃,躲无可躲,四处都是死亡明晃晃的光秃,没有一处可供它们藏身的褶皱。它只能随着荡子射出的苏合弹呼啸破碎的声音坠入这光秃。如此观,天地又何尝不是一个大鸟笼呢?

捕鸟的习惯在人类由来已久,这应该是渔猎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光是捕鸟的器具就有多种叫法,如:弓、箭、弩、毕、弋、机、磻、罗网、缯缴……这真是一种细致入微的捕鸟文化,只是不知道那时的人用不用鸟笼?或许有,或许没有,在物资生活十分贫乏的时代,人类早期捕到的那些美丽或不美丽的鸟儿大概无一例外都被啖掉了。那些星辰一样的鸟儿,幼芽一样的鸟儿,花苞一样的鸟儿,就这样参与了人类生命的延续。早期的人类行事风格一定比现在痛快,血腥便是血腥,并不将美与自由囚禁得破败、衰朽、老迈、丑陋,才让它们干枯着死去。

文明的发展将侵占和残忍都艺术化了。

走过一鸟市,听那笼中的鸟儿唱着多彩的长调与短调,鸟儿张开的小小嘴巴,像一个个圆圆的永不弥合的伤口,袒露在白亮亮的阳光下,歌声在一层层累积,如滚不完流不尽的小血粒。捕鸟人贪婪的双眼亮似猫眼,他们牛皮糖似的黏住每个匆匆走过鸟市前的过客,希望用自己的猎物换来一沓沓钞票。一只像春天般翠绿的小鸟唱着出了格的曲调,格外引人注意,细细倾听,这曲调中有许多裂缝,我伫足在它栖身的笼子旁,听它唱。它唱,它唱,它唱什么呢?

我抗议我被隔绝;

但抗议不过是失败的标志。

然而,这怎么会是它唱的呢?这是大卫·伊格内托的诗,但我觉得这就是它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