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

1938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上海孤岛的《译报》副刊“大家谈”发表了阿英(化名鹰隼)写的《守成与发展》,对当时的杂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鲁迅风”杂感,现在真是风行一时。

鲁迅有《门外文谈》,于是就有人写《扪虱谈》;有《无花的蔷薇》,就有人“抽抽乙乙”地作“碎感”;有“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苍凉悲壮诗文,诸多鲁迅式的杂感,也便染上了六朝的悲凉气概……

也不知是巧合还是阿英正有所指,这里的《扪虱谈》和“碎感”之类杂文的作者都是同一个巴人。第二天,巴人就在《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了《“有人”在这里!》,予以反击,坚称:“我们今天还需要学习鲁迅,因为鲁迅精神,还没有到应该被扬弃的阶段。”此后,便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再之后,由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的负责人出面呼吁,才平息了争端。这以后,就在孤岛上出版了一本新的杂志《鲁迅风》。此事很有象征意味。

我们知道,《译报》的主持者是中共地下党的梅益和夏衍,阿英本人也是地下党,从后来的平息即可反观,阿英当初的发难,恐怕不是个人行为。他们认为:抗战起来了,形势变了,新的杂文应该配合“战斗的精神,胜利的信念”,应该“明快,直接,锋刃,适合着目前的需要”。无独有偶,几年之后,在延安,也发生过“鲁迅风”要不要继承的争论(当时的对立面是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和写《三八节有感》的丁玲)。再过近十年,在解放后的上海,又发生了还要不要鲁迅式杂文的争论,这时的对立面是文汇报的黄裳。为什么每到一个转折变化的时期,就会有类似的争论呢?现在知道,后来那几次批判,也都不是个人行为。也就是说,有些党内领导人,其实是不希望“鲁迅风”过于“风行”的,他们更需要本阶段的合于自己宣传模式的文章样式。但中国社会几乎是自发地需要“鲁迅风”——就像第一次争论过后出版了《鲁迅风》杂志一样,每次争论之后,鲁迅式杂文只会更受欢迎而不是相反(当然,由政治压力强行压下去的事是有的,但压力一过,定当反弹)。这就非常发人深思了。

如果抽去事情的背景,那么,上引的阿英那几句批评本身并不错,那就是各人要有各人的具体文风,不必跟在大家后面亦步亦趋,不然就成了模仿而非继承。巴人的回答也不错,那就是要继承“鲁迅精神”,而不是仅仅重复前人的题材和声口。然而,严重的问题恰恰在于:究竟什么是“鲁迅精神”?这已被颠来倒去,作出过许多非常矛盾的解释了。同样,究竟什么是鲁迅的文风?虽然论说者众,但似乎仍有许多很根本的误解。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鲁迅虽然未被压下去,但已被各种力量工具化了。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仍然是自己去读鲁迅作品,以对鲁迅有自己的、真切的了解。

在《给他们的好世界留点缺陷》(载本刊2007年第12期)中,笔者写出了自己解读鲁迅的体会。我以为,作为一个作家的鲁迅、一个人的鲁迅,他对于人世,其实是相当绝望的,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为“或有”的希望而拚搏,以抵御内心的虚空。所谓鲁迅精神,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不颓废、不妥协、不退让,始终“睁了眼看”的抗争精神。这样的精神能在浩瀚复杂的中国社会取得如此巨大的影响,我想,一是因为他那思想家的无比的锐利和深刻,一是因为他的艺术家的独到的魅力,还有就是他那学问家的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离开这三者,即使再反抗,也不过是个反抗者而已,而决不会是鲁迅。

本文拟再补说一点他的文风的妙处,亦即勾勒一下他的“独到的魅力”,但只限于一己读杂文的体验,小说、回忆文、诗与散文诗等暂不涉及。这也只是点到即止的提纲性的东西,望行家们勿笑。

鲁迅杂文的魅力所在,我以为,首先是“气韵生动”。这是从六朝画论里借来的,说的是笔下生气流贯。很多研究者注意到鲁迅杂文这样那样的特点,却未再从总体把握,其实鲁迅每篇文章都充满精气神,显得生气勃勃,这是最大的特点。有些作者的文章内容多,篇幅长,就是没有气在其中运行,读者看了一句一段,很难打起精神再看下一句下一段,鲁迅则能把气运送到每一篇文章的细部,使文字从头至尾活泼泼地,这说明他下笔时气就鼓得特别足。但千万不要把气误解为言辞和态度的嚣张,仿佛梁启超似的,那只是气的外在的张扬。鲁迅的气是内敛的,就好像他的字,讲究藏锋,没有逞才使气的意味,却特别有内力,越看越能读出它的精神。所以,有时他似乎懒懒地说着自己狼狈的境遇,还有点唉声叹气的样子,但仔细辨别,会发现作者眼中正闪着睿智的灼灼的光,这时就知道不能让文字轻轻骗过了。鲁迅到了晚年,身体已非常不好,但文章仍然精彩,《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他去世前几天的作品,可说是最后的笔墨,还是写得神完气足。比如开头第二段:

做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后,好象还可以写一点闲文,但已经没有力气,只得停止了。第二天一觉醒来,日报已到,拉过来一看,不觉自己摩一下头顶,惊叹道:“二十五周年的双十节!原来中华民国,已过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了,岂不快哉!”但这“快”是迅速的意思。后来乱翻增刊,偶看见新作家的憎恶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顶浇半瓢冷水。自己心里想:老人这东西,恐怕也真为青年所不耐的。例如我罢,性情即日见乖张,二十五年而已,却偏喜欢说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着什么;而且这摩一下头顶的手势,也实在可以说是太落伍了。

短短一节文字,前后照应,峰回路转,生动和令人忍俊不禁之处多多,可见作者的气息时时处处贯注在文中。虽然一上来就说“已经没有力气”,但一点不影响为文的力度。看见日报到了,他是“拉过来一看”,传神地画出了“没有力气”的状态。惊叹之后,又补一句“这‘快是迅速的意思”,差点让人笑出声来,因为这否定了“岂不快哉”的本意,这时我们仿佛看到作者狡黠的眼神。而后面的“老人这东西……”可说是鲁迅标志性的反话,看得出他依然寸步不让。最后的“摩一下头顶”的手势,不独与前文呼应,更为后文张本,因全文的文眼就在这里:他是要借剪辫的事为太炎先生,也为民国作赞语,并抨击复古忘本思想的蔓延。所有这些精彩处,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精心设计,看得出是行云流水顺势而下时的随处点染,如不是为文时的精神充沛,是断然写不出这种文字的。有些老人文章只有轮廓而没有精彩的细部,就是因为力竭气衰,已照顾不到细处了。而鲁迅作文的气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这正是他一生“睁了眼看”的写照。在《给他们的好世界留点缺陷》中我们已论证了鲁迅的“谈话”对象首先是他的“敌人”,既然要给“敌人”多留点“不舒服”,他每下笔当然都会打起精神——这就是他文章中的气特别充沛的根源所在。

其次,是他的善于“自嘲”。都知道鲁迅擅长于讽刺,也大多喜欢鲁迅文章的幽默,但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讽刺与幽默作一个拆析:统观他的文字,他是批判性的讽刺成分多呢,还是自嘲的成分更多?以我的估计,至少是一半对一半,也可能是自嘲的文字更多一些。鲁迅的杂文气特别足,但这样的气并不专用于进击,却首先用于自嘲,这就是他的特异和巧妙之处,因此他的战斗文字才充满趣味,让人百读不厌(相反,后来的有些杂文家尽管观点正确,气也很足,却不免示人以一种见人就咬的泼皮相,让人见而生畏,乃至生厌,虽然这大体出于误会,但也可见他们与鲁迅的不同)。其实鲁迅下笔时,往往是放低了身段,先从对自身的嘲弄入手。比如,那篇直击陈西滢与新月书店广告的《辞“大义”》(载《而已集》),开头是这样的:

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他与章士钊等论战并抗争,虽或激烈,却并不狼狈,倒是章士钊本人陷入了尴尬。可见,鲁迅在自嘲时,也同样运用了夸张手法,致使文章趣味横生。而末了的“哈哈”,又平添了一股活气,看得出虽是大讲“碰壁”、“逃出”、“默默无语”等,其实一点也不颓唐,正生机勃勃地以逸待劳,准备出击呢。看了这样的开头,当然知道好戏在后头,谁也不愿错过下面的妙文了。

那篇著名的《三月的租界》(载《且介亭杂文末编》)也有相似之妙,虽然这里“嘲”的不是自己,他是为将要为之辩护的萧军萧红代嘲了一番: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出版了《八月的乡村》。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

……

这样的开头,既让萧军夫妇深得了读者同情,又将下文要批驳的张春桥的指责暴露在很不利的境地。可见,“自嘲”并不只为逗趣,它也是战斗文章的有机部分,有点类似于“诱敌深入”,这更利于后面的出击。一篇短短的杂文,婀娜多姿,决不枯涩,有力而又好看,鲁迅为文的一大奥妙恰恰就在这里。我们上文所引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开头那一大段,不也充满精彩的自嘲吗?事实上,只要翻开鲁迅的集子,不论哪个阶段的作品,这样的自嘲比比皆是。这里所抄的几节,也是随机翻出的,并未刻意做卡片之类。自嘲因牵涉到自己,必然是“有我”的,这就注定要比那些单一的攻击性的文章有看头得多。而鲁迅的自嘲又多是半真半假的,他说的大抵有自身经历的依据,可又不时出现夸张和反讽,这使你读起来不那么一览无余,头脑处于一种快乐的紧张状态,于是更充满了审美的乐趣。鲁迅说自己的集子“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且介亭杂文·序》),这也是很有趣的自嘲;但事实上,一打开他的集子,有趣的自嘲满布于字里行间,当真有那种八宝箱的灿烂呢。

试问,现今的杂文家们,有几个是懂得自嘲,敢于自嘲的?以我有限的见闻,除了邵燕祥、朱正等少数几个大家外,几乎已都不知自嘲为何物了。大家擅长的是一味攻击,弄得文章满口柴胡,趣味全无。特别是论战性质的文章,更是巴不得把自己充气放大,做出一种顶天立地的样子,以此吓唬对手,谁还敢在对阵时分嘲弄自我?这就是后来的许多杂文家与鲁迅的区别吧。

第三个特点,是“略具笔墨而神情毕肖”,也就是为对手“画图”。在我读过的谈论鲁迅杂文艺术的文章中,大都说到这一点,说得最好的也是这一点。当然这是有所本的,其原始出处就是鲁迅《伪自由书·序》中的话:“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盖写类型者……恰如病理学上的图”。鲁迅的文章大都很短,而文中又并非满篇攻击,所以真正击中对手的,往往是最要害处,所取的也是禅宗的“单刀直入法”。他不能循序渐进缓缓说理,但要把道理全包含其中,于是就用大量形象的比喻,让人一见难忘,细想则愈益明白,这也就是传神寓理的“画图”方式了。这种方式在鲁迅杂文中随处可见,最著名的,如“叭儿狗”、“蚊子”、“聪明人和傻子”等,早已尽人皆知。我们且来举些不著名的例子,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且介亭杂文末编》)中,说起以前本国的刊物很少介绍苏联的情形,他写道:“虽是文艺罢,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学者们,也如千金小姐的遇到柏油一样,不但决不沾手,离得还远呢,却已经皱起了鼻子。”这是很形象的图画。但很快情形变了,苏联文学热起来了,鲁迅又活画出另一幅图像:“英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到上海,恰如一胛羊肉坠入狼群中,立刻撕得一片片,或则化为‘飞脚阿息普,或则化为‘飞毛腿奥雪伯;然而到得第二本英译《蔚蓝的城》输入的时候,志士们却已经没有这么起劲,有的还早觉得‘伊凡、‘彼得,还不如‘一洞、‘八索之有趣了。”(《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同上书)这里几乎没发议论,但作者的褒贬爱憎却一清二楚。在周作人的回忆文集《鲁迅的故家》中,有一处说到鲁迅在东京留学时,留学生中“怪人”很多,逛书店时常会遇见,鲁迅对许寿裳说的一句普通的恶骂是:“眼睛石硬”。周作人说:“这四个字用在那时的许多仁兄上,的确非常切贴而且得神,但是现在似乎过了时,要想找一个代表出来恐怕很不容易,辛亥革命以来这四十年间,虽然教育发达不快,却是已发生了效力,在这下一代中已经不大有眼睛石硬的人了。”由此推断之,这大概是指某些中国留学生未见世面而不可一世,在外昂昂然,见人对面直视,到哪都是一副别人欠他三百两的嘴脸吧。这“眼睛石硬”四字,用绍兴话读出来,实在是生动异常。看来,鲁迅单刀直入画人嘴脸的能力,是一种天性,并非后来专为写杂文才磨炼出的。由此可见,他的杂文的成功也是天性使然,文章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这正合于文学创作与发展的规律。

第四个特点,是他自嘲或给人画像时,运用的是多重笔墨。他是一个天才小说家,又能活用各种文体(包括诗、散文、剧本等),所以他的杂文写法,也灵活多变,并不拘泥于一路。比如这一节:

“先生的意思以为这事情怎样呢?”这不识教员在招呼之后,看住了我的眼睛问。

“这可以由各方面说……你问的是我个人的意见么?我个人的意见,是反对杨先生的办法的……”

糟了!我的话没有说完他便将那灵便小巧的头向旁边一摇,表示不屑听完的态度。但这自然是我的主观;在他,或者也许本有将头摇来摇去的毛病的。

“就是开除学生的罚太严了。否则,就很容易解决……”我还要继续说下去。

“嗡嗡。”他不耐烦似的点头。

如不看标题,很可能以为是鲁迅哪篇小说里的文字,其实却是杂文《“碰壁”之后》(《华盖集》)中的一段。又如这一节: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

这是《论辩的魂灵》(同上书)中的一段,颇有点单口相声的味道。至于《半夏小集》里的那些对话,则是双人相声的趣味了。鲁迅杂文正是按不同情形,由这多种多样的笔调写成的,所以处处显得新鲜而传神。

第五个特点,也许是最根本的,即在所有这些自嘲或图画的背后,都有他深刻的思想和学问衬底。他不是说空话,不是骂大街,不是无端攻讦,不是刻薄表演,而是真正有话要说,而且——除了某些过于意气用事的时候外——他对要说的题目都先已有了自己深入的研究,而他的学问功力是公认的,是真正一流的。所以,他的文章从根本上说,还是以内在的深刻、厚实见长。而这恰恰是最不容易学到的。现在有人觉得别人不敢说自己敢说,别人不够刻薄自己刻薄,自己就是鲁迅——这才是天大的误解。或许,这也算得一种东施效颦吧。鲁迅的骨头确实硬,但胆子并不太大,所以才会在《坟·题记》中说:“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杀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这才是实实在在的鲁迅。

第六个特点,是鲁迅杂文的题材和体裁也是多样的,并不如现在那样,只是单一的攻击和批评。试以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的1936年杂文为例,共十四篇: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我要骗人

《译文》复刊词

白莽作《孩儿塔》序

续记

写于深夜里

三月的租界

《出关》的“关”

捷克译本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把这些文章翻一遍就会明白:现在被报刊标明“杂文”的杂文,路子已窄到什么程度了!鲁迅的这些最后的作品,大约只有《三月的租界》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还可算正经“杂文”,连《写于深夜里》和《我要骗人》都有可能被存疑,刊出后一定会有人来问:“这也算杂文吗?”至于其他十篇,恐怕都将被今天的编辑和读者排除在外。

看来,杂文还须多样化——不然,我们就离鲁迅太远了。

上述六点,当下的“杂文”如与之对照的话,我以为最缺的是第二点、第五点,还有就是第六点。

鲁迅的学生是最多的,但真能领略“鲁迅风”妙处的反而并不太多,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其原因,大概就是上文说的:鲁迅被工具化得太久了。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大家去读鲁迅的作品——非常值得读,非常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