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柱

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曾经参加过长征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回顾他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时,创作完成了12首形象鲜明、感情真挚的长诗。随后,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位作曲家选择了其中的10首诗谱成了组歌。组歌分别描绘了10个环环相扣的战斗生活场面,并巧妙地把红军当年走过地区的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音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最终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如今,40多年过去了,《长征组歌》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其中的许多唱段已经家喻户晓。40多年间,这部凝聚了几代艺术家心血的作品,受到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在全世界演出总场次已达1000多场,观众多达数百万人次,创造了中国音乐史和中国演出史上的一个奇迹,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2周年前夕,笔者慕名来到位于北京市西郊八里庄的北京军区政治部第一干休所,找到了《长征组歌》的曲作者之一,80岁高龄的李遇秋老人,对他进行了采访。

遇秋,姓李名遇秋,著名作曲家,离休前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副团长。在有关《长征组歌》的一些广告和节目单中,总会有这样一行字映入人们的眼帘,“作曲:晨耕,唐诃,生茂,遇秋”。提起这4位曲作者,遇秋老人对我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长期在战友歌舞团担任作曲和领导工作,过去一直合作得很好。不过,晨耕同志前几年因病猝然去世,唐诃长期居住在青岛,生茂目前深居简出,现在还能活动一下的,恐怕就是我了。”

和遇秋老人接触,你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位80岁的老人。他思维敏捷、精力充沛、腿脚灵便、话语铿锵有力。回忆起《长征组歌》这部“红色经典”的创作过程,老人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他说:“这部作品是我们4位曲作者通力合作完成的。当年,我参与了其中大部分合唱,全部器乐总谱的写作。为了使乐队更好地为塑造音乐形象服务,我在服从作品整体构思的前提下,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并对它进行了最后的布局和调整……可以说,我是《长征组歌》音乐创作全过程的唯一参与者,而且执笔的时间最长,劳动量也最大。”说到这些,老人兴奋不已,对过去的那些经历记忆犹新,娓娓道来。

“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完成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65年初春,上级交给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晨耕和生茂、遇秋一项重任,为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的《长征组诗》谱曲,并希望将来能够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在军营广为传唱。他们3人经反复商议后,决定“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然后进行了分工。4月,《长征组歌》的“主旋律”初稿敲定。于是晨耕等3人加上随后调来的唐诃,赴杭州向正在西湖畔养病的肖华汇报了《长征组歌》的创作进况。4个人边说边比画边唱,当汇报到合唱段落时,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一番演唱,肖华听后觉得满意。接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人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10个上午给他们4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虽然听过多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肖华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肖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李遇秋深有感触地说:“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杭州回京后,就该写总谱了。由于晨耕做文工团的领导工作,平日公务繁忙,过去又没有专门学过五线谱;生茂多年来一直醉心于“抓旋律”;唐诃没有进音乐学院深造过,驾驭不了这样大的作品,因此,写总谱的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在了“科班”出身的李遇秋肩上。遇秋老人回忆说:“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创作环境就是在战友文工团的一间只有3平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屋里热得像个‘锅炉房。那时全仗着我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写,有时热得受不了了,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只披着一块湿毛巾……”有一段时间,每当夜深人静时,遇秋经常想起红军长征时那一幕又一幕动人的情景,有时边创作边落泪,泪水和着汗水浸透了一页页稿纸。他回忆说:“那些日子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经常会产生出一种幻觉,一闭眼仿佛就能看见很多红军战士就围在我床前,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大声地呼喊着‘李遇秋啊李遇秋,我们都牺牲了。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诞生。如今你还活着,你不写谁来写?你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好,我们等着你呢……”

遇秋是“小八路”出身,也曾在风雪夜翻过山坳坳,也曾几天吃不上饭,靠野菜野果来充饥,也曾从日寇的“围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就这样,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有生活、有素材、有技术”的优势,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两个月后,《长征组歌》一气呵成。

音乐总谱拿下后,排练时又遇到新的问题。当时,战友歌舞团搞声乐和器乐的加在一起总共不过30人,根本无力去完成这一多声部大型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团领导只好决定从其他部门和单位借来了40多人,人虽然够了,但其中很多人还不熟悉五线谱,只好一边学一边唱。遇秋在作品中相当一部分采用了“复调”的手段去表现音乐形象,那时,连专业合唱团体都很少用“复调”去演唱,因此用“复调”去表现和演唱《长征组歌》就更难了。遇秋回忆说:至于当时乐队的情况就更糟糕了,1964年,在“革命化、民族化”的幌子下,刮起了一阵“改革乐队”的风,几乎砍掉了所有的西洋乐器,只留下了一些简单的民族乐器。遇秋只好采取有什么用什么的办法,来了个中西乐器大合奏,没想到合在一起的效果还不错,既悲壮又铿锵。在那个年代,他是顶着一股压力,不怕别人指责他“贪大求洋”。

大概是由于科班出身的缘故,在创作中,李遇秋有一个原则和决心:就是一定要坚持用交响乐的形式来体现《长征组歌》深邃的内涵。他说:“不管当时的编制有多么简陋,但音乐不能简陋。我用写多乐章交响乐的技巧、手法和概括力去驾驭全局;用写大型歌剧的精神去认真对待每一个片段;用写电影音乐的想象力去塑造形象。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直到现在,《长征组歌》中的很多场景音乐仍然可以说是比较优秀的。”

1965年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引起了轰动,之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全国。每次演出结束时,很多观众还久久不肯离去,他们纷纷拥向后台,把出口处堵得水泄不通,争着要看“红军”的风采。当时那种火爆的场面,不亚于今天追星族的那种狂热。

“过去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厚积薄发才能一气呵成,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拿不下《长征组歌》的”

李遇秋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幼年丧母,靠父亲行医维持生计。少年时代,他就听进步教师讲过“朱毛带领红军万里长征”的故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官员望风而逃,冀中平原一时大乱。1938年八路军进村后,立即发起“抗日救亡”的宣传高潮。遇秋的两个哥哥跟着八路军上了前线。1940年,11岁的遇秋也进了“抗中”学习。在经历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他也学会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被大伙称为“快活的百灵”,这些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

1944年秋,15岁的遇秋通过地下党到了解放区,在某部队卫生所当上了卫生员。他经常在劳累了一天后,傍晚时独自一人跑到小树林里,用“女高音”扯着嗓门唱起苏联歌曲。这一唱就招来了几位“采花人”。原来,“抗敌剧社”(战友歌舞团的前身)的艺术家们正在此“采风”呢!经过一番“死缠滥打”,遇秋总算是端上了“文艺”这饭碗。但是,“文艺”这碗饭可不是那么好端的。不识谱,不懂戏,又没多少文化底子的遇秋,光凭着一副好嗓子,怎么能在舞台上站住脚呢?就在领导琢磨着要将他调走时,有一天,他忽然瞅见搁在角落里的一把手风琴,于是他壮着胆子试了试,居然把一首歌拉了下来,他果然是棵“好苗苗”。于是大家便教他识谱,拉手风琴……直到现在,遇秋在手风琴教学、作曲方面也是一流的,他是我军第一代手风琴手,也是目前我国仅有的为手风琴谱曲的专业作曲家。

解放战争中,遇秋以手风琴为武器,拉着手风琴,跟随着隆隆的坦克车一路开进了北平。

1950年秋,组织上送李遇秋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他没有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厚望,刻苦攻读,努力钻研。6年后,带着优异的毕业成绩重返工作岗位。这时,他的作曲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完全具备了独立完成音乐作品的能力。但是,他考虑到当时实际工作的需要,毅然放弃了个人施展才华和出名得利的机会,以满腔热忱投入到了默默无闻的配器和配乐工作之中。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到60年代末,这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应该是他在创作上大有作为,出好成果的黄金时期,但他却埋头于完成大量的舞蹈音乐和歌曲的伴奏与配器。人们对《长征组歌》中的很多唱段至今犹闻在耳,恐怕很少有人了解这其中凝结了他的多少心血。说到这些,他坦言:“过去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厚积薄发才能一气呵成,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拿不下《长征组歌》的!”

回忆起周总理的关怀,遇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提起周恩来总理对《长征组歌》的关怀,遇秋老人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讲述了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多次观看《长征组歌》排练和演出时那一幕又一幕难忘的情景。

《长征组歌》于1965年5月开始排练。那时,周总理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有一次看完排练,总理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遇秋老人回忆说,《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总理接连3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总理对他们几位曲作者说:“肖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总理还请演员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

遵照总理的指示,遇秋等人又重点调整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平衡协调及与合唱队的宾主关系,从1965年7月起,《长征组歌》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公演了20多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65年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总理走过来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

1966年春天,战友歌舞团忽然接到随总理出国访问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听了有关领导的汇报。总理对《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他说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李遇秋说:“你们回去再改一改好吧!”出国前,总理再次看了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

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共和国重现“艳阳天”。遵照上级指示,遇秋对《长征组歌》进行了修改并重新配器。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这部作品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首都舞台上。这是10年浩劫后期呼唤长征精神的一个壮举。遇秋老人沉浸在兴奋的回忆之中:“当时的情景真是让我终生难忘——在拥有近2000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两个月内连续演出了40场,而且场场都座无虚席,报纸和电台冲破阻力连续报道,轰动了全国。邓小平同志在审查时,亲自动笔,将《突破封锁线》一段中的一句歌词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这一句改得好,进一步突出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次演出,战友歌舞团已是“兵强马壮”,无论是乐队还是合唱队,水平及编制较过去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遇秋得以大胆地运用在10年前不敢触及的转调和复调等多种艺术手法,使其艺术表现力更加完美。那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经常听到“红旗飘,军号响,战马吼,歌声亮,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场”的歌声。许多刚被“解放”和仍被“挂着的”老红军、老八路纷纷被接去观看演出,他们中有很多人边看边落泪。

不料,风云突变。1975年冬天,又刮起了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歪风,将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八一电影制片为《长征组歌》拍摄的艺术片,也被“叫停”。导演王苹以“批判也得有个活靶子”为由,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完成了拍摄。说到这里,遇秋瞪大了眼睛情绪激昂地说:“那时,很多同志不畏政治高压,因为红军的长征精神已经深深地扎根人们心中,成为了‘于无声处的第一声‘惊雷。”

“周总理在病重期间,仍然惦记着《长征组歌》。他在看了电视转播的实况演出后,又派工作人员来索取演出的实况录音。记得在一次演出之前,中央电视台的同志来到剧场说:‘总理在医院想看《长征组歌》,今天我们来进行现场拍摄。那天,不用再作任何动员,演出非常成功……”遇秋老人接着说:临终前,周总理还念念不忘那句“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歌词。

40多年来,遇秋的名字始终是和《长征组歌》连在一起的,他为这部作品几乎倾注了大半辈子的心血。

1995年,受肖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和很多老领导及老同志的共同委托,由总政歌舞团著名指挥家胡德风(已故)策划,对《长征组歌》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改编执笔的担子再次落到了遇秋一个人肩上。怎样使这部作品既能保持原有风格及主旋律,使人们一听就“认识”它,同时又能调动较多的合唱、交响乐的艺术手段,使它的意境和形象更加深刻,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他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春节期间也顾不上休息。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遇秋不负众望,终于将一部200多页的总谱写了出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将军在审听了新版《长征组歌》之后称赞说:“老版本本身就很好,现在经你加工后,就更加锦上添花了!”遇秋充满深情地告诉我:“这次对《长征组歌》的再创作,也使自己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了新的提高,这是我进入老年并离休后所得到的最大的一次慰藉。40年过去了,如今,我虽然年过古稀,却不肯停笔,依然在从事着我力所能及的创作事业。”

采访结束时,遇秋老人又轻声哼唱起了《长征组歌》中那雄浑、嘹亮的歌声。于是,一种久违了的激情,在我的心头萦回不已。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