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农

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无锡紧邻上海,素有“小上海”之称,也是江南最早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城市。近代沪宁铁路通车,上海无锡连为一体,形成了“大十字”物流框架,现代企业得势发展,诞生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家族“荣氏家族”。

丹阳丹心谱

上海临近解放之时,领导三野解放上海的是赫赫有名的儒将陈毅,部队在丹阳整编,向战士宣传进入大上海纪律。这时,一位商人模样的人匆匆走进陈毅的司令部。

来人正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代表,他将荣德生的亲笔信交给陈毅,陈毅读罢信函,连声说:好,好,荣德生带了个好头,我们共产党需要荣德生这样的爱国资本家。

1948年,国民党统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有资产者纷纷离开大陆,荣氏家庭也面临抉择。在一片离沪声中,荣德生专程从无锡来到高恩路住所,明确表示他和已经接掌荣氏企业的荣毅仁“不离开大陆”,并阻止三子将申新三厂拆迁台湾。他迅速联络无锡商会首领钱孙卿,派出代表与陈毅接洽,表达爱国护厂迎接解放军的心愿。荣德生说:“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1949年3月15日荣德生将自己的信念公开诉诸报端,声明“荣氏工业机构绝不迁赴海外”,谓外界消息“纯属外人妄加猜测,某氏并担保绝无离迁国外之意念”。

荣德生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1902年他与兄荣宗敬等创办茂新面粉厂。之后又在无锡、上海、武汉创建11家面粉厂,面粉日产量占全国面粉近四分之一;1905年后在无锡、上海、武汉创建10家纺织厂;到1932年,他的企业纱、布总产值占全国纱、布总产量的18.4%和29.3%,被称为“面粉大王”和“棉纺大王”,成为中国最大的实业家之一。

荣德生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是与他长期的爱国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日军占据,只有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1938年5月,荣德生到孤岛上海,拒与日伪同流合污,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亲自出马,假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由其子尔仁代往,说明其父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褚民谊却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并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荣德生保持了民族气节。危难中他积极谋划重振荣氏企业,在重庆、成都、宝鸡、广州等地兴建6家新厂,支援抗战。抗战胜利后,在无锡创办了几家规模较大的新企业。

荣毅仁在《先父德生公事略》中总结说:“回看他的一生事业:由四部石磨的面粉厂开始,扩充到茂新和福新的十一个面粉厂,有日产面粉八万袋的生产设备;申新和天元等十个纺织厂,其生产设备计有纱锭五十万枚、布机四千台、麻纺锭二千四百枚;另创办了颇具规模的开源机器厂。这是和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把这些事业和生产设备保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新中国人民服务,对于这个心境平静的老人来讲,也是一件非常不平凡而激动的事业。”

在迎接新中国建立之时,荣德生就积极筹备恢复荣氏企业生产,成为最早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民族资本家。无锡解放后,荣德生感言:“过去中国,我们的机械要外国来,人才要外国培养,甚至枪炮都要外国运来,太不争气。今后我们一定要做到好好培养技术人才,做到自产自足。”他被推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行署副主任,并被选为中华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委员和苏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

荣德生热心公益事业,建园修寺修路建桥,创办8所小学及公益工商中学、江南大学和大公图书馆。1952年7月29日临终前,他谆谆告勉围在病榻前的后辈们:“余从事于纺织、面粉、机器等工业垂六十年,历经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及反动统治的压迫,艰苦奋斗。幸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胜利,欣获解放。目睹民族工业从恢复走向发展,再由于今年‘三反、‘五反的胜利,工商界树立新道德,国家繁荣富强指日可待。余已年老,此次病症,恐将不起,不能目睹即将到来的工业大建设及世界和平,深以为憾。你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建设,为祖国出力。”赤子之心,令人感佩。荣德生一生为民族工商业而奋斗,是爱国民族工商业家。

荣家薪火传毅仁

荣德生饱含着对祖国的一腔深情溘然长逝。好在荣家薪火有传人,荣氏家族的事业传到了荣德生的四公子荣毅仁手上。荣毅仁1916年5月生,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30年代他接班无锡茂新面粉厂,主持企业全面工作,同时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40年代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荣毅仁汲取了传统中国商业文化精髓,晋商的敦和诚信之气、徽商的敏学结仕之风都在他身上得以圆融体现。

194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上海市区,当时传说解放军要进城,荣毅仁怕中流弹,晚上让家人都睡在楼下,自己坐在客厅里。第二天清晨6点钟,公司的一个厂长急匆匆开车来荣府报告消息,荣毅仁问他怎么过来的,他告诉荣毅仁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走路没事。荣毅仁到车库就开车出来,一路上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车到成都路浦东大厦时,一个解放军拦住荣毅仁,说前面敌人还没清除,不安全,劝荣毅仁不要再向前。荣毅仁颇为感动,解放军军纪真好,秋毫无犯,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6月2日,上海解放后的第七天下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身着军装,脚穿草鞋,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亲切接见了荣毅仁等资本家,边嗑瓜子,边拉家常,在异常轻松的氛围中,阐述了共产党的16字经济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给荣毅仁及其他民族资本家吃了定心丸。陈毅鼓励荣毅仁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会议一结束,荣毅仁就赶回公司,对等候在那里的经理、厂长们说:“明天就开工。”当时,从经济与社会稳定看,要稳定全国,必先稳定上海,而稳定上海,必须依靠“两白一黑”,即面粉、棉纱和煤炭。而“两白一黑”,荣家独占其二。荣家的积极配合与合作,对新中国初期上海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荣氏企业的第二代创业人物荣毅仁,成为中国拥有20多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的荣氏企业代表,毛主席称赞他“会用脑子”。1950年6月,荣毅仁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他深受鼓舞,坚决拥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他主动认购650万份。他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捐献7架半飞机和大量衣物。在“五反”运动中,因为毛泽东主席的关心,荣氏家族的定性从“基本守法户”变为“完全守法户”,政府为此还核定退赔金额657万元。1954年,他经过深思熟虑,将申新系统荣氏企业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使他被誉为“红色资本家”。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亲自到公私合营的申新九厂来视察。荣毅仁全程陪同,并向毛主席详细介绍了生产情况,毛主席对荣毅仁赞赏有加。1957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以上海老市长身份,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陈毅说:“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由此,荣毅仁以党外身份出任上海市副市长。

50年代后期,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部长人选安排问题,毛主席提出要适当选择党外人士来当各部的正职部长,他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来考虑人选。邓小平推荐的人中,就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荣毅仁。对荣毅仁,邓小平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总是那么亲切:“荣老板嘛!”这称呼里饱含了赞许和欣赏。邓小平非常了解荣毅仁的爱国心,很看重他的才干和海内外影响力。邓小平的举荐,正合毛主席的心意,1959年,荣毅仁在上海副市长位置上奉调国家纺织部部长。

荣毅仁和毛主席还有过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问题上的探讨。1956年,荣毅仁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等一系列的讲话后,想到一个在当时来说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有了调整,这个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1956年7月,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向毛泽东当面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毛主席还风趣地说:“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对此问题作了回答:“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文化大革命”中荣毅仁被打倒,他当时住在北京北太平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就知道荣毅仁的住处。1966年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拥到荣毅仁家大肆打砸。他们批斗荣毅仁,并用他家里的摄像机把经过录下来,要寄到他在海外的亲戚那里。荣毅仁考虑得很周全,他知道录像寄出去的恶劣影响,所以给了这些红卫兵假地址。

周总理得知情况后,严厉要求工作人员:“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在动乱中荣毅仁成为一家国有企业的看门人,但他对祖国对党的赤心没有丝毫改变,相信只要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就一定会大踏步向前进的。他请人转报毛主席、周总理:“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

暖人心的火锅宴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考虑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团结更多的人,一心一意为实现党的经济建设目标而奋斗,知识分子要平反,老干部要恢复工作。还有,就是一直靠边站的原工商业者,他们海内外联系广泛,有丰富的经商办实业经验,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要用起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大胆起用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站的荣毅仁为代表的一批党外人士,让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1978年2月,荣毅仁恢复工作,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78年12月上旬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邓小平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这之前,邓小平对讲话起草班子说,搞经济,要强调请专家来干,荣毅仁就是专家。

紧接着,邓小平邀请荣毅仁等5位工商业者在人民大会堂吃涮羊肉火锅,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重要政策的标志性事件。那是1979年1月17日上午,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是时,恰好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会集北京开会,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他提了一个名单,共有5人,他们是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和周叔弢。

荣毅仁等5人早早来到会见地点人民大会党福建厅。选择福建厅会见五老,体现了邓小平很深的考虑。福建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最早都是从福建沿海出去的。这次会见安排在福建厅,暗示着邓小平要老工商业者们充分发挥海外联系面广的特点,积极与外界沟通,内引外联,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这天,福建厅的暖气烧得非常足,荣毅仁等人激动地等待着邓小平的到来。邓小平准时来了,他笑容满面,精神抖擞地走过来,与荣毅仁等人一一亲切握手。随同邓小平一起来的,还有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纪登奎、陈慕华以及卢绪章。大家坐定后,邓小平笑着说,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称荣毅仁等人是“老同志”,使他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信任。邓小平讲得简明扼要,荣毅仁等5位认真听着,在沙发扶手上记笔记。之后,邓小平说:“听说你们就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关门也搞不好,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就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荣毅仁等人事前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300多人。荣毅仁直言,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立足于使之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换取外汇,出口创汇。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机构多头,画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低,生产就不会搞好。小平同志讲要利用外国资金、华侨资金,确是重要问题。现在英法日联邦德国都要跟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政局稳定。从国际上看,对我们是有利时期。美国大公司来华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邀请大老板面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以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在美国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可以利用华侨、华裔来做工作。我对外国朋友说,我们有人力,你们有财力,可以合作。荣毅仁还对引进外资问题提出建议说,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现在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就翘得老高,要价也就高了,为此,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

荣毅仁讲完,邓小平表态说,搞补偿贸易,有相当的外汇收入,起码广东、福建两个大省大有希望,两省在外的华侨很多,江苏、浙江也有。补偿贸易不一定会得到全新技术,搞合营会有全新的技术,因为产品面向市场,需要具有竞争力。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香港厂商给我写信,问为什么不可以在广东开厂。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邓小平停顿一下,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我们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项目,如旅游、轻工、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旅游业,我看可以扎扎实实地搞50亿美元收入,我们地方大,名胜古迹多,要千方百计赚外汇。旅游业有50亿美元收入,发展石油工业再搞50亿美元收入,加上一些别的项目,大约共计150亿美元的收入……

邓小平对荣毅仁说:“荣毅仁同志,你马上要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谈话一直进行到12点钟,邓小平抬腕看看手表,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工作人员很快就在福建厅的一角支起两个圆桌,邓小平与荣毅仁等5位工商业者一桌,其他随同人员一桌。白菜,涮羊肉,白水火锅,热气腾腾,气氛融洽。

新的使命

荣毅仁是挚友,也是诤友,他对邓小平能够知无不言,提出的意见建议中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既缺资金设备,又缺人才,鼓励海外人士来华投资,创办中外合资企业,是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当时荣毅仁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时,他根据具体国情,对原草案中规定“外方投资比例不得高于百分之五十”这一条提出:在外方投资比例上可以只定下限,不定上限。这个大胆的想法立即得到邓小平的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四条采纳了荣毅仁的提议,规定: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

1979年2月,荣毅仁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邓小平当即圈阅同意,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重任落在荣毅仁身上。

在以后的几次会议上,邓小平见到荣毅仁,总是关切地询问公司的进展情况,对荣毅仁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还一再叮咛荣毅仁“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邓小平的话,实际上在当时就已经触及到了政府转变职能的问题,也就是后来明确提出的“政企分开”的思想。1979年10月,直属国务院的CITIC(中信英文缩写)投资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对外经济窗口。

荣毅仁积极投入工作之中,开始全力开创融海外资金为主业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事业,引进外资,兴办企业……荣毅仁借中国改革开放春风,运用荣氏经营家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公司成立第一年,荣毅仁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000多人次,国内洽谈业务的也有3000多人次。他不遗余力网罗人才,聘请到为中美建交立下汗马功劳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顾问。荣毅仁在引进外资、技术、设备方面闯出一条新路,开始发行海外债券。80年代初期,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估量,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提出了向海外发行债券的办法。1981年2月中信公司成功地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这次集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随着仪征模式的成功,在海外发行债券之举陆续为各企业所效仿。中信公司本身,在以后数年间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多次不同币种的债券,仅1984年一年就在海外成功地发行4次债券。

荣毅仁率领中信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CITIC在国际上赫赫有名。1984年10月,中信公司借成立5周年,举办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许多国家的知名企业家与会,邓小平欣然会见与会代表。10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在讲话中向外宾推荐“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这使荣毅仁受到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为祝贺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邓小平还为公司题写了“勇于创新,多作贡献”8个大字。

邓小平了解到荣氏家族400多位身居海外的亲属中,有不少人从事核能、电子、机械、纺织、面粉、医学、文教等事业,便建议荣毅仁把他们召集回国团聚一次,由国家有关部门负责接待,共谋发展之计。就这样,在邓小平直接关心过问之下,1986年6月,海外200多位荣氏亲属分别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联邦德国、瑞士以及港澳地区回到祖国内地。这次团圆,发出了广泛团结海外爱国同胞共同建设祖国的强烈信号。6月18日这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回国的荣氏部分亲属。荣毅仁的二兄荣尔仁是其中的年长者,居住在巴西。邓小平亲切地对他说:“你今年79岁,比我小3岁。”荣尔仁说:“可你的精神好得很。”邓小平又说:“你的精神也不错嘛。”荣毅仁坐在主宾座。邓小平亲切地说:“从历史上讲,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他还希望大家多向朋友们介绍国家的事情,让更多的人回来看看,了解我们的国家,投资建设。这番真诚的话语似一股暖流,涌进了在场的每个荣氏亲属的心田。

对于荣毅仁来说,邓小平不仅仅是自己十分敬重的中央领导人,同时也是自己的良师益友。荣毅仁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期间,在他那间硕大的办公室里,除了宽大的办公桌、精致的书柜等办公用品,在一面很显眼的墙壁上,有一部大屏幕的电子显示器,“荣老板”可以从屏幕上了解各种数据、信息。而在屏幕上方挂着一幅巨大的彩色照片,那是荣毅仁与邓小平亲切握手的照片。

刚毅仁厚如山

到1986年底,“中信公司”已与海外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在香港、日本、美国、西欧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业务往来,与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在海内外树立了良好的声誉。中信公司已投资兴建了140多个企业,其中40个是中外合资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6次,总数近6亿美元。此外,在经营外汇银行、国内外租赁、房地产业、咨询服务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对香港嘉华银行注资95%,收购了这家濒危银行,对该地区金融市场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投资建澳大利亚波特兰炼铝厂,这是当时中国在海外的最大的投资项目;投资建香港第二条海底隧道,合资兴办加拿大纸浆厂等。

1986年底有一件事轰动了中国经济界:美国著名大型经济刊物《财富》半月刊公布了该刊组织专家评选出来的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的名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赫然榜上有名。这是新中国成立近40年来,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从1987年开始,CITIC发动了收购“香港之战”。1987年1月16日,香港CITIC决定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其后,又收购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取得香港电信公司20%的股权。香港媒体一片惊呼:荣毅仁“收购香港”。实际上,当时投资于香港的内地资本系统企业已超过1000家,投资总额超过250亿美元,遥遥领先日本120亿美元和美国70亿美元,而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以CITIC为首的华润集团、光大实业、中国银行、招商局、中国旅行社等所占有的。

1993年3月2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荣毅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3月29日,澳大利亚《时代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任命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百万富翁荣毅仁为国家副主席,显然是在向世界表明,这个领导班子将致力于市场改革和继续开放经济。”

有一位香港记者这样形容荣毅仁:“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气宇轩昂的感觉。”其实,刚毅仁厚的荣毅仁喜欢的名言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在荣府的客厅里,还高悬着邓小平亲笔书写的“戒欺室”匾额。“戒欺”是荣毅仁一生恪守的信条,意思是生意人应该诚实,以戒欺为本。

荣毅仁对一生经历有清醒认识,他说:“就以我的家族来讲,在解放前也算个大的民族资本家。从1900年开始办厂创业,到1949年,50年艰苦奋斗,认真经营,才搞了20多个企业,这在解放前已经是了不起了。可是,我从1979年担任‘中信公司的董事长以来,9年来,共投资、合资搞了209个企业。为什么过去50年艰苦奋斗只搞了20多个企业,而现在9年不到,却发展了200多个企业?当然,这其中有广大的干部和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但最基本的,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2000年,荣毅仁及其家族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位富豪的第一位,其个人及其家族财产为19亿美元。截至2004年底,中信公司的总资产为7014.11亿元,当年净利润为17.82亿元。

1993年,荣毅仁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1998年,荣毅仁从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在北京东城区胡同里的一座四合院中,和夫人杨鉴清颐养天年,尽享天伦。荣氏夫妇青梅竹马,门当户对,是人所公认的幸福的一对。杨鉴清是位典型的东方贤淑夫人,非常关心和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从不“干政”。每天晚上,她总是把荣毅仁第二天要穿的衣着安排得妥妥帖帖,亲自动手给擦好荣毅仁的皮鞋。

在这座四合院里,荣毅仁和杨鉴清度过了结婚50周年的金婚、60周年的钻石婚。他们生有四女一子,大女儿智和生于1939年,早就有了第三代,智和夫妇及二女儿智平均住上海;老三智健是独生子,曾长期在基层工作;老四智元很不幸,上中学时因患脑炎被误诊,落下痴呆后遗症,1993年死于肺癌;老五智婉当年由叶剑英做媒,成为澳门望族、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的儿媳妇。

到了90年代后期,邓小平年事已高,不便多走动。邓家和荣家的儿女们彼此交往很多,邓榕经常去荣家串门,邓小平总不忘嘱咐一句:“你代我看望他们。”

2005年10月26日20时31分,荣毅仁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责任编辑 蓝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