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1959年4月18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隔6年,三届人大召开,他又连任国家主席,直至1969年11月12日,他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10年岁月,10年风雨,共和国经历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命途多舛的岁月,他正是在如此艰难而困惑的年代中,履行共和国国家元首的职责。

受命于困难时期

早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向参加会议的外国代表透露这样的信息,自己打算辞去主席职务,担任名誉主席。第二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谈起自己将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一再请求,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同时,向二届人大推荐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时,“大跃进”、人民公社方兴未艾,如日中天,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农业生产下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棉、纱、布、糖等日用品,出现从未有过的短缺现象;基本建设发展过快,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直接后果,使农村大批青壮年流入城市,农业劳动力陡然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到1960年底,财政赤字高达81.8亿元。

面对如此多的困难,新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只是感到肩头的担子更重了。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二届人大传出他担任国家主席的消息,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在他驱车回家时,他们列队欢迎,以表示祝贺的心情。可是,没想到,他的脸上竟没有挂出一丝笑容,只见他什么话也没说,一回到家就一头扎进他的办公室,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眉头紧皱,一直陷入长长的沉思之中。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大跃进”所出现的偏差,承认北戴河会议所定的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是“夸了海口”,并提出要降低指标,“压缩空气”,开始纠正“大跃进”所凸显出来的纰漏,即通常所说的“左”倾错误。可是,由于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所有的努力也只是“隔靴搔痒”,浮夸风和高指标继续流行。二届人大所定的钢和粮食的计划指标,依然居高不下。刘少奇对这个高指标,就有保留意见。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继续贯彻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指标,确定1959年下半年和今后4年的经济工作任务。7月2日至15日,即所谓庐山会议前期,与会者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对以上议题畅所欲言,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摆情况,提意见,白天开会,晚上看戏,会议气氛轻松愉快,故而与会者称之为“神仙会”。

刘少奇在参加华南、华中组讨论时,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大跃进”中“出现了这么多乱子,是破坏性的”,是碰了钉子。碰了钉子,知道转弯儿,这是真正的聪明人。怎样转好这个弯子呢?他认为那就是要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他说,这个综合平衡,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国民经济的发展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速度的“大跃进”,还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应该说,这样的见解颇有前瞻性,是很有见地的。

这一见解,他本打算更深入地阐述,可是,以7月16日为转折点,发动对彭德怀等的批判斗争,庐山会议的气氛霎时紧张起来,与会者大都三缄其口,再也不敢评说“大跃进”中的是非短长,唯恐沾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

刘少奇倒没有十分在意,也就是毛泽东批复“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当天,他还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总结经验教训,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都要讲够。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指标和干劲有关系,但是两回事。低了不一定泄气,高指标不一定鼓劲儿。他甚至提出,当前的反倾向性错误中,“‘左和右哪一个是主要方向?”北戴河会议后所出现的乱子,“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他认为,就一定意义而言,‘左比右的危害性更大。所以,就是在彭德怀问题已成定论,并将为之作决议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他还想在决议上加上一段反“左”的话。

庐山会议的风向整个转变了,成为口径一致的反右。此时,他虽然也不得不批判彭德怀,不得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但是,他不赞成把所谓反右倾向更大范围发展,而主张将批彭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他坚持认为,彭德怀信中所提的问题,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所以,尽管庐山会议后,全党已形成主流的反右倾思潮,他在国务院汇报195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时,仍然赞成降低指标,并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不提反‘左,恰当不恰当?”时隔不久,他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对庐山会议没有就反“左”问题,得出相应的经验教训而深自感叹:

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指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作者注)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教训很少。

痛心的家乡之行

庐山会议后,经济继续过热,毛泽东开始警觉起来,多次提出要“降温”,在做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毛泽东也承认自己“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对形势的转变起了极大的作用。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3月14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广州会议后,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及工作人员,乘着两辆越野吉普车,从长沙出发,开始他的长达44天的湖南乡村调查。越野车一前一后,时行时止,他不时地走下车,来到田间地头,怎么也看不到报纸上所宣传的红旗招展、人潮如海的景象,映入眼帘的竟是死水般的沉寂。离开家乡已经41年了,他本应有游子归乡的喜悦,可是,此刻的心头却如铅一般的沉重。他信步走到田间,搓开一堆人粪,蹲下身瞅了瞅,从未舒展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低沉地对身边的秘书说:“你们看,这里面都是粗纤维,分明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看来,种粮的农民吃饭都已经成了问题。”

这次调查,按照临行的构想,主要是搞清这样的问题: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如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已经实行的政策够不够;根据发现的新问题,提出新政策。他调查的第一站是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一住就是18天。刚来时,干部群众由于经历了过火的斗争,人人都噤若寒蝉,不敢说真话。他对此尤为感慨,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责难,想同普通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

他走家串户,查看山林水塘,找干部群众谈心,问长问短,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同时也给他们透底交心,他说:“讲话随便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也不要紧。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顾虑,讲错了,也不戴帽子,也不批评,也不辩论。看事情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想法子把事情办好,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对多数都好才行嘛!”他以真诚换来了群众的信任,群众消除了顾虑和抵触情绪,个个都愿意找他谈心,以至于在会上,连母猪不下崽、鸡婆不生蛋类的家长里短,都议论得沸沸扬扬。

“大跃进”中最敏感的问题,莫过于公共食堂,群众议论中,最烦心的也莫过于公共食堂。刘少奇对此直言不讳,认为“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说着,他还扳着手指数起来,大办食堂有四大缺点:动用过多劳力种菜、砍柴;集中吃住,不利生产;大办食堂,肥料减少;食堂专烧硬柴,毁坏山林。他知道食堂问题已是关乎民生的焦点,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

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在中央调查组来湖南向他汇报时,他明确表示,在办食堂的问题上,“我们同农民群众有尖锐的矛盾”,“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

就要离开天华大队了,对这里的干部总得提点希望,他认为天华大队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带有普遍性,那就是缺乏民主作风,压制不同意见。他叮嘱这里的干部:“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

离开天华大队,5月3日,刘少奇驱车来到阔别40年的故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这个大队有15个生产队,不到700人,一个劳动力一年才分得50元,有五分之一的人欠债。由于大办食堂,村里看不到一只鸡一头猪,原先茂密的林山,也被砍成光秃秃的瘌痢山。就是这样一个贫困的大队竟然也要搞什么“十大建筑”,放弃良田和鱼塘,还将45户农民的房屋拆掉,并把10多户农屋占为公用,说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切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回家几天,他虽然找了一些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是,与干部群众接触的面毕竟有限。于是,他在自家老屋里,邀来农民和干部座谈。看着面黄肌瘦的乡亲父老,他动情地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过家了,我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很活跃,他不时地询问,也不时地插话。他让乡亲们与1957年比比看,是不是“生活更困难?生产比以前是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在谈到食堂时,他的态度更为恳切和坚定,“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

座谈会开了半天了,大家意犹未尽,散会前,他一再要求乡亲们常去北京,向他反映真实的情况,他说:“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来,我出路费。一个是请你们来,一个是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来,可以来。住房、吃饭我出钱,不要为办个人的私事来。”

回北京前,他步行去距此不远的赵家冲,看望大姐刘振德。途中乡亲们看见了,尾随和簇拥着他,边走边聊,他又掌握了许多乡情民瘼。在大姐家,刘振德和女儿鲁新秀不遮不掩,告诉他每天的粮食定量,刘振德一天定量7两(16两1斤制——作者注),鲁新秀一天定量半斤。鲁新秀告诉舅舅,因为吃不饱,很多人只有用米糠充饥,她说:“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刘振德干脆抱怨起来,“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哟!”

家乡之行,给了他许多感性的体悟,“左”倾错误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而直接的受害者,则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乡之行,刻骨铭心。农民的衣食温饱,他已感同身受,有着真实的切肤之痛,这种情感的刺激,使他发自肺腑地喟叹:“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大胆的经济改革

回到北京,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大胆提出很多人避之都唯恐不及的问题:反“左”。他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显而易见,他有意将反“左”作为口号在全党形成共识,以避免再犯急躁盲动错误。

他不赞成把问题都归结为天灾所致,而赞成湖南农民的话,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人祸”就是“共产风”、瞎指挥、高指标。对于那些仍把工作的缺点错误,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他批评道:“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他对“左”倾错误造成的苦果,已是痛心疾首,以至于在讲话中多次触及这一敏感话题,他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他的警觉之言,已全然忘记了忌讳,须知路线错误非同一般,在党的历史上,凡是犯了路线错误的,是没有不下台的。

这些话在高层干部中引起震荡和反响,大家都开始直面“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和困难。毛泽东在会上提出,3年来违背客观规律,受到大的惩罚,那就是: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他肯定了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成果,并且说: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做调查。

北京会议后,也就是1961年7月,他又带领调查组,来到东北、内蒙古大小兴安岭,调查林业生产的情况。在小兴安岭林场,他仰头望着一棵棵参天的树木,担忧地说:“百年之后,这里还能不能有这参天的红松呵?我们这一代把它采光了,下一代怎么办?不但要后继有人,而且要后继有林啊!”“我们国家的森林资源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如果这些森林被我们采伐光了,不仅后代没有木材用,而且还改变了生态平衡,到那时,历史会无情地审判我们这些败家子的,我们造下的孽,惩罚的恶果会让我们的后代去承担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与会者达7118人,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本来他有一个书面稿,并由中央政治局传阅通过,会上的讲话是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建议他:“你还要讲什么,愿意讲什么,解释什么,就讲嘛!请你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他对这几年的问题可谓是烂熟于胸,而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更感到是迫在眉睫,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正是这种情绪的激励,他的讲话才没有重复书面报告的“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的估计,而是尖锐地提出:“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而困难的具体表现是:

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

他的讲话如醍醐灌顶,句句话直透心底,给与会者以清醒的感觉,与会者屏声静气地听,因为,他批评的一些惯有的思维和提法,都是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如:“左”比右好;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对群众、干部的“错误的过火的斗争”等等。他还对过多地开展运动,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在讲到三面红旗时,他婉转而贴切地地提出了质疑: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20年以后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终于对“三面红旗”“作出结论”,指出,它“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毒蛇噬臂,壮士断腕”。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已经到了非痛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也就是刘少奇所说,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中央确定国民经济调整的三项措施:一曰“下马”,二曰“减人”,三曰农业“增产”。刘少奇主张,工业上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一些地方可以“包产到户”。

到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已初见成效。他的思考也越发的深邃,筹划着经济改革的试点。他对薄一波说:经济区不能完全和行政区一致。经济要全国统一,通行无阻。成立汽车、拖拉机厂不如组织汽车、拖拉机总公司,飞机、造船都可以成立总公司。托拉斯是全国性的,全国设总公司,分公司负责几个省,它的任务由总公司分配,不由总公司管。

他提出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决定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减少行政管理办法,增加经济管理办法,在工业、交通等部门组织专业公司。他说:“党委和政府超脱一点,不好吗?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下,有问题我们来裁判,不要做当事人,不好吗?”不过多地干涉经济生产,“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后来,他更进一步地提出办总公司、办托拉斯的构想。企业让托拉斯去管,部只管计划,进行监督、检查,做群众工作。他的这一构想,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是对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突破,而具体的付诸实施,则苦苦地等待了20多年,中国开始全面的经济改革的时候。

辞职于乱世之秋

从1961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基本完成。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2235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984亿元,比1957年的1241亿元增长59.9%;粮食总产量为3891亿斤,接近1957年的3900亿斤的水平;钢产量为1223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高1倍多,比1963年增加83%。工农业和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与调整前的196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21.8%上升到37.3%;轻工业由26.1%上升到32.3%,重工业则由52%下降为30.4%。农轻重比例关系趋于合理。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生产发展,市场兴旺,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我们真的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这种局面的形成,刘少奇功不可没。

可是,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阶级斗争的理念就像幽灵似的,一直纠缠不休,尤其是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中央高层的意见分歧已经公开化,而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使党政机关瘫痪,大中学校停课,“打倒”、“横扫”的风浪,一浪高一浪,全社会都进入无序的乱态之中。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毫无精神准备,为维护稳定的局势,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并向毛泽东汇报,决定向北京的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把运动限制在纪律和秩序的范围之内。

毛泽东回到北京,对派出工作组极为不满。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评运动“冷冷清清”,工作组起了阻碍群众、镇压群众的作用,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并以一种无奈的心情,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承认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已经直指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而大字报中的一段话:“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段话确实是耐人寻味。

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就不满意于刘少奇等处于中央一线的领导,认为他们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分析是右倾,“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不赞成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与毛泽东产生意见分歧。这一切,使毛泽东对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产生了怀疑。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在一番长谈中,对接班人问题发出这样的感叹:“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与1959年推荐和介绍刘少奇作为自己接班人的那番热情相比,毛泽东的态度已是判若云泥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建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常委原为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会议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常委,常委排序也调整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而仅仅提及林彪为副主席。如此安排再明显不过了,刘少奇再也不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了,而取代他的林彪才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刘少奇是个组织纪律性极强的人,他在会上一再检讨,承当责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但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一直不理解,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十分清楚,在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时,毛泽东就断言刘少奇对这个决定“模模糊糊”,“实际上是反对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面对广场上人潮如海、欢腾雀跃的青年学生,刘少奇淡淡地对伍修权说:“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他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也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的“错误”加码,可是,林彪、江青等仍然鼓惑、煽动青年学生,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声浪便遍及北京以至全国。他很痛苦,曾对家人说:“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他从维护整个大局的角度,不得不默默地忍受这个“最大的痛苦”。

运动之初,毛泽东也在很多场合,为刘少奇开脱,指出,“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可是,“文化大革命”已如脱缰的野马,完全失去了控制,毛泽东的话也于事无补。眼看调整后的国民经济形势将会深受影响,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辞职,以扭转目前乱哄哄的局面。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表示: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他没有被批准辞职,而实际上他的所有职务,早已是名实不副,因为,他早已远离中央决策层。而更令他痛心的是,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由江青、康生一伙炮制的《刘少奇罪证审查报告》,“撤消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从而酿成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桩冤案。次年11月12日,他在开封蒙冤逝世。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撤消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所有罪名,恢复名誉。5月17日,首都各界代表万余人集会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他蒙难时对夫人王光美说的话。历史确实是人民书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