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詰

由于不能局限于档案界视野之内探讨档案信息内容的真实性，所以有必要跳出档案管理领域看问题。

广义地看，档案内容的真实，是指档案记载的内容与该内容所针对的社會活动的客观实际相吻合。对档案信息内容的真实性鉴定，首先强调对内容的“真伪鉴定”，其次是内容的“准确性鉴定”和“完整性鉴定”。而档案的“原始性”，则是通过档案形成过程的真实来保证，这虽不属于档案信息内容的真实性范畴，但却是各种信息记录成为档案的必要性条件，即“只要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就是档案……不论其内容如何脱离实际，如何歪曲历史，它依然是档案”。而一般说来、这里所谓的“档案”，更多地指历史档案。

因此，要鉴定档案的真实性，首先在于鉴定其原始性，即从形成过程上进行“真伪档案”的鉴定。在此基础上，再对具备“原始性”的档案进行内容的“真伪鉴定”。

从现存的历史档案来看，占相当数量的是由统治阶级所形成的历史档案，它们或是由于客观局限而使内容脱离实际，或是由于政治需要而有意歪曲历史事实，都存在着一些“内容失真”的档案。而对这些档案的信息内容进行真实性鉴定，应该不是仅凭档案工作者就能胜任的。退一步说，那些所谓的“虚假档案”，不管是指不具备“原始性”的信息记录，还是指一些“内容失真”的档案，都不是仅凭档案工作者就能进行鉴定的。

比如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形成的各种“检查”、“交代”的草稿或卷宗，这些书面检讨几乎是在同样机制下产出的，几乎是千篇一律：“实情与伪证杂糅，真心与违心交用，甚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迫于利害的考虑，检讨就是程度不同的妥协”。这些为了尽早过关保全性命而颇费心机的伎俩，既很难被只会简单地去进行所谓的“内容真伪鉴定”的后人所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这些历史档案的凭证价值。

但有幸的是，从那些在特殊年代语境中保留下来的特殊文字里，我们仍然能从中听到了像李慎之那样的少数思想者的真声音。在这些作为被批判者、被整肃者而写的材料中，保存了他们对自己原始思想状态的清醒描述。若设身处地地去体察，会发现他们所做的这些陈述，不像是仅仅为了迎合权力者的指供诱供，以求“过关”而已。一方面确是一切如实地提供组织审查，情愿接受这“审查”的后果：另一方面则不排除更深远的用心，就是“立此存照”，留待历史的公论。这些审查材料，正如曾被质疑“内容真实性”的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瞿秋白牺牲前的《多余的话》那样，材料作者心目中的真正读者并不是那些审查、逼供之人，他们希望自己的真实思想有朝一日能得到人们的了解和理解。所以，这些“弦外之音”才是真声音，这些历史记录，才是具备真正的历史价值的档案材料。

而历史档案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具备真正的历史价值，则需要从档案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两个方面人手。

档案内容准确性的重要程度是勿庸置疑的，同时又是比较难以把握的。或者说，为了便于理解档案内容的准确性，我们强调其含义是，历史档案所记载的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与该内容所针对的社会活动的客观实际相吻合。

但目前尚存的各种历史文献，当初绝大部分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其功效，旨在歌功颂德，致力于历史的美化与教化”，很少能“注重历史的真实性，直接描绘重大时事，追求人物与场景的准确详实，不避暴力、死亡、血腥、失败等细节，使之可信，进而产生历史感”。因而在内容的准确性方面大打折扣。

从另一角度看，在某种程度上，准确性又可以通过完整性体现出来。或者说，向社会公众公开的档案信息只有是全面而完整的，才是真实而准确的。

由于在传统社会中、档案的构成以官方档案、政治档案为主，一般是不包括民间和社会领域所形成的档案在内。所以，这种档案观是无法包容人类历史和社会的丰富性，也无法体现档案内容的完整性，从而削弱了其准确性，也必然表现出社会记忆缺失的缺陷。

任何一个国家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社会记忆，如果仅仅侧重于宣扬主流观点，而没有很好地记录社会底层、边缘状态下的社会结构、思想潮流变迁历程，则如一具失去了血肉的干枯的骨骼，失去的正是鲜活而真实的“准确性”灵魂。

所以，如果在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原本就是归全体公民共享的各种公共信息，能清晰明了地反映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真相，能让纳税人便捷地获得相关信息，并易于理解这些信息：如果公众能够通过各种媒体、传播渠道，随时、及时、适时而全面地获知反映真实状况的信息，这个社会就能够使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处于恒常的主动状态，具有“自由地选择和行动的权力”，而老百姓的自由记忆、民间记忆，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思想资源就能形成，最终构成社会记忆当中最具备完整性和准确性的那一部分记录——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