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行　张　恺

摘 要：近2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遇到了瓶颈约束，一方面我国的很多地方出现了“民工荒”，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并且出现城市农民工贫困化和边缘化问题。上述情况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和缺位，进而得出结论，政府和现有的工会引导和参与构建农民工工会将是解决瓶颈约束的一个有效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工会 ；公共产品；农村剩余劳动力

1 国外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者从发展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等角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有下面四大理论：

刘易斯理论。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部门，一个是城市资本主义化的工业部门，该部门集中了大量资本，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是传统的乡村农业部门，该部门缺乏资本，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农民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但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这时只要工业部门需要，就可以从农业部门得到无限的劳动力。

拉尼斯—费景汉理论。该理论在刘易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划分为3个阶段：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阶段；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和大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同时提出，为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到第三阶段，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要同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生产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同步发展。

乔根森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当农业剩余等于零时，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才有可能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托达罗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存在，而且事实上正在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决定其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不仅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

2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公共产品分析

农民工工会提供的维权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民工工会在为农民工群体维权的时候，所有的农民工都能享受到维权的成果。比如，要求废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群体就业的限制，要求取消对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的限制，以及取消一些社会服务部门对农民工的歧视，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等等。而要想排除一部分农民工使他们不能分享维权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农民工工会还具有规模效应。假如工会的规模较小，那么，在劳资谈判的过程中它的组织力量将会被洪洪的民工群流所淹没，不但难以取得明显的成果，反而可能由于要求了比其他非组织民工较高的条件，而使组织成员失去就业或工作的机会；另外，在同其他的侵权主体进行斗争的时候，由于群体势力较小而缺乏威慑效果，通常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而且维权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构建农民工工会还具有巨大的外部效应。通过构建农民工工会可以以谈判的方式协调解决劳资矛盾，避免双输的劳资博弈，从而提高社会劳资资源的配置效率。农民工工会可以作为一个连接农村与城市的枢纽组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必要的服务、有效的就业与培训信息，还可以对进城农民工组织进行必要的培训，便于他们更好的生活，因此对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也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民工群体的正当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也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舒尔茨（Schulz,1961,1971）和加里.贝克尔（Becker,1964）著作中有关人力资本投资报酬的大量研究表明，对社会的经济回报要大于学生的机会成本和教育成本。职业技术培训也是耗费时间的过程，而且随着在其后接受培训人数的不断增加，原先接受培训者的劳动收入还会下跌。农民工文化素质、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我国制造业的产业技术升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知识技术与信息具有外溢性，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未受培训的工人可以通过观察、模仿的学习效应而免费的提高自己的职业生产技术和获得相应的市场信息。

因此，农民工的技术培训具有外部性；加上农民工的经济条件限制和文化素质水平较低，以及对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不畅通，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等，这就决定了农民工对市场培训的需求（如右图）D0小于社会对培训的实际需求D1，从而，通过市场机制对农民工群体提供的技术培训D0将远远达不到社会的需求D1，即市场在这方面存在失灵。

奥尔森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集体行动进行论述的时候认为：“为了一个具有共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的好处，对这个团体来说，是某种公共财货或集体商品，他们像法律与秩序、国防与污染治理这类公共财货一样，利用那些自愿和自发的市场机制是提供不了这些公共财货的。之所以不能达到，是因为集体商品或公共财货都不是排他性的。由于许多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显然不具有征税赋或任何类似资源的权利，因此就可以做出预言：许多会从集体行动中获益的集团，事实上并不会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采取行动。”

拉本德拉.贾在《现代公共经济学》中所讲到的，“只要涉及到了公共物品，每个消费者都有搭便车的愿望”，这就是在公共产品提供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囚徒困境问题。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深受小农经济思想影响的农民工群体而言，搭便车的问题更是很难解决。比如，假定要成立农民工工会，每人需要交纳5元的会费，但是，通过工会每人能得到10元的好处，如下面的个人支付与收益矩阵所示：由于存在搭便车的机会，个人最优的行动方案就是选择免费搭车，由于每个农民工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支付收益矩阵，因此，依靠农民工群体自愿的方式建立工会是相当困难的。

农民工工会的成立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由所在地区的工会或劳动部门帮助成立，另一种方式是由企业按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方针政策成立，但是，这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因此可以说现存的农民工工会几乎都是在有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产生的。

3 公共服务模式的相关探索

3.1 “自愿解决”的俱乐部式供给

由于几乎没有哪种物品或服务满足纯公共物品的极端定义，相反，大量存在的却是非纯粹公共物品。这些物品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以排斥不付费的人使用。因此，作为市场失灵的一种自愿解，作为自愿解决方式的俱乐部可以用来提供某些纯粹公共物品。

1965年，詹姆斯.布坎南为了解决俱乐部这种类型的合作安排为什么是一种有效率组织某些物品生产的方法，提出了俱乐部经济理论。布坎南认为，消费纯粹私人产品最有效的单位是个人，一个人获得了这种物品，也就减少了另一个人可以相应获得该物品数量。但一种公共物品最有效率的消费单位是无穷大的，因为一个人对它的使用并不妨碍另一个人的使用。布坎南认为，对于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物品，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来提供。丹尼斯C.缪勒同样认为，一种公共物品当通过某种方式能够建立排他机制的时候，可以通过自愿的建立俱乐部的形式来提供。

但是，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很大，形成了所谓的“候鸟型”、“钟摆型”的流动方式，农闲时进城农忙时归，这是很大一部分农民工流动的规律。即使时间长一些的，一般一到两年也会换一个地方。再加上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村小农经济环境下，以及文化素养偏低，因而会出现目光短浅，合作意思淡薄。所以，对于农民工这一数量巨大群体，若以自愿的方式来构建农民工自己的维权组织——农民工工会，将会面临巨大的谈判或交易成本。Calabresi（1968）认为谈判成本会阻止或抑制协商性的解决方式，如果交易费用高到足以排除资源解决方式时，谈判会因降低了效率而被放弃，也就根本不存在市场失灵。换言之，当考虑到所有的成本时，放弃以市场自愿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由市场机制产生的自愿解决方式。

因此，以自愿的方式构建农民工工会，巨大的交易或谈判成本将是者以解决方式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而且，即便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解决谈判或交易成本问题，但是由于建立排他性的需要，产生的工会将会丧失相当一部分十分必要，但又无法排它的职能，在提供劳动就业信息方面，等等；并且，以俱乐部形式组建的工会还会受到第二部分所论述的规模效应的制约。

3.2 政府或第三方组织参与式的供给方式

弥补市场失灵市政府的应尽职责。当依靠非政府方式提供的公共产品无法满足需要时，政府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服务。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的文章中，放弃了把企业视为生产过程的观点，而把交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由此对企业的产生解释如下，市场交易的运行是有成本的（考虑一下了解产品信息和相对价格、寻找合适的交易对象以及进行谈判协商的费用），如果允许一个权威来领导一个组织支配资源的话，可以节约一部分市场运行成本。

同样，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服务的时候，如果政府或现有的工会组织出面作为一个权威来组织为农民工提供的各种服务资源进行配置，形成一个包含农民工维权，职业技术培训和提供就业信息等等相关服务的组织——农民工工会。即由政府或现存工会组织参与和引导，在各大用工城市或地区构建受政府或现存工会组织支持、领导的，由农民工参与监督、管理的农民工工会，形成所谓“铁打的营盘（农民工工会），流水的兵（农民工)”。这样将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并且将会大大的提高政府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服务效率。不但能节约农民工群体的维权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农民工维权变得更具有了可实现性；针对帮助农民工就业提供的职业技术培训，可以把它从对农民工需求的大后方——农民工的输出地，搬到生产制造的第一线——各用工城市，不但能及时地了解和把握市场的需求方向进行及时的培训调整，而且由于纳入了农民工工会，还可以减少在政府对外分包农民工免费职业技术培训过程中寻租行为的发生，并且还能提高监督效果和减少社会监督成本；就业市场信息也可以以农民工工会这一固定的组织和部门为平台，形成有效的传播机制。当这些方面的问题能得到有效地解决的时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瓶颈约束也将得到有效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