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婷婷

20世纪80、90年代，女权主义始终处于世界批评思潮的中心，80年代世界三大批评思潮是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90年代则是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当代西方女作家的创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可谓硕果累累。

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得到了很大发展。批评的思潮必然促进创作的发展，在中国，女性文学在80、90年代得到充分的发展，女性文学蔚成景观。从作家群来说，女作家群颇为壮观，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给文学界以不小的震动，宗璞、杨绛、张洁、谌容、王安忆、张抗抗、残雪、铁凝、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徐坤等女作家都是典型代表，女性写作引人注目。从创作来说，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正在“浮出历史地表”。作品方面有如下进步：在走向女性本体和主体方面，在女性自我生命体验和女性本体欲望表达等方面，表现得比过去更为内在、明显和豁达；在艺术表现上，注重把“我”推向前台，文章日益变得个体化。各种“私人化”、“隐私化”写作应运而生，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更多关注的是身体和性，身体的遭遇、性感受和性行为得到细致地描写。这在书写女性生命体验方面是一大进步，然而对身体和性的肆意书写极易走入各种误区：极端个人化，把男性排斥在文本之外，或以身体取悦读者，大量的性描写充斥于文本中，刺激读者的视线，迎合男性的观赏欲望。这些都违背了文学的本质，前者仅仅是一种基于女性立场的女性独白，虽然这种独自还有待完善，但一个新的问题却必须及时提出：变单一女性独白为两性对话，变单一女性文学文本为全面女性文学文本。

女性文学的进一步，乃至全面发展，都有赖于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及完善。因此，本文的写作目的是用批评的视角促进女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个人化写作”

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脉络是“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化写作”，强调叙事回归自我生命内在状态、发掘创作主体自身的生命体验，其最大特点是关注创作主体的亲历性体验，并以一种近似宣泄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林白对个人化写作有一个相当精确的阐释：“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

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陈染、林白代表了个人化写作的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特色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最多的体现。她们的创造是一种真正的女性写作——“女性写作”一词来自法国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她关于创作与女性身体关系的阐释，即“写作是女性的。妇女写作的实践是与女性躯体和欲望相联系的”——陈染、林白的个人化写作就是对身体和欲望的陈述，最具代表性的即《私人生活》和《一个人的战争》，这两部作品可谓个人化写作的鼻祖，随着个人化写作的流行，新的作品不断涌现，而这两部作品始终立于一定的高度，不仅因为其代表性，还因为它们体现了个人化写作的缺陷和局限，由此也可以探究出个人化写作“泛滥”的根由。

《私人生活》第一句是：“为了防止失声叫喊，我们哼唱和倾诉；为了逃避黑暗，我们闭上眼睛。”——突如其来地冲入你的眼眶，你甚至反应不过来她到底为什么要失声叫喊，为什么又要去防止它。其实这除了带给读者一种莫名其妙却又十分好奇的感觉外，还是一种心理暗示：这里表现的是一种混乱，是失衡，想要尖叫但尖叫不得，要防止，所以哼唱、倾诉，这里有黑暗，想要逃避，但无法逃开，只能闭上眼睛，眼不见为净，自欺欺人。压抑与反压抑，黑暗与逃离黑暗构成了挣扎，这种挣扎是有效的或是有力的或是虚弱无力的?这种压抑与黑暗的混乱是由世界引起的，还是由个人营造的?女性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她是如何存在于这个社会，并与社会相处的，又是如何被社会塑造、形成的?——这里表现的不仅是女性的生存体验，更是一种创伤：被男人、被社会伤害，却又无力摆脱这男人和这社会。《私人生活》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经验，它是女性的控诉，又是女性对男性、社会的对抗，是女性在对男人、社会说话、宣言——在这一点上它是成功的，出色的，它喊出的是无数女性的心声。

但是，从文本的角度来说，它是有缺陷的。我们批判男性文本从男性视角出发，笔下的女性只是男性眼中的女人，是没有独立性的，因而这种文本是单一的，不完全的。陈染的《私人生活》作为一个女性文本，有力地批驳了男性世界的虚伪和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伤害，但与此同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犯了和很多男性作家类似的错误：一方面从女性视角出发去描写笔下的男性，于是他们只是女性眼中的男人，从而进一步把男性作为对立面逼到了一个死角，采取了一种鄙视、排斥的态度。这就是《私人生活》文本最大的缺失，且是致命的，使得文本的震撼力与控诉力大大地打了折扣。

《私人生活》最集中地体现了陈染对作品中男性形象的处理方式：文本中的男性，处于被审视、被俯视的状态。《私人生活》中最生动的男性形象是“父亲”，虽是从旁观者拗拗的角度来叙述，但父亲的暴虐、自私、专制跃然纸上：在内要求绝对服从，享有绝对权威——把奶奶赶走，把狗赶走，因为他们冒犯了他的权威；不时和母亲闹别扭，这是暴君的孩子气的残暴。而T和尹楠则不可避免地模糊化，T显示的形象是：拗拗的老师，却总与拗拗为敌，甚至借助老师的地位欺侮她，最后的结果却是他的种种作为只是为了心中火一样的爱恋。尹楠的漂亮，他的蹙眉他的敲击鼓点的手——这是作者反复强调的，也是给我们印象较深的，但这些除了反映他在恋爱时的微妙心理外，并不能显示他的个性及其他相关方面，且这段情事又是如前(和T)般有始无终。从文本的重点来看，这些男性，包括后来的精神病医师都是为作者所利用的，其价值只在该他们出现的时候就出现，招之即来，但又挥之即去，虽是不可或缺，却只是丑角，是插科打诨。这反映的就是一种排斥，男性在这样的文本中只能作为丑角、作为被冷眼旁观被取笑的对象出现。

所以，在这里，女性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她是观察者，他是被观察者，是被动的。实际上，自始至终，拗拗都是一个观察者，观察父亲对母亲、奶奶、小狗的粗暴和专制——在她看来，这是对女性的伤害，也是女性控诉的对象；观察T的卑劣——在她看来这是可耻的，但T的诱惑也为满足她的好奇心提供了机会；观察尹楠的赏心悦目的漂亮——这是她所喜欢的，但尹楠的爱并不使她神魂颠倒，她是冷静的，他只占了生活的小部分，他的离去只给她留下一种美好的记忆。

林白的文本，从《日午》、《瓶中之水》、《回廊之椅》、《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守望空心岁

月》、《猫的激情时代》等，到《一个人的战争》、《玻璃虫》，全是个人生命体验、生存状况与虚构的结合，且这一结合在内容上是反复或重叠的，虽然主人公有各种各样的名字，叙述的侧重点各有所异，但真正被反复描画的其实是“我”的形象、“我”的经历，“我”的心理——主角的年龄似乎永远摇摆在30岁左右。

林白文本女主角一般不止是以自己为原型，而是自我的化身：《猫的激情时代》里的猫其实就是“我”，猫的背景就是“我”的背景就是林白的背景，虽略有不同：父亲早死，母亲不在身边，嗜爱床底下的安全。猫爱的就是“我”，“我”即我，所以自我化身的“我”爱的仍是真实的我，这就是自恋，这样的自恋又导致对同性的爱恋，把同性作为另一个自己来爱。

女性之间的相互认同，身体上的不依赖男性——作者刻意的营造，一方面是出于自恋的心态，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男性的弃绝，《一个人的战争》开篇引言即写道：

“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这句话最初出现在《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但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则非常醒目地成为女性主义的宣言：一开始就表现一种决绝的自闭，很有个性也很有自虐倾向，表达了林白的个性。但是女性作为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的另一方，她之反对男权，反对从男性的立场去看待、塑造、形成女性，反对女性以男性为中心：女为悦己者容，以夫为天，将自身押在男人身上，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崛起，为的就是推翻这种不平衡，要的就是公平，但又不是抹杀男女区别，要求女性成为男性，而是男女双方的特质、魅力都得到长足发展，不是矫枉过正，不是为好看而把梅弄成以曲为美的病梅。然而这一女性自己嫁给自己的宣言犯就犯了“过”的毛病：女性自我独立，与男性相等而处之，是一大好事，是文明的象征，是两性的美好企望，然而，一旦过头，女性意识崛起了，女人起来抗议原有的不平了，女作家作为最前沿的领路人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追求平等”的大旗，冲锋陷阵了，在自己创造的阵地上把男性打败了，杀绝了，然后坐上女皇的宝座，宫里唯一的角色就是女性，男性不幸误入，则杀无赦。难道这就是女人真正成为女人吗?——世界由女人统治，男人除了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就只能是奴隶，或者科技发展势不可挡，不要男人也可延续后代，那么男人的唯一用处就是遭奴役的异者了。于是成就了女性中心主义，男人作为尊严的动物在此无立锥之地，更何况地位。这是不可取的。

这种因伤害而来的偏执一旦在思想上处于统治地位，对一个作家的创作会产生怎样的伤害呢?是疯狂还是难以为继?林白的作品，题材上都是取自个体经验的，构思上则是：没有男人存在的完美，单一的材料由单一的思想组合，结果就是创作的绝境，所以才会有《枕黄记》、《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的到来，这些新作其实代表了林白在创作上的一种想要突围的欲望。

《妇女闲聊录》写的是乡村妇女的有别于知识分子有别于现代化大都市的生活，是另一种生活。沪上批评家张新颖认为，“《妇女闲聊录》反映了中国当代农村社会形态的溃败。包括传统文化的溃败，性观念、伦理观念的溃败。”关于其语言，林白自称：“《妇女闲聊录》的语言是非常鲜活、生动的，富有生命力的。它是一种地道的民间语言，我觉得很棒。”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曾自豪地宣称：“我母亲是国家干部、医务工作者。”作为多米现实化身的林白确实出自知识分子家庭，虽说幼年丧父，自幼孤单，但这一切都不能否认她之出自知识分子，交游于知识分子——一个处于知识分子氛围的作家，在她的创作走人困境时，自然要借助新的血液，从知识分子立场走人民间话语，利用民间鲜活的生命形式作一种冲突，以为自救。

而海男小说中的男性多如过江之鲫，其小说中的女人似乎不可能脱离男人而存在，男人始终在女人的生活中起了主导或类似主导的作用，女人对各式各样男人的依赖永恒存在，没有男人，她们会很空虚很痛苦，所以当一个男人离开她时，她需要借助另一个男人的亲和力来摆脱情感的阴影。但是这么多的男人到底给女人们带来了什么?多的是伤害，伤痛后也许有成长，也许遇到另一个男人，总之，有希望，也无希望，不知前方的男人带给你的是不是另一种伤痕。这一种男人的生命中会有无数的女人，这一种女人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无数的男人，而这些男人和女人都是会发生各种肉体关系的，或丈夫／妻子或情人。

《女性身体成长史——花纹》中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如此的，它讲述的是三个不同背景的女孩的成长经历，在成长中，她们不可避免地遇到各式各样的男人，经受一次一次的伤害，逃避，寻找出路。

《私生活》中的李路遥不仅有个远在小镇的私生女，在雨天遇到萧韵后又有了外遇，萧韵在一段时间后离开了他，跟了调酒师。他妻子杨娟娟也有外遇，先是初恋情人，再是哲学教授，最后要与哲学教授结婚。私生女落红，和住在隔壁的乌里奇发生了恋情，乌里奇离开他后遇到了建筑设计师，后来设计师也离开了——他在每个出差的城市都会找一个女人，离开这个城市后他们的关系也就断了。

恋情不断发生质变，私生活不断泛滥，情变的场景多得令你无法相信这世上是否有真正的永恒的爱。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生活中还是有很多感人肺腑的爱情的：早在1936年，英王爱德华八世为了辛普森夫人宁愿放弃王位，爱美人盛于江山；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就一直保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在电影《永远的爱人》中，贝多芬一直深深地爱着乔娜。所以，有些爱情是永恒的，但不是所有爱情都会发生质变，海男小说中对滥情的处理体现了对“日常时间”的无限夸大，把日常生活中的某一种可能放大到了极点。

然而小说中还有另一种男人，可以十几年来都守着一个女人，默默地在她身后凝视着，没有她的同意决不敢贸然，属于忠厚老实一型。也有一种女人，可以为一个男人生下私生子，独自抚养小孩十几年，只是每月接受男人汇款，并不要求男人来，却又不肯接受其他男人，直到女儿去找亲身父亲后才考虑自身幸福。《私生活》中落红的母亲韩素美生下一个私生子，另一个男人刘朝阳却一直等着她，杨娟娟为了找到弃她而去的初恋男友而去当空姐，而且找了十多年之久，甚至在丈夫和她发生关系时也只是把丈夫想象成初恋情人。《女性身体成长史——花纹》中也有类似情况，吴豆豆的初恋情人简在很多年后从欧洲回来，请求吴和他一起去：

“我回来是为了找到你，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我才又一次意识到你是我的最爱……我想带你到巴黎，你知道巴黎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吗?我想带你走，如果你想做模特，你可以到巴黎去做模特……”

这就是“奇遇时间”，这个恋人一直保持对另一人的爱：十九年来一直爱着韩素美的刘朝

阳，十九年来一直爱着初恋情人的杨娟娟。十九年的时间似乎是瞬间就过去的，恋人们始终保持着激情与爱。而简对吴豆豆、凯对萧雨的重新追求却不属此类，他们是在和这个女孩分开很长时间后再萌生此念的，如果从日常时间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在吴豆豆和萧雨身上体现的就是日常时间，她们已经无法再接受初恋情人的追求了。简和凯的行为则是“奇遇时间”对“日常时间”地介入，在日常时间里不应该有的感情竟然出现了。

海男的小说，一方面滥用了日常时间，另一方面又制造了奇遇时间介入日常时间的奇情。这就是其缺陷，通俗的说，就是一方面，制造了极度滥情的现象，另一方面，又有绝对纯情的人存在。这两者是相矛盾的，但矛盾同处于一文本中，只能说这是作者一厢情愿制造的“假象”。

以上是对陈染、林白、海男个别文本的分析，而把陈染和林白的作品放在一起看，则有一些类似的方面：

一、永恒的创伤的宣泄。《私人生活》中有父亲、T、社会对拗拗的伤害；《一个人的战争》中不忠诚的男人的背叛；海男作品中只会抛弃女人、玩弄女人的男人，永远无法避免对女人的伤害。之所以说“宣泄”是因为作者无疑利用了这种伤害：伤害的事实确实存在，所以笔下的女人就一直处于神经质的笼罩之下。

二、问题儿童，问题童年。《私人生活》拗拗从小就有自闭倾向，而父亲和T的行为则加剧了这一倾向。《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父亲早亡，母亲下乡经常不在身边，从五、六岁开始就自慰，自闭自恋。

三、对嘈杂生活的厌倦，刻意渲染一种颓废、自闭、自虐、与世界相隔离的气息或生活。

四、对女性情谊的钟爱。《私人生活》中拗拗和禾寡妇间的暧昧。林白作品中对女性之间相知相抚的一再描述。

关于女性主义作家的商业化写作

稿费制度的存在，一方面促进了创作的发展，一方面也必然导致写稿的经济效益对写作者的冲击，即商业化对写作者的扭曲、对创作质量的侵蚀。所谓的商业化指的是职业写作如何获得尽可能高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说你的书能否卖得出去，如果你的书如《哈里·波特》那么畅销，则一夜间可以暴富。金钱的现实往往逼得很多作家不得不投合市场的需求，合时事，应新潮，赶时髦。

作家在这样的现实处境里，其创作必不可少地会受到影响，而相比较而言，女作家更容易受到商业化的腐蚀，因为在一个男权社会，女性所面对的社会压力是远远超过男性的。缪尔认为，“男性视点的流行完全是因为男人们控制了那一工业”，而“正像其他类型的统计学证据……一样，可以通过用数量表示通俗文化中男性视点的流行而被动员来支持这一立场”。男性观点在通俗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必然对女作家的写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很多女作家难免落到迎合男权的地步，卫慧、棉棉之类就是一个典型，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部分极有女性意识的作家，也极有可能落入俗套。如徐坤的《爱你两周半》，写的是非典时期的爱情，和《厨房》、《狗日的足球》等来比，丧失的是先锋性与尖锐的视角，多的是时髦，写有钱人婚外恋及在非典时的经历。

素来以怪异著称的残雪也出了《我就是你的情人》，三个不同的男人(王梓，阿稚，蒋中天)都爱着同一个女人(张宇波)，他们都叫她波波，8年前波波嫁给了王梓，但阿稚并未放弃，独身至今，且已是美美夜总会的老板，蒋中天是王梓的姐姐王慧的丈夫，也就是波波和王梓的姐夫。蒋中天极花心，但在波波身上花了很多心思，极力想得到她而不能，和妻子王慧闹离婚。王梓和波波的婚姻也出现问题，波波搬入阿稚的别墅。王慧因爱成恨，决计报复蒋中天和波波，成立王氏公司，立志整倒蒋中天的中天集团。事情就围绕着报复与反报复展开。结局是波波终于在有一天回来了，和蒋团聚。整个故事就是一个情节剧，其中的人物都有变态的报复欲，且一个报复接一个报复，你方唱罢我登场。对商场斗争的描写都趋于简单化，王氏企业毫无商场常识，根本不调查供应方情形，于是立马中计。而银行是个大金库，只要你有关系，你想贷多少就可以贷多少，2500万只是小菜一碟，更兼平时公司内资金供应都来自银行。严格来说，这本小说写得并不出色，人物设定和情节发展都较牵强，王慧从一个处家的女人到报复者的心理转变并未写出，剧中人疯狂的报复欲也不见得合理，很有刻意为之的痕迹。

此书完全不同于残雪以往的小说，《山上的小屋》、《黄泥街》是荒诞、怪异的，很多读者有“恶心、丑陋”的感觉。但《我就是你的情人》却是市面上流行的爱情小说，是多角恋爱加商场争斗。为什么残雪会写《我就是你的情人》呢?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处于边缘的“个人化写作”的作者们也难免会受到商业化的波及，王晓明指出“由于把‘女性与‘个我、私人性空间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另一层面落入女性作为父权社会文化的‘他者、‘私人领域的女性等等级结构当中。在‘个人／‘私人纬度上对于女性‘差异的展示，事实上没有改变社会性别秩序，而正好满足了后者的想象和需要。这也正是‘女字成为商业卖点的原因。”

网络的迅猛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写作商业化的势头。上段提到的美女作家在网络上走势极好，可称势如破竹。安妮宝贝是网络写手的“鼻祖型”人物，是网络写作的旗手，在她之后，网络写手风起云涌，然而好作品极少。为什么会产生多而不精的现象呢?分析来看，安妮宝贝引领的是一种既小资又颓废的写作，也就是说她领导的是一场网络颓废写作的浪潮，继她之后蜂拥而上的写手只是在不断地模仿她的颓废，因为她在网络上的成名使得人们认为网络就是需要这样的颓废和空虚，网络写作要的就是极尽的虚无。这就形成了网络写作的某种套路：不切实的人物，不切实的情节，虚无的结局。陷入套路则标志着动态的写作流落到了静态的写作，这是一条毁灭之路，是灵气的葬送，是心灵的死一般的寂静，创作的激情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名、利的贪欲。

确实，安妮宝贝的小说是千篇一律的，读一篇即可。分析其代表性的小说，如《八月未央》、《告别薇安》、《她比烟花寂寞》等，可得出如下总体思路：人物：上海男人，外地女孩，一般是一男二女，很可能一个叫乔，是个白领，一个叫vivian，是个写作者，其中的一男一女必有爱情纠葛，《八月未央》中两女都与男的有关系。这些人的生活是异常的，病态的，套用安妮宝贝自己的话就是：

“成人社会有它的游戏规则和既定轨道。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始终无法进入这个轨道，并且坚持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看起来是很幼稚的。也许实质上也很幼稚。所以他们是病了的孩子。

生病的孩子只有在黑暗的地下，才能畸形而自由地成长。”

情节上一般是两个女孩中的一个死了，剩下的一个继续空洞的生活，男的或出国了，或继续颓废的生活。情调则是极端小资，去的不

是淮海路就是衡山路，喜逛酒吧，喜穿昂贵的棉布衣服，男的女的都是；用高档的化妆品；喜吃杏仁香草哈根达斯、杏仁口味的美国巧克力。气息多是刻意表现病态，营造颓废、反常的虚无、死亡的阴影。

另有如《诛仙》、《亵渎》、《邪神传说》这类小说(其实就是垃圾)，但在网络上流传的广度和速度却是惊人的，人气网络写手的报酬是极高的，各类报道一般指称年薪百万。网络也使得身体写作的势头迅猛无比，木子美因在网上发表她的性爱日记《遗情书》而迅速走红，成为中国点击率最高的私人网页之一。后有竹影青瞳、流氓燕等相继出现，并大发照片——作为出名的一种伎俩，用带色露点的图片引来更多网民的“眼球”，屡试不爽。这就是网络和商业化结合必然产物，网络成为名利交易的媒介，且这一媒介是由男性控制的，因而必然会有大量趋炎附势的作品产生。

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还表现在，用金钱和名利的诱惑扼杀了无数颇具发展潜力的新作家。这些作家在商业化下的处境一般是，一崭露头角就被商业化诱惑、吸收，最终成为商业化的棋子。这对文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害处，但很多无名无声望的写作者或疯狂地想出名的人却在此找到了一个出口。例如很多不知名的写作者充分利用市场效应，用诱惑性的字眼吸引人们的眼球，如继《我的哈佛情人》之后有《我的柏林情人》、《我的北大情人》，文笔不怎么好，但因为冠了情人的头衔，且都是名校或名城的情人，于是出得越来越多，求的就是“名人”效应。

同时，大量的美女作家争先恐后地涌现出来，且个个都自认为自己是最漂亮的，张小娴是美女作家，卫慧、棉棉、安妮宝贝、九丹、春树、盛可以、尹丽川、虹影、赵凝、木子美都是美女作家，还有更多叫不上名来的也是美女作家。如彭久洋，有“中国第一美女作家”、“中国第一足彩美女主持”、“中国第一美女评论”之类称号，——作品《恋爱食谱》首发于《人民文学》，并在台湾荣获“亚洲女性作家新人奖”，被聘《真封神》美女作家代言人，形象演绎激情写真，裸照四处横飞。一一把这称为作家是对作家的侮辱，但这样的所谓的美女作家却正处于满天飞的盛时，似乎只要是女的，就是美女作家，而只要是美女作家，出的书就格外地有人看。难怪乎好的作家也成了美女作家，写得不像话的女人也成了美女作家。这似乎正合了西方近年来有些脱衣服的女作家被称为“美女作家”，那是因为她们的作品就像“电话性服务”，这和文学已经没有关系了。但像彭久洋这样的，曾写出过较好作品的新作家，在钱和名的刺激下，成为脱衣服的女作家，最初帮她出过名的创作自然是搁下不谈了。这些女性无疑利用了一点：既然文化工业是由男性掌控着的，那就让我们来取悦男人，这些占支配地位的男性对我们的兴趣、好感或赞叹可以让我们一举成名。所以她们自身及其作品都体现了一种认同：“女性作为文化符号，只是由男性命名创造，按男性经验去规范，且既能满足男性欲望，又有消其恐惧的‘空洞能指”(《中国女性文化》)

这些颓废写作、美女文化，其实是商业化的愈演愈烈的一个表现，由此来看，商业化对文学的伤害也愈来愈厉害：一方面把有发展潜力的作家引到毁灭之路上，另一方面，把纯文学作家逼到了一个不妙的处境，面临着生存威胁。而商业化最可恶的危害则是把作家的桂冠戴在垃圾的头上，惨不忍睹。

女性文学的发展与展望

徐坤曾预言：“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女性写作的升起与在世纪末文坛上的娇娆多姿风头正健，都宣告了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女性写作的成熟与建立本土的女性主义文学的可能。它既已从对西方理论的借用与反叛，从对传统观念的颠覆与皈依中突起，那么它也必然会在从文化的边缘向中心处迂回渗透，在新的文化格局重整重建的过渡时期中，获得自己独立的一席之地。”

万燕认为“女性解放闹了这么多年，始终跳不出最初的那些怪圈：性别之争，话语之争，主义之争，文化情境之争。争来争去，争出一批‘宝贝们来，这种整体时代文化氛围中女性文学出现的变异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当代女性写作的精神空间一直在忙于解构，解构话语，解构主义，解构性别的理解，却始终没有在建构精神空间上做出有益的探索，或者说，这种建构，还一直停留在伍尔夫提出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的阶段。用俚语说，就是有点惹不起总躲得起的味道，而一旦要和男性空间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常对话，许多储备就远远不够，这种储备包括正常的心态、自我精神的拓展、女性价值体系的确立、理论的成熟、集体意识的清醒等等，一旦缺少这些，女性和女性写作的命运就会原地踏步或走两步退五步，这也是我们见到即使在西方如波伏娃这样非常智慧的女人，面对智慧的男人萨特同样会陷入无奈的原因。”

“而对于女性来说，就很不一样了，这个世界对她们来说更大程度上是‘他者的世界，而非‘他／她者的世界，怎样走出‘自己的屋子进入广阔的天空，争取生活的自由度诚然重要，开采自己的精神空间，让它大些大些再大些，恐怕才是泉源所在。”

加达默尔说：“他者永远是彻头彻尾的他者”，非女性的他者永远不可能在缺少女性的情况下解决任何问题，所以女性有自己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两性对话的创建无疑对女作家的创作提出了某种要求，即女性文学能否尝试用异性异故事声音表达女性声音，通过两性的针锋相对和强烈对比，以及角色的反串，将两性对话的声音贯穿全书，此消彼长，使女性的声音始终不脱离文本。

妇女解放的最终目的应是改变妇女第二性的地位，她需要的是平等，平等意味着既不是屈服于男性的脚下，也不是凌驾于男性的头上——我们在同一地平线上!也就是说女性主义不是要在颠覆男权之后树立一个女性霸权，而是奋力抗争一份话语权，在两性平等交流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建一个两性和谐、美好的社会。所以，两性的和谐相处一直是女性文学发展中值得关注探讨的大问题。女性文学作为女性意识崛起的标志，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女性意识的发展高度。——可以说每一部作品都存在两性对话，特别是女性主义的作品，女作家的作品，对话是走向统一和谐的必经之路，也是社会两个基本主体(男和女)实现人类希望的基础。在中国来说，女作家是引领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力量，由此，女作家的创作必然地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两性对话，既不是把男性排斥在文本之外，也不是再次把女性堕为男性的玩物。

女性要彻底获得同等话语权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祈望有无数的作家来担负这一历史使命，促成女性和男性的平等对话。

责任编辑刘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