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艳丽

1941年4月，当弗吉尼亚·伍尔夫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她只给两个人写了遗书，众所周知的是那封给她丈夫伦纳德·伍尔夫的信，信中表达了她对丈夫的感激和爱恋。另一封写给她姐姐文尼莎·贝尔的信却很少为人提及。评论界在提及伍尔夫的创作或是家庭背景的时候，对文尼莎也鲜有提及。事实上，从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生后就几乎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姐姐在其生活和创作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她们既是血浓于水的亲姊妹，又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朋友。在五十九年的岁月中，她们相互扶持，相互鼓励，一起面对人生的挫折和灾难，在艺术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分别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共同为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幼年：形影不离

文尼莎·贝尔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生在一个“知识贵族之家”，这个家庭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她们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当时的著名作家和编辑，共写过21本关于文学批评、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他主编的《英国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被称为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她们的母亲也具有贵族血统。伍尔夫说：“我的父母虽非富豪，却也家道殷实，我出生在一个人际交往频繁、文化修养优越、热衷写作、喜欢游览、擅长语言表达的19世纪末期的世界里。”在她们出生之前，她们的父母有各自的孩子，父亲与前妻的女儿劳拉，母亲与前夫的三个孩子：乔治、斯戴拉和杰拉尔德。他们结合后，又养育了四个孩子：文尼莎、索比、弗吉尼亚和艾德里安。在这八个孩子中，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小就与比她大三岁的文尼莎要好，她们之间不仅存在着姐妹的血缘关系，也有同性密友的亲昵感情。昆汀·贝尔在《伍尔夫传》中说：两姐妹从一开始就热烈地喜爱着对方，而且终身都是这样。不过，她们感受或至少表达互相欣赏的方式颇为不同，很具有各自的特性。文尼莎在觉察到弗吉尼亚的早熟才华、她的机灵和对语言的掌握的同时，尤其震惊于弗吉尼亚的纯然美貌，“她总使我想起香豌豆的那种特别的火焰色”。弗吉尼亚在意识到文尼莎的秀美的同时，特别重视她姐姐那种镇定的诚实，对年幼者稳重地承担责任，悄然的无止境的仁爱，还有她的讲求实际和良好的判断力。另外弗吉尼亚从很小就懂得了友谊的魔术，那种特殊的亲密，它存在于某些有着秘密语言和秘密玩笑的人之间，存在于那些黄昏时分钻进桌肚、在大人的腿和裙子之间戏耍的孩子们之间。她不但爱她的姐姐，还爱着她们之间那种包含深情的关系。在肯辛顿的童年时期，她们就常常结伴到公园里去，喜欢躺在树下看书、吃巧克力。姐妹俩都在家里接受教育，莱斯利夫妇亲自教女儿们拉丁文、法语、历史。文尼莎比妹妹幸运一些，可以去阿瑟·考普艺术学校学习绘画，一周三次。姐姐去上课的时候，伍尔夫就在家呆着，复习希腊文，写写日记或从父亲的书房找书来看。等文尼莎下课回来，姐妹俩就躲到客厅后面的一个小玻璃房子里去写作或画画，那是她们的小天地，她们在里面无拘无束，快乐无比。她们甚至办了一份家庭周报《海德公园门新闻》，弗吉尼亚编故事，文尼莎画插图。弗吉尼亚后来回忆说：“文尼莎和我一道形成了一种非常亲密的同谋关系。在那个有许多男人来来去去的世界上，我们形成了自己个人秘密的核心。”在家庭生活发生变故之前，她们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夏天在康沃尔郡的圣·艾维斯海滨的塔兰德屋，冬天在伦敦的肯辛顿区海德公园门。

然而好景不长，在她们的母亲及同母异父姐姐斯戴拉死后，文尼莎不得不承担起照料家庭的责任。父亲每况愈下，越来越让人难以理喻，弗吉尼亚在《往事杂记》里写到：一到礼拜三，她们就会感到恐惧，因为文尼莎得向父亲出示一周的账本，如果一周的花费超过了11英镑，他就会捶胸顿足，暴跳如雷。文尼莎则麻木地站在他身旁，对父亲充满了冷漠和敌视。自小，文尼莎与弗吉尼亚对父母的感情就有所不同，弗吉尼亚曾问姐姐父母两个人她更喜欢谁，文尼莎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母亲，而弗吉尼亚则说是父亲。文尼莎注意到了她们的母亲朱莉亚和姐姐斯戴拉先后为了满足父亲而牺牲自己的那种方式，她眼看着她们耗尽自己然后死去，她没打算步她们的后尘。在写生室里，在那片只会被碳条在纸上的柔和刮擦声打破的幸福的寂静中，在那种松节油的愉快氛围中，她能暂时享有一种世界，这是一个关于形状和颜色、色调和轮廓，不同光照和布置下的物体之变化的世界。1902年，莱斯利被查出患有肠癌，文尼莎因有时要参加一些艺术活动，正好有借口可以暂时离开父亲。索比和艾德里安在外上大学，乔治和杰拉尔德在城里忙自己的工作，可以说是弗吉尼亚陪伴了父亲的最后两年，给他读书，关注他的病情。弗吉尼亚对父亲的态度很复杂：她景仰父亲的渊博知识，感激他的教诲，但对他的家长制作风、自我中心、粗暴又很反感。她内心很痛苦，父亲死后，她精神崩溃，拒绝进食。文尼莎得雇佣三个看护来照顾她，这种情况从五月一直持续到九月。

1904年8月，文尼莎把家从海德公园门搬出来，住进了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46号，一扫以前的阴郁记忆和乔治的压制，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窒息环境进入了自由和解放的氛围。弗吉尼亚的兴奋心情溢于言表，觉得“现在我们是自由的女人了”是“从暴政向自由的一次奇妙转折”。她在《回忆俱乐部》里发表的随笔《老布鲁姆斯伯里》中写到：一切都加以改变，首先是绘画和写作；她们打发掉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红色长毛绒挂毯和图案繁复的莫里斯墙纸，用素色的水浆涂料来清洗墙壁，并用擦光印花布来装饰她们的房间，她们把祖姑母的印度头巾搭在椅子和桌子上，使房间有了异国情调。弗吉尼亚有了自己单独的工作室，每天上午可以自由写两个小时，文尼莎有了自己的画室。下午她们有时到牛津街的旧书店闲逛，或到旧家具店浏览一番。1905年2月，弗吉尼亚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每周四晚，索比把同窗好友带到家里，请他们喝咖啡，谈论一些学术问题，文尼莎和弗吉尼亚开始时有些羞怯，但后来成为积极参加者。一年以后，文尼莎又组织了“周五俱乐部”，讨论她所感兴趣的艺术问题。

二、青年：心存芥蒂

1906年9月，斯蒂芬家的四位兄弟姐妹和维莱特·狄金森女士到希腊度假，文尼莎和弟弟索比不幸染上风寒，文尼莎慢慢康复了，然而索比却死了。这给弗吉尼亚沉重的打击，然而还有一个更让她不安的消息，文尼莎接受了克莱夫·贝尔的第二次求婚。他们是在父亲的葬礼后不久相遇的。贝尔是索比在剑桥的大学同学，也是布鲁姆斯伯里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后来写了《艺术》《塞尚以来的艺术》《普鲁斯特》等书，是英国的文艺批评家和美学家。在此之前，文尼莎曾和斯戴拉的丈夫、也就是她们的姐夫坠入了情网，此事曾让弗吉尼亚倍感愤怒，因为本来姐妹俩还一直对他没有照顾好斯

戴拉耿耿于怀，现在弗吉尼亚一个人被抛下独自伤心。虽然这次恋爱由于同母异父兄弟的干预没有结果(在当时姐姐死后，姐夫和妻妹不能结婚)，但姐妹之间已经有了芥蒂。对这次订婚尽管弗吉尼亚表面上装得很高兴，但心底里她始终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她对文尼莎说：“你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在给维莱特·狄金森的信里她暴露了她的真实想法：“当我想到父亲和索比，然后再看看那个可笑的小个子笑的时候那扭曲的粉红色皮肤和强堆出来的笑时，我纳闷文尼莎的眼力是否出了问题。”

文尼莎婚后仍住在戈登广场46号，弗吉尼亚与艾德里安住在拐角处的费茨罗里广场29号。他们两个鲜有共同语言，有时甚至拳脚相向。这样，在过去的十一年里，父亲、母亲、姐姐、弟弟相继去世，形影不离的姐姐又嫁做他人妇。生平第一次，弗吉尼亚不同文尼莎住在一起，她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变故。所幸她们住得不远，可以时常见面，偶尔不见面也会书信往来。她们信中用许多昵称，大多是动物的称呼：“类人猿”、“蜜蜂”、“野兽”等。弗吉尼亚很依赖文尼莎，在这些信中，她公开地寻求母性的关怀，甚至带一些性的含义，她让克莱夫“亲亲我的老雕……亲亲她的眼睛和颈窝。亲吻她所有的私处。”克莱夫欣赏弗吉尼亚的独创精神，对她充满热情的关切，看到了弗吉尼亚潜在的禀赋，他曾写信说：“今天我看见一枝饱满的、丰沛的大麦的穗，不知怎么被收割者漏割了，孤独地站在它的残梗上，而我就这样想到了你。”弗吉尼亚嫉妒姐姐新婚的快乐，开始同克莱夫调情。文尼莎意识到了妹妹同丈夫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她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面上给妹妹的信仍是轻松愉快、开玩笑，但内心却受到很大伤害，而这伤害恰恰来于她最亲的两个人。从弗吉尼亚来说，她应愧对姐姐长期以来对她的关爱；而克莱夫从一开始就对婚姻不忠诚，1914年他与玛丽·汉金森来往密切起来，这一恋情一直持续到1927年。失望之余的文尼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孩子和绘画上，似乎这两样还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1912年，弗吉尼亚三十岁的时候嫁给了伦纳德·伍尔夫，一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他是艾德里安和索比大学时的朋友，是个勤奋的政论家。文尼莎很赞成这门婚事，觉得有人可以替她照顾妹妹。但婚后不久弗吉尼亚精神病爆发，并企图自杀，她暴躁、疯狂、沮丧、厌食。她有时甚至不认识伦纳德，厮打他。这也许与弗吉尼亚年幼时受过同母异父的哥哥的性骚扰有关。他们共同请教文尼莎有关性的问题，文尼莎对他们表现出的信任感到高兴，建议说如果弗吉尼亚能够怀孕，有个孩子也许会使情况有所好转，“如果怀孕(她)就会投入到一种全新的、未知的状态中”，但他们所期待的情形并未出现。伦纳德在里士满着手创办霍加斯出版社，这样可以让他妻子在写作间歇活动活动身体。到1916年，弗吉尼亚终于平静了下来并养成了一个作息习惯：上午写作，下午访友或散步，晚上阅读。

姐妹俩都有很强的叛逆精神，在穿着打扮方面，两人都讨厌当时传统的繁琐的衣服。文尼莎总愿意穿着画画时穿的衣服，而弗吉尼亚更是不拘小节，有时甚至穿得怪里怪气。她们性格不同，处世方式不同。文尼莎身体健康，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可以指挥得仆人团团转。她雇佣的保姆格瑞斯帮她做饭并帮着照顾孩子，在她家待了四十年，从未说过对主人或布鲁姆斯伯里朋友们的坏话；而弗吉尼亚则缺少这种能力，她总不能处理好和仆人的关系，她雇佣的两个仆人奈莉和劳荻亚在十八年中不停地制造矛盾，让弗吉尼亚头疼不已。文尼莎母性十足，向往未来，而弗吉尼亚似乎母性的本能少些，有时会把自己看做姐姐的一个孩子，总是沉湎于过去。文尼莎比较克制，而弗吉尼亚则易怒。人们经常会看到，当男人们在进行激烈争辩的时候，文尼莎总是坐在阁楼上她的画架旁，或在花园里缝衣服。她隐忍、宁静、得体，弗吉尼亚把她形容为一只盛着水的金碗，水满到碗边但从不外溢；弗吉尼亚则不同，她急躁、紧张，极度活跃，易于激动和暴躁。她又高又瘦，对自己的身体不满，对她的女性气质不自信。尽管姐妹俩非常要好，但有时关系也很微妙、紧张、甚至怨怼，她们之间也不乏猜疑与嫉妒。在姐姐面前弗吉尼亚比较自卑，在《往事杂记》中她追忆自己与姐姐相比是“多么差劲，多么自负、易怒、自以为是”。弗吉尼亚曾说过，姐姐有孩子，而她应该有事业。所以当姐姐声誉鹊起时，她紧张，觉得姐姐既有事业又有家庭很不公平。

三、成年：同放异彩

弗吉尼亚病愈后不久，文尼莎全家同邓肯·格兰特搬家到了萨塞克斯郡的查里斯顿农场。她把她的家向朋友们敞开，他们可以随意地在这里度过快乐时光。1919年，伍尔夫夫妇买下了僧舍，那是一座隐没在僻静处的房子，他们在那儿度周末或是假日。从这儿，弗吉尼亚可以步行到查尔斯顿，可以和贝尔一家喝喝茶。她们对彼此乡下的房子看法不同，弗吉尼亚认为僧舍比查尔斯顿有品位，而文尼莎则认为僧舍过于安静和简朴。姐妹俩都安于各自的生活，文尼莎与邓肯·格兰特有了恋情，并为他生了女儿安吉丽卡。当最初的激情过去后，格兰特却慢慢转向了同性恋，文尼莎扮演了他的红粉知己的角色，她给他提供舒适的生活，而他则给她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同性恋伙伴。这对文尼莎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但她又一次将痛苦掩埋了起来，用绘画来掩饰心中的失望。她只要绘画时格兰特陪伴在身边就行，这样一直持续了四十年。虽然安吉丽卡出生后文尼莎与邓肯在一起有40多年，但他们几乎没有肉体关系。不同于文尼莎，弗吉尼亚有一个时刻陪伴在身边、全心全意支持她的丈夫。尽管蜜月后不久，这种关系很快转向了柏拉图式的，伦纳德不得不同文尼莎一样，把身体的欲望深深地埋起，用其他的快乐来代替：写作、印刷、园艺、宠物。弗吉尼亚没有压力，也不用担心。朋友式的散步、交谈和写作成了他们喜欢的方式，他们的关系以信任和勤奋为基础。与纯粹异性恋的文尼莎不同，弗吉尼亚既受男性吸引又受女性吸引，她一生中曾同几个女人形成了异常亲密热烈的友谊。从19世纪90年代的维莱特·狄金森到微塔·萨克微尔·韦斯特再到20世纪30年代的埃塞尔·史迈斯，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她的婚姻。丈夫给予了她无限的热爱、忠诚、亲密，这婚姻坚如磐石，是她快乐的源泉。

姐妹俩都投身于自童年时就向往的文学艺术王国，对她们来说，工作不仅仅是娱乐，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需求。文尼莎借画笔来表达生活的挫败感，尽管很少流露出情感的起伏变化，弗吉尼亚甚至说她的画“像坟墓一样沉默”，但绘画还是她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奥托琳·莫瑞尔认为文尼莎的性格就像一条宽阔的河流，对身边的偶然经过者从不有所顾虑和感觉过敏。她运载着漂浮于她生命之流上的几艘船，即她的两个儿子(与贝尔所生)和一个女儿(与格兰特所生)，然而她要流向的大海却是她

的绘画，那对她而言是超越一切的至关重要的事情。

文尼莎开始确立自己职业画家的身份，她在1917年的艺术展中展出了自己的作品。凭心而论，若不是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文尼莎应该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尽管这样，她还能够不定期地举办画展，作品卖得不错，为其他艺术家所羡慕。文尼莎很具创新意识，她的画给罗杰·弗莱的奥米茄工作室的几个设计带来了灵感，并在他的后印象派画展中展出了作品。1926年，当弗莱看到文尼莎在《时尚》(Vogue)杂志中发表的画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她在当时英国重要的画家中应占一席之地。

当文尼莎静静地闪耀出艺术的光芒时，弗吉尼亚也开始在写作上和聚会中越来越引人注意，她变得更加开朗，谈吐机智幽默。青年作家雷蒙·莫蒂默说：“她的谈话充满了魅力，真是沁人心脾，令人拍案叫绝。”小说家贝内特把她称为“高雅之士的皇后”。她将所有的情感融入到小说创作中，已经出版了《远航》，正在创作《夜与日》，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正阔步向前。弗吉尼亚和文尼莎都受到后印象派画家的影响，认为艺术应该反映人的心理真实——一种审美的、感情的内在真实；认为形式应当与内容统一。为了探索一种有生命力的艺术表现形式，她们不惜打破传统规范，进行各种尝试。她们心有灵犀，携手共同创作：文尼莎为《邱园纪事》画插图。弗吉尼亚看到姐姐的木刻非常高兴：“我想这本书会因为你而取得巨大成功；我所想象的都被表现出来了，所以我猜，上帝用同样的线条勾画了我们的大脑，只是在我的脑子里少了两三根。”

她们也曾互为模特进行创作。文尼莎曾给弗吉尼亚画过三幅肖像，第一幅画于1911年，此时弗吉尼亚正在创作《远航》，并和伦纳德开始接触。这幅画是三幅画中色彩最生动的，弗吉尼亚坐在一个明亮的橘黄色的手扶椅上，背景是黑色，她拿的编织物是红色，与支撑物形成鲜明的对比，衣服是灰棕色，她的神情胆怯孤独，整幅画有一种疏离的氛围。文尼莎有意识地模糊了被画者的五官，只有鼻子和低垂的眼睛依稀可辨，反映了这一时期弗吉尼亚的害羞和疑虑。

第二幅画完成于1912年，画面上的氛围与上一幅差别不大，但这次被画者的脸部完全留白，与脖颈处的花边形成鲜明对比。如果给面部加上表情的话，那表情很可能是敌视或不耐烦。弗吉尼亚不喜欢别人探究她的性格，也不喜欢被人画或拍照。伦纳德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展览中看到了这幅画，评价说它比任何别的画都更抓住作家的内在气质。

第三幅也是完成于1912年。采用传统的画法，画中的弗吉尼亚像个洋娃娃，在一片缄默的绿色中(正好是弗吉尼亚所喜欢的僧舍的墙的颜色)作家脸颊丰满，双眼明亮，坐在一张书桌前，上面有一本打开的书。她的衣服很女性化，头发漂亮地卷曲着。这幅画夸大了外表的丰美而少了精神实质，较前面两幅画少了情感上的复杂性和层次感。

弗吉尼亚在三本书里刻画过文尼莎。她的第一部小说《远航》的灵感源于1904年和1906年她们去巴黎和意大利的旅行，书中的海伦·艾姆布罗斯是个平静、充满母性的人物，总是在刺绣或看乔·爱·莫尔的《伦理学原理》(莫尔的新实在论哲学受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高度评价，文尼莎曾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人激动地争论过此书)。《远航》中的主人公雷切尔·文雷斯总是迫切、易冲动。有批评家把海伦／文尼莎，雷切尔／弗吉尼亚作了有趣的对比。通过研究《远航》中海伦、特伦斯·休伊特和雷切尔之间的三角关系，可令人想起现实中文尼莎、克莱夫和弗吉尼亚在1908年时的关系。雷切尔同休伊特的关系一直在疏远、害怕和亲密之间痛苦地摇摆不定。弗吉尼亚好像要通过小说探讨当年发生的事情。但她并没有把自己同小说中人物的感情分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尼莎不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只能给她带来痛苦。

弗吉尼亚的第二部小说《夜与日》扉页上就写了要送给文尼莎：“献给文尼莎·贝尔，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并置在你名字的旁边”。女主人公凯瑟琳·希尔伯里不假掩饰地出自文尼莎。凯瑟琳内心浪漫，渴望有自己的事业，但由于家庭的压力，不得不把时间消耗在没完没了的聚会上，她更愿意埋头数学——正如文尼莎埋头于绘画一样，这让人想起达克沃斯兄弟强迫她扮演女主人接待客人的情景。她在别人面前羞于表达自己，想摆脱传统对她的精神束缚。她对生命迷茫而矛盾，感到厌倦和苦恼，当她发现拉尔夫·丹纳姆对她的爱好表示理解后很高兴；而拉尔夫也发现她与其他漂亮姑娘有所不同，狂热地向她求婚，这点也像克莱夫和文尼莎。

弗吉亚的第三部是《到灯塔去》。在这部弗吉尼亚的代表作中，画家莉丽·布里斯科的原型就是姐姐文尼莎，尽管外表未必相像，但内在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都有很强的独立精神，在绘画上都受到后印象派画家的影响，用简单的线条和色彩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

四、暮年：阴阳相隔

1937年，悲剧降临到文尼莎一家，打破了他们宁静的生活。在西班牙内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文尼莎的长子朱利安，他是英军驻扎在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的一处大理石建筑群，包括宫殿、教堂、修道院、陵墓等，建于16世纪)的医疗队队员，死时年仅二十九岁。朱利安是剑桥国王学院的高才生，被期待成为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第二代诗人，曾出版过诗集《冬之动》。他与母亲关系密切，几乎无话不谈。坚强的文尼莎生平第一次精神几欲崩溃，刚得到消息时的第一个星期她正在菲茨罗里(Fitzroy)大街的画室里，伤心过度躺了一个星期，最后才回到查尔斯顿，慢慢地恢复。这期间，弗吉尼亚放下手头的工作，来照顾文尼莎。她们的角色倒了过来，弗吉尼亚一星期几次前来照看姐姐，关心她的饮食和睡眠，每天都写信给她，在信中她们用儿时的昵称称呼彼此。这些信温柔、无私，富于同情心，而且充满诗情画意。弗吉尼亚在得知消息的几天后，用她惯常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悲伤：她写了篇文章来纪念朱利安，回忆了她同外甥的密切关系，回忆起曾劝说他不要到西班牙去，把他同他的父亲克莱夫作了比较，充满感情地回忆起父子俩对她善意的嘲讽。朱利安的死拉近了姐妹俩的距离，没有了嫉妒和竞争，弗吉尼亚公开表达了对姐姐的依赖和仰慕。虽然文尼莎尚未对妹妹完全敞开心扉，但文尼莎在后来写给薇塔·韦斯特的信中说，如果没有妹妹的爱和支持，她可能走不出朱利安死后可怕的岁月。薇塔曾拿这封信给弗吉尼亚看过。1938年伊始，文尼莎给妹妹的信中说：“你应该知道你给予了我多么大的帮助，我觉得自己很笨，无法用言辞来表达。但如果没有你，我无法挺过来。”

当文尼莎在查尔斯顿开始康复的时候，弗吉尼亚的健康却开始走下坡路，到1937年底，弗吉尼亚工作进展不顺，尽管这样，她还是发表了《岁月》，并开始着手《三个畿尼》和《罗杰·

弗莱》的创作。她的健康状况不太稳定，最后打印《岁月》的时候有几次类似流感的症状，并开始受到自我怀疑的精神折磨。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对自身的写作能力没有信心。但她还是欢迎姐姐的来访。安吉丽卡回忆说：

许多时候当我和文尼莎去看望弗吉尼亚的时候，我自己在一旁玩，她们则聊她们的‘老话题……她们彼此了解，对方的存在能使她们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她们被过去紧密联系在一起；另外，她们性格互异，都能在对方身上找到自己所欠缺的东西。

尽管有深爱的姐姐和丈夫，弗吉尼亚还是准备结束生命。1941年，在她自杀前的两三个月里，她们只是在有他人在场时见过几次面，从来没有单独相处。她们也曾为一些琐事发生过争吵，在她生命的最后几星期里，应该说文尼莎很关心妹妹。也许是不相信弗吉尼亚的精神病会再次发作，她的最后一封信似乎不是很富有同情心，有些专横，它强调弗吉尼亚要面对战争，不要替伦纳德担心。也许她不明智地加剧了弗吉尼亚对人生的失望，但弗吉尼亚还是很高兴收到了姐姐的信，并在最后一封信里将这一点告诉了姐姐。

弗吉尼亚死后，家人怕文尼莎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会像得到朱利安噩耗时那样精神几近崩溃，所以在找到尸体后的几天里家人都围在她身边。然而，文尼莎把自己陷于绘画中，几乎与世隔绝，在其后的二十几年的生命岁月中她一直如此。只有邓肯、孩子们和孙子们陪伴在身边。她与妹夫伦纳德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一直有通信往来。伦纳德就弗吉尼亚信件的处理与文尼莎交换意见。她对伦纳德准备发表的一些信件表达了忧虑：“在我看过的大部分信件中，有许多关于朋友们的评论，我想他们不会喜欢……关于克莱夫的部分只会激怒他。”伦纳德采纳了文尼莎的建议，没有当时发表，而是直到许多年后，当信中所提及的朋友们大部分过世后才公开。步入晚年的文尼莎极不情愿地成了了解“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权威，不停地收到来自学生、作家及好奇的公众的问询信，有些信件让她感到厌倦，甚至会刺痛她。她恼火地对伦纳德说：“从来没有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这回事。我不想对这位妇女太残忍，我只是再也不愿意讲这些事情了。”

除了一些好朋友之外，给文尼莎晚年带来欢乐的还有孩子们，安吉丽卡生有四个女儿，昆丁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孩子们觉得文尼莎是个有点儿糊涂的老奶奶，而邓肯和克莱夫是两个有趣的老爷爷，允许他们在画室里乱写乱画。安吉丽卡童年时举办晚会、化装和游泳的传统仍是查尔斯顿魅力的一部分，但文尼莎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尽管她仍在努力工作，为弗吉尼亚死后出版的书设计封面，与邓肯偶尔去趟法国，但她有一种明显的疏离神情。安吉丽卡发现母亲日益冷漠，这让她感到很不安。文尼莎的忠实女仆格瑞斯·黑根斯意识到，在为“贝尔夫人”服务了四十年后，女主人仍然像刚开始时一样对她来说是个谜。

文尼莎八十一岁时在查尔斯顿去世，她死于支气管炎，距弗吉尼亚去世几乎相隔二十年。文尼莎死后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查尔斯顿，她的画仍挂在墙上，她油漆过的家具仍摆在屋子里。她的画卖得不错，并被广泛展出，她的艺术天分遗传给了下一代，尤其是安吉丽卡，她成了一名雕塑家、艺术家和作家；而她的孙女儿克瑞斯达·贝尔则成了一名设计师。

责任编辑毛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