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心大哥

今年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抚今追昔，周总理对档案事业的关注历历在目。1954年，他提议批准设立国家档案局；1956年，他主持讨论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1958年，他提出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1959年6月，他接见出席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的代表时，又对曾三同志说：“你们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如今半个世纪已过，按照周总理的前三点指示，在建设中国特色档案管理体制上，成绩卓著；但在“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上，尚有较大差距。

一是对司马迁是否档案人有争议。当年曾三致信郭沫若，郭老依据史实做出结论“我倾向于司马迁曾经是一位档案工作者”。司马迁认为“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表明这位太史令确曾负有掌管档案图书的责任。但也许是司马迁在档案之外的建树过于突出，被认为不能等同今之档案人。若此逻辑成立，今之许多单位兼职档案员亦不能算是档案人。可档案部门是把他们统计在内的，开展活动时（如档案演讲比赛），他们也是参加的。如此看来，对司马迁的要求未免太过苛刻。

二是以现代社会的档案工作与史学研究有严格分工为借口，认为档案人专注档案，远离史学，乃时代进步之使然。

以上两点的弦外之音，则是档案人没必要学司马迁，更不可能当司马迁。对此，笔者曾一度不解。后经一位高人私下指点，方知此乃表面现象，深层原因是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为缺少撰写《史记》所需的功底和产生司马迁的人才机制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