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广臣

浩然先生走了，尽管他卧床已有五六年之久，且不醒人事，但听到他逝世消息之后，仍然彻夜未眠。悲痛之余，许多往事便在脑子里一件件浮现出来。

一、一个不脱离群众的作家

我和浩然同志是在“文革”后期北京市召开的第一次创作会上相识的，至今算来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了。浩然同志是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我在农村基层工作，也喜欢写点东西，充其量是个业余作者，然而我俩却一见如故。在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深认识到浩然同志是一位不同于一般作家的作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脱离群众，始终与群众保持着血与肉的感情。他一生的愿望是：写农民，为农民而写。为了与农民保持联系，晚年他把家安在了河北三河市。他不愿长期居住在大城市有两个原因：一是离开了群众也就离开了生活源泉，没了生活源泉艺术就要枯竭。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心静，不使那些烦人的人际关系干扰他的创作情绪。正是因为他选择了与农村接近的小城镇定居，所以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晚年又出现了一个高峰，《苍生》可以算是他晚年的代表作。紧接着又写出《乐土》《源泉》《圆梦》三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截至到现在，他已经发表出版了1000多万字的东西。其中《艳阳天》被香港亚洲洲刊评为世界百部经典著作。一个生于农民家庭，童年时期又没有多读过书的人，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全靠自己的努力，被人喻为中国的高尔基，一点也不过分。

二、和浩然同志在一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