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达

编者按：2008年2月20日凌晨，著名作家浩然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浩然同志曾任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1990年6月至1999年8月任《北京文学》主编。本刊特发此组文章，以示我们深深的悼念。

一大清早朋友来电，说浩然去世了。我默然，却不甚意外，因为我知道他处于半植物人状态已有几年。但我总觉得浩然的离去和别人不一样，他更能勾起历史记忆，让我想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曲折坎坷，酸甜苦辣，想到时代、历史、教训、观念、反思等等词儿，想到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与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沉浮，曾经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在我看来，浩然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作家，同时，因其经历的特别，又是当代文学崎岖道路上汇聚了诸多历史痛苦负担和文学自身矛盾的作家。“文革”的霹雳狂风爆发的一瞬，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正好出齐，历史便借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之手，给“十七年文学”画了句号。随后，作为作家个体，在别人被剥夺了写作权利后他还在“歌唱”，但《艳阳天》毕竟是“十七年文学”的幕终之曲。“文革”过后，浩然仍勤奋多产，然而，飓风既息，田园已非，终究别是一番景象了。假若从1957年他的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发表算起，他的创作历程于今已有半个多世纪，恰好是由“文革”危殆的“断桥”劈为两半。“文革”中由于种种外在的和内在的复杂原因，他写出过、或者说不得不写出过像《西沙儿女》《百花川》之类文学赝品(《金光大道》的情形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