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冉

与白血病和艾滋病孩子相比，聋儿们得到的社会关注是微乎其微的。每一个聋儿家庭都是一部伤心史——每个新生聋儿的家长，都不断努力地让自己的孩子听到这个世界

下午的诊室里，一个光头男孩抱着毛绒玩具饶有兴趣地玩耍着。周围一片嘈杂，两个白大褂围着他团团转，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焦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孩子倒显得很宁静，对周围的忙乱不为所动。

孩子的头发刚剃过不久，粉嫩的头皮上血管清晰可见。左耳边一条崭新的手术刀疤，在脑后划了个S形。S形的刀疤下陡然隆起一个鼓包。顺着刀口，孩子左耳上带了一个类似助听器式的东西，左后脑上还贴着一个发射器的小圆片。一根电线由此伸出来，连接着远处的一部电脑。电脑上五颜六色，忽闪着数据……

这不是科幻片里的实验室，而是北京同仁医院的耳鼻喉科诊疗室。

孩子是个先天性聋儿，对于周围的一切完全听不到。他只有一周岁，叫左左。医生们正尝试着让他恢复听觉。他们通过手术为左左植入一种替代人耳功能的电子装置——人工耳蜗。也就是那隆起的鼓包所在。当天，是检测效果的时刻。

那根电线一端连着左左的脑袋，一端连着电脑。那部电脑，就像一个声音的旋钮，试图打破那个孩子先天的沉寂世界。如果一切顺利，这个孩子将“听”到出生后的第一个声响。

当然，这种顺利，只是正常人的看法。对于一个先天性聋儿，没有人可以想象那个“开关”将给他带来怎样的冲击。

毕竟，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声音!

医生按下电脑的键盘。一个简单的音符被送进孩子的大脑。专心摆弄玩具的左左，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惊住，抬头一怔，他或许以为是有人敲了一下他的脑袋。不见有人理他，随即又低头玩起玩具。

看样子耳蜗是有效的，左左第一次对声音做出了反应。

医生又摁了一个键盘上的按键。这一次一串音符送进了孩子的大脑，由弱变强。

孩子像是被蜜蜂蛰了，顿时陷入疯狂，把玩具丢在一边，扑向妈妈，又哭又闹。他仿佛意识到了，是刀口里的东西令他烦躁不安。他边哭边下意识地用手去挠那条S形刀疤，电线被他揪断了。

植入的人工耳蜗已经被激活，左左的宁静世界被打破了。

一个从来没有感受过外界声音的聋儿，在这一刻变得像一个刚刚离开母体的婴儿，对一切陌生的声音充满敬畏。他不断被新鲜的声响吓坏，反复地哭。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左左对周围的环境逐渐熟悉，止住了抽泣。当他第一次听到厕所里突然响起的冲水声时，他又哭了。

年轻妈妈则笑逐颜开，孩子听到了!为了这一天她已经举债十几万。

没有人知道这个耳蜗将给左左将来带来什么，毕竟耳蜗植入这项技术在国内才刚刚走过10年。1996年第一例聋儿康复手术在北京同仁医院完成，时至今日，那些最先尝试这项高科技的聋儿们，虽然听到了这个世界的新鲜与曼妙，但同时也经受着外界带来的聒噪与麻烦。

“聋儿村”

北京昌平小汤山，大路边一栋安静的三层小黄楼。每天下午4点半，都有几十个中年人默默聚集在门外。

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有小城市的工薪阶层，也有贫困县的失地农民。他们为了一个目的每天聚集在这里——接送孩子。

这里是北京聋儿康复中心昌平校区，学校有将近70个孩子，年龄最小的3岁，最大的8岁，学习的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像个正常人一样说话。如果不出意外，左左不久也将来到这里。

学校外面是车来车往，放学后的校园寂静得要死。孩子们在操场上嬉戏，像是有着约定，彼此打着手势沟通。孩子们的耳朵上都戴着“东西”，那是他们的人造耳朵——助听器或耳蜗。

他们都是聋儿，有的是先天性的，有的是后天因药物中毒导致的。因为过早失去听力，他们的智力比一般孩子发展得要慢，性格也多为自闭。

放学了，家长们领着孩子回家。那是学校后面的砖瓦平房，都是当地村民的出租房，当地人称那一片儿为“聋儿村”。

离“聋儿村”不远有个小河谷，里面有放羊的村民。在这个城乡结合部，除了本地人，在此租房的外地人几乎都是和左左一样的聋儿的父母。他们不愿意让孩子成为“残疾人”，租着每月100元的简陋平房，让孩子上着每月千元的康复学校。

村里的孩子很少与聋儿玩耍，他们称呼这些“奇怪”的孩子为哑巴或者“电子耳”。聋儿并不明白，家长却觉得丢人。每当这时，就让孩子开口说话，震一震他们。

父母们四处筹钱给孩子装了人造耳朵，只是第一步。孩子们还要在学校学习说话，而且必须有家长长期陪伴。家长除了照顾孩子起居，更重要的是承担起语训的重任。

成功的可能性谁也说不上。家长们说，听说有聋儿成为“正常人”，但都只是听说。

全国一些大规模的聋儿康复中心，附近都会有这样的“聋儿村”。每一个聋儿家庭都是一部伤心史。

中国目前有2000多万聋人，其中有80万新生聋儿，并以每年3万～4万的速度在增长。

耳朵的麻烦

两年前，安徽蚌埠的胡士海怎么也没想到儿子听力会有问题。孩子是聋儿，他想破头也不明白，没有遗传，也没有药物中毒，也不存在生产损伤，孩子一直很健康，虽然过了两岁还只会叫爸爸，家里开了灯，只会说一个“灯”字。

胡士海把儿子带去医院做检查，起先以为是儿子的发声器官出了问题。医院也确实查出儿子舌带有点短，为此还做了一个小手术，但依旧不见效。

往返医院多次，医生最终做出正确的诊断，“双耳极重度耳聋，纯音听力(刚刚能听到的声音强度)一个是100分贝，一个是120分贝，只能靠做人工耳蜗恢复。”正常听力一般在25分贝以下。

胡士海在当地医院转了个遍。不甘心，又带着儿子去了上海。

上海医生的诊断更直接，“极重度耳聋，做耳蜗，澳大利亚和奥地利的耳蜗都适合你孩子，一个13万，一个11万，你要哪个?”

胡士海听得后脊梁发凉，无论哪个都负担不起呀。

回家的路上，妻子抱着孩子，淌了一路的眼泪。胡士海看得心酸，“以前村里有个聋哑人，一辈子找不到媳妇。”不能眼看着儿子成为残废，胡已拿定主意。

一家人自此开始寻医问药。不久他碰到一个同病相怜的家庭。那家说，中药可以治愈。胡士海抱着一线希望找到那家说的那个医生，吃了许久的汤药，丝毫不见效。把药单拿给熟人看，才知道原来都是泻火的药。

又听说长春有个神医针灸治愈了很多聋儿，胡士海二话不说就带着儿子北上。针灸了一个星期，眼看着儿子每次都疼得抽搐，不落忍，没等治疗完，就带着儿子回家了。

这么一来二去，折腾了大半年，吃药看病花去四万多，积蓄耗尽，儿子对于声音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夫妻俩也想着再生一胎，但每每看到

儿子乖得像只小猫，就怎么也下不了狠心。最终，胡士海动了做人工耳蜗的念头。

为了筹措手术的费用，胡士海带着儿子四处求人，见人就给看诊断书。周围的人纷纷伸出援手，筹措了8万，又担保贷款了一部分，最终凑到15万。胡拿着这份沉甸甸的钱把儿子送上手术台。

2006年7月28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做第一次手术。胡士海选了13万元的澳大利亚耳蜗，因为做的人相对比较多。术后儿子恢复得很快，因为负担不起3万元的康复费，胡带着儿子回了老家。在当地的康复中心待了几个月，他发现儿子终于对声音有了反应，但没有分辨能力。

术后一年，儿子已经3岁，连妈妈也叫不出来，更别提说话。胡士海急了，找专家，专家说，这种情况很少见。找医生，医生说，听力很好，就是孩子反应太差。

胡士海说，经检查才知道，原来是内置耳蜗的电极坏了，手术得重做。

胡气得要和厂家打官司，但律师说，得到补偿的可能性不大。厂家最后同意重做手术，换个好点的耳蜗。

2007年12月19日在同一家医院做第二次手术。胡士海的儿子又被推上手术台，孩子很乖，一声都没哭。原本以为一切不幸就此结束，谁曾想手术台上又出现意外。

胡士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手术做了3个小时，突然接到医生通知，说新的耳蜗无法植入，儿子的左耳彻底残废了。听到这个消息，胡差点晕倒。医生只是说，纯属意外，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自此再无说法。

胡士海还是不死心。他下决心让儿子又“挨”了一刀，把人工耳蜗植入儿子的右耳。如果这次还不成功，孩子这辈子就注定是个残疾人了。

这次终于成功了。

2008年春节后，胡士海带着儿子住进昌平小汤山的“聋儿村”。父子俩住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平房里。屋内唯一的摆设就是一台电视机和一个电饭煲。儿子学习有进步的时候，胡士海就奖励他一颗糖。

如今儿子已经4岁半，因为康复得晚，智力仅相当于半岁的孩子。平时都很乖，像个不爱说话的小女孩，喜欢看着人笑。

术后的几个月，儿子听力明显恢复。已经能够分辨颜色了，这让胡士海感觉很骄傲。

每天把儿子送去学校后，这个男人就在家里琢磨如何更好地教育儿子。家里墙上贴满了水彩画，却不是儿子的作品，那是他画的教材。儿子也爱画画，画的内容老师看不懂，同学看不懂。胡士海说，他能看懂。

安徽的老家时常来电话，父母的退休金和妻子微薄的收入，都用来支付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几近窘迫。已经没人再肯借钱给他们，胡士海的单位也已经发出最后通牒。

为了耳朵的自我救赎

2007年，就在胡士海最无助的时候，一帮聋儿家长向他伸出援手。其中有个家长叫洪浩猛。洪是聋儿家长协会的发起人，他在QQ群里把胡士海的遭遇告诉众多聋儿家长，发动所有人给那家耳蜗厂商老板发短信。无法统计那两天，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短信抗议，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自此，两个父亲认识了。

洪浩猛提议胡士海维权，后者听了沉默不语，因为在胡士海看来，这两家都曾经是他最信任的。而如今，儿子离正常人越来越近，维权的念头也自此消弱。

事实上，在这些年里，胡士海的例子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耳蜗手术而导致术后感染死亡的例子也曾有过。有人铁了心向厂家索赔，打了5年官司，至今悬而未决。

洪浩猛的聋儿家长协会成立于2005年，目的是团结聋儿家长，进行维权活动。但初衷还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洪浩猛是秦皇岛市一个成功的商人，2002年有了一个女儿。孩子16个月时，被发现属于极重度耳聋，纯音听力一个是100分贝，一个是95分贝。

这个消息让他长久地走不出阴影。2003年，他开始通过网络寻求救助和精神寄托。在一个叫聋儿网的论坛，洪浩猛认识了一批无助的聋儿家长，也知道了人工耳蜗的技术。

他当即卖了房子，来北京给女儿做人工耳蜗手术。但在北京协和医院，遇到一个聋儿家长，那个家长拿着一张照片来医院投诉。照片上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一边脸笑得很漂亮，另一边脸却扭曲的厉害。

孩子第一次听到声音，面部神经受了刺激而导致了变形。洪看到这张照片，心里有了阴影，自此打消了做人工耳蜗手术的念头。

后来的3年里，他给女儿配了最好的助听器，并送女儿去当地最好的康复中心。但他一直不死心，始终在寻找让孩子恢复听力的办法。他读晦涩的听力学专著，利用各种机会与专家交流，把专家还在实验的方法学来在女儿身上实践。

孩子开始学着张口说话，虽然很多音节含混不清。逐渐地，他越来越不只满足于让女儿说话，希望女儿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他辞去工作，决定给孩子5年时间，带着女儿来到北京，在北京聋儿康复中心上学。

在北京，他意外地从一个研究助听器的专家口中得知：纯音听力超过。100分贝的聋儿，没有任何助听器可以帮助提高清晰度，意思再明白不过，给女儿用助听器是白费。洪浩猛说，这个事实许多专家都心知肚明，但在当时没有人公开说出来，因为一旦公布将会迅速打击助听器产业。

洪浩猛一直以来了解的标准是，纯音听力100分贝以上才需要做手术，以下用助听器比较好。而国外的标准是70～80分贝就可做耳蜗手术。

这个消息让洪浩猛很沮丧，这意味着女儿已经白白浪费3年的时间，错过了学习说话的最佳时机。眼看女儿已经4岁，洪浩猛心急如焚。他重新对人工耳蜗燃起了希望。

而麻烦也来了。

这些年陪女儿一路看病，翻医书，找专家，洪浩猛俨然成了半个专家。2005年，他在网络上已经小有名气，经常有家长打来电话咨询。第二年，他成立中国聋儿网。因为他在聋儿家长中的声望，奥地利的耳蜗公司为他女儿免费做了人工耳蜗手术。

洪浩猛因此引来争议，很多家长觉得他站在厂商一边，骗聋儿家长们的钱。也有家长坚定地围着他转，因为他知道很多真相——在这个由3家厂商代表、几所重点医院的大夫和各类专家为主的聋儿康复市场，家长们总是处于真相的外围和链条的最下端。他们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也只能跟着专家和医生的指挥棒跑。专家说，助听器可以帮助孩子们恢复部分听力，家长们就纷纷解囊，医生说，人工耳蜗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听力问题，家长们就纷纷把孩子送上手术台。

出了问题，就是诉讼。洪浩猛觉得自己在这个链条中可以起到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

家长没搞清状况骂大夫，他会劝；厂商与家长叫板，他会试着协调，家长质疑专家的康复理论，他会力挺专家。3家耳蜗厂商都与他关系不错，总能把对方的弱点说给他听，他在其中有所掌握和判断，再理性地分析给家长们。但洪又不敢与家长说太多厂家负面的案例，毕竟他现在是

坚定的耳蜗手术支持派，他担心家长的不信任会升级为对整个耳蜗技术的不信任。

去年8月，医院和厂商统一标准，将做耳蜗手术的纯音听力标准降到90分贝。洪浩猛也参与了宣传，他此时才明白，原来标准是随着手术成熟程度和公众收入状况而调整的。

除此之外，他还试着做一些社会活动。最终发现，聋儿的家长最需要的还是钱。

如今在中国，一个耳蜗手术在10万～20万之间，后期每月还要上千的康复费。洪浩猛奢望的理想模式是，家庭负担8万～10万，剩下的由企业和社会承担。如此一来，绝大部分聋儿家庭还是能负担得起。

他决定从两个方面人手。首先试着去争取一些社会善款。与白血病和艾滋病孩子相比，聋儿们得到的社会关注是微乎其微的。洪浩猛觉得聋儿的家长们应该去争，毕竟为聋儿投资就是在抢救孩子的未来。另一面，他也尝试着去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有些富裕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三四年前，上海市政府就开始给每个做人工耳蜗的孩子补助6万元。

今年4月24日，新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第一次肯定因残致穷的客观事实，并规定学校不得拒收残障儿童，否则就予处罚。这对洪浩猛无疑是个好消息，他正在训练一群志愿者，去做社会普法教育。他觉得聋儿和聋儿家长们都太封闭了，应该尝试着打开心门，真实地回到这个世界，即使这个世界看上去是聒噪不安的。

重回聒噪的世界?

对于聋儿家长，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是承认孩子自此成为“残疾人”，还是努力尝试让他们成为“正常人”——带着人工耳蜗的“正常人”。更多的家长选择了后者。

2006年，完成耳蜗手术后，洪浩猛觉得自己的女儿已经成了“正常人”，虽然孩子说话很多人还是听不懂。如今，他对女儿的标准又提高了。他认为按照女儿的聪明程度，她不但应该像个正常人，还应该超常。但把他拉回现实的是一组权威的数据。即使聋儿的听力恢复了，也只有93％的孩子能学会说话。学会说话并不意味着能够进入正常学校。这其中70％的孩子在高年级会因为学习跟不上而又重回聋校。这致使很多康复的孩子自此从心理上彻底抛弃说话，做个自闭的残疾人。

北京聋儿康复中心的老师庞敏认为，她带的10个人的大班，能最终康复的只有七八个学生，很多聋儿还将伴随着智力等多种障碍。有些家长在咬牙让孩子做完耳蜗手术并坚持康复后，依然被告知没有希望，带给他们的往往是更加猛烈的崩溃。

上世纪90年代，电影《漂亮妈妈》讲述了一个聋儿家庭的艰辛。片中的聋儿郑大，因为与歧视他的同龄孩子打架，摔坏了昂贵的助听器，而无法上学。电影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在那时人们的意识里，助听器是聋儿的救命稻草。这与现在对于人工耳蜗的依赖，如出一辙。

在上世纪80年代，聋儿家长间曾流传一种说法，别戴助听器，戴了就真治不好了。那时流行的是针灸与药物治疗。

时代流传，对于聋儿成为正常人的努力也在不断演化。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工耳蜗手术，如今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在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科主任医师龚树生看来，这是目前聋儿恢复听觉最有效的办法。

在美国，做人工耳蜗的手术费用是8万美元，医疗健康保险接受全部报销。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聋人都愿意做这个手术。

中国第一位聋人大学生周婷婷留学美国多年。她与多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聋人有过沟通。他们都不愿意接受这个成为正常人的手术。他们无法理解，国内的聋儿家长，要花如此巨大的代价给孩子做一个在国内尚缺乏保障的手术。他们认为，等到科技发展到足够成熟的地步，出现新的可以治疗耳朵且不影响身体的产品，再考虑也不迟。

在这些“传统的”聋人看来，依靠助听器维持有限的听力，再伴有读唇及手语，完全可以融入正常社会。与那些尝试让孩子做个“正常人”的聋儿父母不同，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聋人，觉得自己是个聋人并没有失去什么，就像左撇子，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事实上正是聋儿康复的分歧所在一坚持开口说话融入“正常人”，还是学习手语承认自己先天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