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知贤

1955年发生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这是一件历时25年的错案。这个错案是怎样酿成的呢？事情要从胡风本人的经历和文艺思想的论争说起。

分歧的开端

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省蕲春县人，1922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冬自动退团。1929年9月去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参加左翼组织活动。1933年3月，因在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被日本警察机关逮捕，7月被驱逐回国，到上海，参加“左联”，初任“左联”宣传部长，不久继茅盾担任“左联”常务书记。1934年秋，“左联”的一位盟员被捕，出狱后向“左联”诬告胡风（谷非）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为了在政治上负责，胡风辞去“左联”书记职务，并同“左联”断绝了组织联系，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

在“左联”时期，胡风和鲁迅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和其他几位“左联”负责人之间有误解和矛盾。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就有一段讲到周扬、夏衍等人曾告诉他，说胡风政治上有问题，提请他注意。鲁迅不信，并为此对周扬等有反感。他认为胡风“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胡风鲠直，容易招怨，是可以接近的”。鲁迅认为胡风的缺点是：“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上不肯大众化”；“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1936年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问题的论争。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鲁迅、冯雪峰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而后一个口号由胡风在一篇文章中公开提了出来。胡风在文章中没有说明这个口号是经过鲁迅同意的，而且只字不提“国防文学”。本来对胡风就有看法的主张“国防文学”的“左联”成员认为胡风置“国防文学”于不顾而另提新的口号，分明是蓄意标新立异，就批评胡风提出的口号。另外有些人则认为“国防文学”意义不明确，而且有右的倾向而赞成“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于是在两三个月之内，围绕“两个口号”的孰是孰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在各自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坚持己见，批评对方。后来因为鲁迅逝世和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第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新局面的到来，“两个口号”的论争不了了之。但文艺界的宗派成见并没有根本消除。胡风只写了一篇文章就退出了论争，但主张“国防文学”的不少人的指责矛头是对着胡风，而不是直接指向鲁迅的。这次论争为中国新文学史埋下了隐患。此后每一次文艺论争甚至政治运动无不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同这次论争相关。

“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抗日战争初期，胡风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的筹备工作。“文协”成立后，他担任文协理事会的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

胡风独立创办《七月》杂志。《七月》从1938年7月至1941年9月，出了32期，发表了大量的进步作品，包括延安革命根据地作家的作品，鼓舞人民抗日，反映抗战的艰难和人民生活的艰苦，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颂扬解放区的新人新事。《七月》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当时国统区刊物中是少见的，它在大后方的进步青年中有相当大的影响，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胡风还为《新华日报》主编“文艺周刊”。

胡风和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一起共事。但是在文艺观点上，他和大多数人有分歧。例如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关于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问题等，观点都不一致。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他说：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根据这个指示，1939年前后，延安和重庆的文化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

在这次讨论中，胡风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独当一面的。他不仅是葛一虹、向林冰等人的“论敌”，而且和周扬、郭沫若、艾思奇等文化界著名人物公开对垒，这固然表现了胡风理论上的勇气，但也使他进一步处于“孤军”的境地。他的正确观点没有得到肯定和支持，而他的上述理论上的偏颇之处，被认为是否定无产阶级思想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是反对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是对祖国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从而受到长时期的批判。

批评与反批评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中共南方局把在重庆、桂林的大批进步文化人士（胡风也在内）转移到香港。同年年底，香港沦陷，1942年3月，胡风回到桂林。他在这里组织了南天出版社，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等文艺丛书。1943年3月，胡风回到重庆。这时候，延安整风的精神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重庆。胡风读到了包括《讲话》在内的《整风文献》，他受到了鼓舞，同时他对《讲话》中的某些观点显然有他自己的理解。

1945年，重庆文艺界对当前文艺的主要倾向问题的看法发生分歧。文艺界的某些领导者根据《讲话》精神认为，当前主要应该反对“非政治倾向”，首先要解决文艺是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胡风则从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和文艺创作本身的规律出发，认为当前应该反对的主要倾向是“主观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首先要求作家“战斗意志的燃烧和情绪饱满”。

1945年1月，胡风主编出版的《希望》杂志创刊，发表了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该文从宇宙本性、人类历史论证“主观”的意义和作用。胡风在《编后记》中推崇这篇文章。《希望》第2期，又发表了舒芜的另一篇长篇论文《论中庸》，据胡风在《编后记》中说，本文作者是对《论主观》的补充，其中心论点是个性解放。他说，“真的人性解放，必定是战斗的”，“而真的战斗要求，又是本能的”，即“万千蚩小民”求生存的本能要求。从胡风所写的两篇《编后记》里，人们往往理解为胡风是赞同舒芜的观点的。后来胡风对此作过多次解释，说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他的解释始终没有获得批评者的谅解。

人们把舒芜的文章同延安整风和《讲话》精神联系了起来。整风主要反对主观主义，《讲话》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求作家深入社会生活，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而《希望》却宣传主观精神的重要性，宣扬“个性解放”，这岂不是从思想本源上论证胡风所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而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唱反调吗？所以《希望》第1期出版不久，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负责文艺工作的同志召开小型座谈会，批评胡风和《希望》的思想倾向。胡风没有接受批评，而且表示反感。

1945年8月至1947年，人们处在抗日战争胜利的狂欢、“复员”的忙碌和内战爆发的紧张混乱之中，无暇顾及文艺问题的论争。

1948年，一批共产党员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相继发表邵荃麟的《论主观问题》、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和林默涵的《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等论文，点名批评胡风。该刊同仁认为，当前文艺思想上的“混乱”，主要不是“客观主义”或“主观公式主义”，而是以个人主义的意识和思想代替了阶级斗争，这是他们哲学上的“中心错误”，也是他们文艺理论上许多错误的根源。“主观论者”（指胡风）“把生存斗争代替了阶级斗争”，这是他们哲学上的“中心错误”，也是他们文艺理论上许多错误的根源。“主观论者”把“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作为文艺的根本问题，这同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方针是根本对立的。除了批评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他们还批评了胡风的两个具体论点：“人民大众身上负有统治阶级加给他们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在反动环境下也还有可能用真诚的态度深入生活，和人民结合锻炼自己，担负起有某种积极性的工作任务，随着人民斗争的深入推动历史前进。”批判者认为胡风歪曲和丑化劳动人民，过分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而忽视他们的世界观改造。

胡风没有被这些批评所说服，也没有立即反驳。倒是有些在上海、北平、南京、成都等地的文学青年，在半公开的和“非法”的同人小刊物（如支持胡风的《泥土》、《呼吸》、《歌唱》等）发表反驳文章，其中有些篇章掺杂着浅薄的谩骂，甚至用污秽语言进行人身攻击。胡风本人没有参与这种攻击。这种混乱情况，使胡风想到自身的责任问题，他说：“我应该把我对问题的实质和一些重要争点的看法正面地提出来，供给双方参考。”于是便在1948年9月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小册子，作为对批评者们的总答复。

在这本小册子里，胡风不是抽象地、答辩式地解释问题，而是从实际出发，历史地、正面地论述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深入批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

这次论战的对方是邵荃麟、林默涵、胡绳、乔冠华等同志。胡风说他“在着手之前，颇有踌躇，有过顾虑”。他一再声明，这些同志都是他“所尊敬的友人”，希望这些讨论是对事不对人，“请予以谅解”。

1950年前后，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和投身于建国工作，原来的文艺思想论争成为往事，被搁置一边。这时和胡风比较接近的一些同志，分散在北京、天津、武汉、南京、广州等地办刊物、写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如何阿垄的文艺论文、鲁藜的诗、路翎的剧本《迎着明天》、《祖国母亲》，胡风也写了歌颂新中国诞生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但是他们的文章和作品，几乎都遭到了批评。

1952年，在纪念毛泽东的《讲话》发表10周年时，写过《论主观》的舒芜写了题为《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检讨自己过去在思想和理论上的错误。他说：

我所以写出《论主观》那样一些谬误的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些年来，厌倦了马克思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怎么办呢?找来找去，找到一句“主观对客观的反作用”。这一下好了，有“理论根据了”。于是把这个“主观”当作我的“个性解放”的代号，大做其文章……

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文章，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语，肯定舒芜的检讨，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然而胡风没有理会。

这一年，文艺界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在个别问题上作了一些检讨，但不承认在根本问题上有错误。于是由林默涵和何其芳执笔，分别写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先后发表在1953年《文艺报》第2期和第3期上。两篇文章都认为胡风文艺思想是“根本性质的错误”，它“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有些省市的报纸也转载了林、何的文章。这就引出了胡风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

“三十万言意见书”

胡风感觉到了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份量，他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说，“在我的理解上，问题带有极严重的性质，处理的态度如果有一点急躁的情绪，都会带来危害性的结果。”他没有公开反驳。1954年，他借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于3月21日至4月30日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于6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两部分合起来，以《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于同年7月送交中共中央。《报告》约30万字，通称为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

在《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中，胡风引出林默涵文章中的三个基本论断和三个批判他的原则性的结论，一一加以辩驳。这三个基本论断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创作方法和世界观不可能分裂而只能是一元的”。

“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怎样的现实主义都是有阶级性的”，胡风“始终离开阶级的观点，看不到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的阶级性”。

三个原则性的结论是：

胡风的错误是“看不到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

胡风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

胡风“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的原则”。

然后胡风又对争论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论辩。这几个问题是：一、关于生活或生活实践；二、关于思想改造；三、关于民族形式；四、关于“题材”。

“五把理论刀子”

胡风在《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中提出了论争的“关键在哪里？”的问题，他认为，关键问题是几年来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变本加厉，是“更加集中力量运用组织形式”和“作为统治武器的主观主义”没有受到清算。在这里，他得出所谓“五把理论刀子”的问题。这是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也是遭到最严厉批评的论点，所以有必要把《意见书》中的这几段话摘引如下：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影子……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问题提得十分尖锐，字里行间透露着愤慨。语言难免有些过激，但不带偏见的人们还是可以发现这些意见的现实针对性，和它背后蕴含的相当成份的真理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成见，这些尖锐意见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五把理论刀子”本来是文艺理论家和诗人的一种形象化的比喻，被简单化为胡风指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五把刀子”。

1954年10月，发生了《红楼梦》研究问题，10月底至12月初，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负责人，说《文艺报》编者向资产阶级投降，以贵族老爷态度对待“小人物”，压制新生力量。

胡风本来对《文艺报》就很反感，他认为这是批评《文艺报》的好机会。他作为文联委员和作协理事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指责《文艺报》对阿垄、路翎、鲁藜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胡风在发言中还点名批评了十多个文艺界的负责人。路翎也在会上发了言，认为对他的批评是“宗派和军阀统治”，可是胡风的发言，却引起许多人的愤慨，认为他是借批评《文艺报》之机发泄私愤。11月25日，文联作协主席团第6次扩大会议上，就有人在发言中反驳胡风。

12月8日，第8次扩大会议，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告一段落，转入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这次会上，周扬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专门有一节讲“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会上，报纸上一面发表周扬的发言，一面发表胡风的发言。实际上在开展批评胡适的思想的同时，在文艺界开始了对胡风的公开批判。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因此，在批评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必须进行彻底批判，肃清他的影响。报告建议公布胡风送交党中央的《意见书》。

1月26日，党中央在中宣部的报告上批示说，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大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工作来看待。党中央将胡风的《意见书》交中国作协主席团处理。作协主席团将胡风的《意见书》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2、3期合刊附发。

各级党委根据中央指示作了批判胡风思想的部署。各地都分别召开作家、文艺工作者、大专学校有关教师座谈会和讨论会。从1月至4月，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其中最有权威性的是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文章认为胡风在《意见书》中所说的“五把‘理论刀子”，是胡风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

所谓“反革命集团”

案件的始末

从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到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虽然政治斗争的气氛愈来愈浓厚，但毕竟还是局限于思想理论的范围，还是以理论武器对理论对象的批判，而且一些负责同志的文章对胡风政治上的表现是肯定的。如林默涵说：“胡风曾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艺活动，在政治上他站在进步方面，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这方面，胡风有他的贡献。”何其芳也说：“胡风同志是很早就参加革命文艺活动的文艺工作者，他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立场，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中，对胡风的“胡风派”作家有批评也有所肯定。他说：“我们与胡风先生等在文艺思想上的基本分歧，并不等于否认胡风先生、阿垄先生、路翎先生在文艺事业上的功绩。同时，胡风先生和路翎先生在大会上所发表的意见也有一些是好的，值得重视的。”但是，到了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所谓《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5月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于是胡风问题的性质就起了根本的变化。

第一批的材料是舒芜交出的从1943年到1950年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的内容摘编。舒芜在材料前面，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胡风的活动作了这样的结论：

胡风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之下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抑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共文艺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

他把有关材料分为四类：一，胡风一贯反对和抑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二，胡风一贯反对和抑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三，胡风为了以上两个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狂妄的个人野心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胡风一切活动的思想基础。

舒芜还给信加了注释和说明，指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胡风把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称为“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号召他的集团中的人要“费点力气”把他从根本上“动摇”；胡风把斗争矛头指向文艺运动的领导，鼓动他的集团成员“与阵地共存亡”；胡风要“以天下为己任”，轻视人民，轻视共产党，妄想以他个人和他的集团的面貌来改造党所领导的文学队伍。舒芜说，胡风的信，使人强烈地感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

舒芜的说明，虽然还限制在文艺思想、文艺活动方面，但胡风和他的“宗派集团”的“反共、反革命”的性质已经确定无疑了。

《人民日报》还将胡风的一篇《我的自我批评》与第一批材料同时发表。《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像舒芜那样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且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编者按语最后说：“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第二、第三批材料是根据胡风和他的“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135封信（第二批68封、第三批67封）摘编的。

第二批材料分为三部分：

第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

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中共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报等反革命活动；

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这批材料除分类标题和注解以外，还加了四大段《人民日报》编者按。其中有一段按语说：

（胡风这批人）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这就给胡风等人的问题性质、集团成员的政治成分、他们的政治目的，都作了极为严重的定论。

第三批材料分为5个部分，除了分类标题、词语注解，还加了18段“编者按”，进一步断定胡风等人“同国民党特务早有联系”，“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制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计划，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

第二、第三批材料中的许多“编者按”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6月15日《人民日报》将三批材料汇编成册，并将第一、二批材料中的“反党集团”字样一律改为“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为这书写了《序言》。这本书当时印了7，629，000册。这篇《序言》和8段“按语”被选编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内。

三批材料的公布，人们大为震惊，于是开展了一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一场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对于胡风，已经不是文艺思想的批判，而是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了。

《人民日报》从5月18日开始到7月初，每天都以半版或一版（多至4版）的篇幅发表“揭露”和批判文章，几乎所有文艺界的著名人士、老作家、艺术家、电影、京剧和地方剧的著名演员、社会科学家、教育家、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全国劳模，以及其他各界的知名人士都发表了文章，还有解放军战士、工人、工商界人士、大学生、医生等联名写的声讨信。《人民日报》的专栏标题，先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继而改为“揭露和谴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后又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改为“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步一步地升级。再看看那些知名人士写的文章的题目：《这是个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不是作家，是阴谋家》、《胡风是最阴险的阶级敌人》、《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披着人皮的豺狼》、《胡风，你的主子是谁?》、《胡风是蒋介石的忠臣孝子》、《胡风是人民的死敌》、《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讨伐胡风》、《严惩胡风》……仅一个半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二三百篇文章。同时，全国各地的所有报刊一齐声讨，真所谓是一场“暴风骤雨”。

1955年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梅志（胡风夫人）也同时被捕。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决定凡是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平反后，从1980年到1985年的5年中，“他病了，他写，他写，他病；他病，他又写，一直到他的身子和他的笔一起倒下。”1985年6月8日，这位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因病逝世。终年83岁。他在最后5年中，“给我们写了几十万字，这里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有的只是一篇历史的证言。一场悲剧终幕了，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历史的悲剧……”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通知》指出，1980年9月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对胡风同志文艺思想等方面的问题，当时还未来得及仔细复查研究”，以致“仍旧用了过去的一些提法”。《通知》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平反：一、说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二、说“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抑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三、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经复查，这三个问题都应从1980年9月的《通知》内撤销。

（责编 郝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