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花

谈判前的较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大地上只剩下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武装力量，国共关系如何发展，引起国内外关注。

8月14日，蒋介石给延安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电令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联络参谋，当面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

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下，这个电报不过出于两项目的：一个是借口毛泽东不去重庆，将战争责任嫁祸于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去谈判就给予共产党几个部长席位，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而后予以消灭；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以便调兵抢占沦陷区地盘。

8月16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同日，毛泽东接见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当面说：“……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蒋介石得电后更加来劲。红军时期蒋介石就在江西悬赏征集毛泽东的人头，现在毛泽东肯定不敢上门送头！

8月20日，蒋介石又发一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毛泽东于8月22日回电：“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当天又接见周励武、罗伯伦，告以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同志去重庆。

周励武、罗伯伦这几天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动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二人给重庆发去密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谈判。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情报。认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蒋介石根本不作任何和谈准备，调兵遣将，抢夺东北、华北地盘。

发出两封复电之后，8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国内形势。毛泽东认为：当前内战的危险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泽东决定亲自出去，还形象地说，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毛泽东还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泽东、周恩来不在时书记处仍有5人开会。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充分考虑到此行的危险。

第二天，中共大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同时离开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备战。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蒋介石假戏真唱，锣鼓喧天，3封邀请电报在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发，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蒋介石的和谈善意传遍中外，美国、苏联呼吁中国和平，国内的中间派也心思大动，各界纷纷劝说毛泽东成行，把和平的皮球踢到了延安。

延安慎重应对。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判断形势：“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又分析了第二种可能：“如果国民党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幕后的情报战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到达重庆，重庆的蒋介石倒弄了个手忙脚乱。料定毛泽东不来才“演戏”，却没有准备“台词”，而中共却拿出早已拟就的整套方案，于是蒋介石提议的国共和谈，却按毛泽东的方案推演。

造成蒋介石这种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的那封电报。蒋介石接到密电，以为得到共产党的内部情报，断定毛泽东不来。殊不知，这封电报也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当，于是给了蒋介石一个突然袭击。

通过情报手段，掌握对手的真实企图，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这次政治斗争的巨大成功，又是情报工作为制定战略方针服务的一个杰出范例。

原来，抗战初期国共达成合作，国民党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派驻联络参谋，从1938年起，3个联络参谋分驻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驻一二○师的陈宏谟比较老实，见共产党真心抗战，还给贺龙部队送了20挺机枪，后来被国民党撤回。驻一一五师的李克定是个职业特务，收买师部译电员，被驱逐回去。还有一个周励武本是中共叛徒，路经延安还发展一个被服厂的工人去西安，发出的密信被我方查获。

这3个参谋都由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直接指挥，主要任务不是帮助共产党部队抗日，而是搞情报。

1939年冬天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不许这3人再去部队，于是，这3个联络参谋就长期留在了延安，住在边区政府的交际处。他们经常与延安的国民党机关、邮局、电报局联系，是国民党在延安的公开情报官。

1943年，军令部新任命的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驻一二○师联络参谋郭仲容骑着毛驴来到延安。少将级别的徐佛观是陈诚的密友，不时痛骂孔祥熙贪污，摆出进步分子的架式。郭仲容是罗瑞卿的中学同学，开口就能大段背诵中共文章，显出不凡的政治知识。两个联络参谋在延安得到很高礼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时常接见宴请，他们也认真研读中共整风文件，时常向重庆报告延安动态。出入延安，是国民党特务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徐佛观回重庆述职时，总是被戴笠特意请到军统上课。

交际处的职能是接待外来高级宾客，做统战和外交工作，现在又加上几个明码标签的特务，实在紧张。于是，保安处上来协作。边保特意安排王再天担任交际处的秘书，真实身份只有金城一人知道。外面还有我方边保部门的便衣队协助。

便衣队是个连边保机关都不知道的秘密侦察小组，对外称南关工作队，百把人分布在延安各机关、单位以至社会上。便衣队的队长是山西灵丘人刘坚夫，支部书记是王林，王再天也是这个支部的委员。

刘坚夫先是在军委锄奸部工作，1942年到中社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留在中央社会部二室当科员。中社部在延安办了个西北旅社，就便掌握外来旅客的动向。后来，刘坚夫又调到边保的便衣队，接替赵苍璧任队长。刘坚夫历经党中央、军队、政府三个情报、保卫系统，协调工作十分方便。刘坚夫原本在南门外掌握几个旅店，现在又到交际处行政科任科员，就地开展工作。

王再天以交际处秘书的身份，刘坚夫以行政科员的身份，两个侦察干部蹲在交际处内部工作还怕不够，又安排杨黄霖担任招待科指导员，直接领导十几个服务员，借用工作之便就地监视3名联络参谋。3人外出时，就由王林布置便衣队跟踪盯梢。

杨黄霖出自江苏淮安的大户家庭，母亲肖禹、堂兄杨述、大哥杨道生都是共产党员。杨黄霖到延安后在陕北公学读书，被谭政文选入边保的七里铺一期侦察情报干部培训班，毕业后，曾奉命跟踪一个日本特务，完成任务后，又被选调到中社部的老三班学习。

保卫干部杨黄霖公开就任交际处招待科的指导员，从边保挑选了十几个精干的侦察员，公开担任招待员。多重眼线密布，国民党联络参谋的一言一行都纳入我方边保人员的掌握之中。

驻扎在生活俭朴的延安，对于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来说实在是个苦差使。1943年7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边区战事一触即发。徐佛观、郭仲容害怕成为人质，坚决要求调回，而叶剑英参谋长却极力挽留。1944年5月，军令部才派周励武和罗伯伦来接替。

周励武一心搞情报，以期早日调回重庆升官。见服务员王荣棠年纪小，就设计引诱。外出时，周励武故意把一枚金戒子丢在地上，想等小王捡拾之后再抓他的把柄。小王是我方边保布置的力量，哪会贪图他的金戒子，第一次捡起来放在桌上，第二次见他又“丢”，就向组织汇报。这就引起了便衣队对他的高度警惕。

1944年下半年，交际处的客人很多，有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胡仁奎、燕京大学英国籍教授林迈可、朝鲜人士金斗奉等人。延安师范的女生关淑珍到交际处照顾胡仁奎的孩子，也顺便照顾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在延安找不到浪荡的场所，就盯上年轻的关淑珍，多次挑逗。关淑珍将这个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一天，周励武趁屋里没人，动手动脚，被关淑珍打了两个耳光。众人围观之中，关淑珍当场揭露，周励武只得低头道歉。还是金城出面帮他劝说了关淑珍。这以后，周励武的态度就软多了。

杨黄霖通过服务员持续侦察其秘密活动，发现这两人经常偷偷发报。负责技术侦察的七科把设备隐藏在杨黄霖的窑洞里面，就地监听。可是，这两个联络参谋使用的密码极其独特，边保和中社部的内线也没有掌握。边保部门尝试破译密码始终没有成功，又试图搞到密码本。可是，这两人警惕性很高，外出总把密码本随身携带，边保人员无法得手。杨黄霖同金城商议，还是要从外围工作着手。两人反复教育服务人员，要改善对联络参谋的“招待”。

驻扎延安，对于过惯享乐日子的联络参谋，确实是个苦差使。可是近来，这日子慢慢有所改变。伙食越来越好，粗粮细做，还不时有肉。服务员每天打扫房间，还帮助晒被褥。更有兴味的是，延安的舞会也来邀请自己参加。看来共产党真的把自己当友军看待了?两个联络参谋心情逐渐放松，不禁自嘲：出去跳舞，兜里还揣着厚厚的密码本、硬硬的钥匙，有些不雅。

细心的服务员发现，出门跳舞看戏的联络参谋衣兜瘪了。再观察，他们出门前总是把密码本锁在箱子里。杨黄霖布置再找钥匙。

服务员在晒被子时发现，这两人外出时总把钥匙压在被子下面。杨黄霖又练习开锁技巧。

为了调走两个联络参谋，交际处特意邀请两人去郊外的杜甫川游玩。联络参谋一出门，我方边保侦察员立刻进屋，杨黄霖利索地打开铜锁，从箱子里找出密码本。

此时的延安，不要说没有复印机，连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码只得用笔抄。反正沿途都有我方边保的秘哨，一站一站像烽火台一样把联络参谋的行止通报交际处。杨黄霖布置招待员小心侍候，回家越晚越好。两个参谋来到这风景秀丽的去处，身边还有装满吃喝的担子伺候，未免流连忘返。

就是这样还抄不完，又得在联络参谋回来之前恢复原貌。好在有高级领导配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出面，邀请他们赴宴看戏，两个联络参谋高高兴兴打牙祭去了。

这边立刻开锁，开抄。怕时间来不及，又找了几个通讯专家，其中一人就是黄彬。

黄彬是陕北榆林吴堡人，1938年到延安，在教育厅工作，被边保情报科长王凡选中，到七里铺三期受训，毕业后就在便衣队工作，跟着队长赵苍璧学盯梢。边保部门打算设立电台，又调年轻的黄彬去军委三局学习报务。从王诤办的通讯学校十五期毕业后，黄彬就成了老师，在边保办了两期训练班，一期学习报务，由黄彬主讲；一期学习机要，请中央机要科李质忠教授。之后，黄彬就担任驻电讯局的邮电检查员，专门检查国民党的来往电报。国民党在延安的邮电局、电讯局都安插了特务，边保人员发现之后并不驱逐，而是积极争取。电讯局的王乐是中统特务，却把密码悄悄交给黄彬，积极配合边保工作。但是，掌握中统密码的黄彬，还是未能侦破联络参谋的密码，而国民党中央最为信任这两个联络参谋，重要机密大多通过这两人的密电传送。

盼望已久的联络参谋密码，今天就放在手边。黄彬十分兴奋，抄写的时候手都发抖。可密码太长，一次抄不完，又要及时恢复原样，下次再抄。这样搞了3次，终于抄到了全部密码。

联络参谋与重庆电报往来，有些通过延安电讯局，边保部门在电讯局中安排的情报力量把电报稿子秘密抄下来送到边保机要处，机要处就按照手头的密码全部破译。

从此，延安就掌握了国民党联络参谋与重庆的全部秘密通讯情报，真是知己知彼。

本想假戏真做，不承想反被对方导演。国民党派驻延安的两个职业特务，让蒋介石成了“丑角”。

表面被动回避，突然间登台亮相。共产党情报人员不动声色，助毛泽东大胆“出演”。

国共谈判，由于国民党缺乏事先准备，只能按照共产党的方案讨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速记员的沈安娜，又逐日把国民党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通报中共中央代表团。毛泽东赞道：“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看透对手底牌的周恩来，就这样掌握了国共谈判的主动权。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安全地离开重庆，飞返延安。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