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5年秋天，我在创作上遇到了一点麻烦。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初稿完成后，交给了上海一家出版社。他们审读后发来电报，邀我立即去上海谈意见。编辑，编辑部的主任、副主任一起和我谈，肯定了初稿，又提出三条意见，要我尽快把稿子改出来。这部长篇，后来出版时的内容说明是这样写的：“描写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塞上古城某动力机厂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等技术人员，围绕科学实验、生活理想、爱情和家庭所展开的矛盾冲突，再现了丰富多彩的工厂生活，展示了工程技术队伍的成长壮大，表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出版社的三条意见是：没有突出阶级斗争；作品主人公不能是知识分子，应是工人；党委书记是个投降派人物，不能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出版社要求我尽快把作品修改出来。

我一时愣住了。创作这部作品，我的本意是在生产实践中要强调科学精神，要按规律办事，违反规律要受到惩罚；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的作用；党委要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如果按照三点意见来修改，这部作品将面目全非，完全违反了我的创作初衷，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但出版社的热情很高，嘱我抓紧时间修改，说作品题材很好，只要在三个方面“扭一扭”就行。我说回去考虑考虑。回来又能考虑出什么结果呢？一个作家应该写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所信，他不能说违心的话，不能先欺骗自己再去欺骗读者。

我遇到麻烦了。修改无法进行，出版社不时来电报催问修改进展如何。

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去煤矿参加第二期“四清”，一星期后就要到太原西山矿务局白家庄矿第一期“四清”点上集训。接到通知的当天，我就给出版社发去电报，说组织上安排我去煤矿参加一年“四清”，小说不能修改了。他们回了个电报表示遗憾，只能等“四清”结束后进行修改了。

我如逢“大赦”。一星期后到了西山矿务局，集训一个月后进点到了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煤矿，分配到“九八五”工程队搞“社会主义教育”。“九八五”工程队队长是全国劳模张万福。1964年底在四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和刘少奇同志握手，新华社发了照片。大同市委十分重视，成立以市委副书记为组长的市、局、矿三级工作组，到“九八五”队指导帮助工作。我到这个队来搞“四清”，任务和别的队有所不同，是为了把这面红旗举得更高。后来又担任了十七号井的工程掘进区工作队的副队长，工作范围就大了许多。十七号井是低煤层工作面，采高只有70公分，四个采煤队在这里工作。沿着很陡的斜坡蹬着石级下井，钻进不到一米高的巷道，走几百米才到工作面。工人们躺在地上打眼装煤，条件十分艰苦。我们每周参加一天劳动，和工人一起作业。在劳动中和工人成了朋友，也经受了淬炼。与其说我到煤矿来搞“社会主义教育”，不如说是来受教育的。工人在地层深处的艰苦劳动，他们的真诚质朴和苦难的过去使我特别动情。我以后的创作几乎全是煤矿题材，有些读者包括评论家还以为我就是矿工出身。

长篇修改的事已完全搁下，麻烦过去了。

二

1966年8月，永定庄矿的“四清”进入收尾阶段，“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一日，忽然接到工作队办公室电话，要我回机关一趟。我说，手里的事正多，机关有什么急事吗？回答说不清楚，市里打电话通知的。

我当天就赶回市里。路上想，市文联（4年多前，我已从山西柴油机厂调大同市文联工作，任文联秘书长）人员少，可能要我回去参加运动。到了市委，见门口贴了张大字报——“勒令文艺黑线黑爪牙焦祖尧回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

当时机关已经成立了“造反”组织。因为人少，文联和报社联合成立了“文新造反总司令部”。我参加过两次学习，后来机关“造反派”杀向社会忙着“造反”，我也便被挂了起来。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是“当权派”吗？一个市级人民团体的秘书长，正科级干部，当什么权呢？不当权当然也就走不了“资”。不属于打倒之列。封一个“文艺黑线黑爪牙”的头衔也划不进“当权派”一类吧！我曾经请教过一位“造反派”，我的身份到底算什么呢？他说，你的职务带个“长”字，应该……应该划进当权派之列。他说得不很肯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认为我不属于“革命群众”。

我就这样被“靠边”了，他们有什么活动都不通知我，也没有来过问我的事，我被晾在一旁。每天还按时上下班。我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三四卷；翻阅记事本，回忆一年来在煤矿“四清”中的人和事，准备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

大同最早起来造反的学生组织“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就设在文联的楼上。一中的几位语文老师（其中有两位写文学评论）过去就认得，因为学校在市郊，平时难得一见；现在进了城，又在一幢楼上，便能常常见面。谈谈文艺界的事，也谈文学，谈创作，倒也并不在意“靠边站”的苦恼。他们也了解我，既无历史问题，作品也一贯塑造正面人物形象。一年前在上海《收获》上头条发表的短篇小说《时间》，上海曾举办过两次工人读者座谈会，《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报刊专文发表评论，其中一篇评论的题目就叫《为共产主义争时间》。个人历史没有问题，作品也没有问题，工作中也能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办事，老师们不怕和我交往。后来又认识了一些学生，慢慢也成了朋友（有些人至今还是我的朋友，而且成了挚友）。有书读，能思考，有朋友交流，虽然“靠边”，并不感到孤独。这样过了半年多时间。

1967年3月16日，大同开始夺权。夺权后“造反派”很快变成两派，即“3·16夺权好”派，和“3·16夺权糟”派。两派大搞派性，大打派仗。“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参加夺权的，而且名列夺权组织的前位，但他们反对掌权的“好派”，镇压另一方“糟派”，于是在掌权的“好派”里受到排挤，终于和几个观点相同的组织退出掌权的一方，成立了“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

1967年秋，“红总司”的一位老师和几位同学找我，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提出要解放干部，他们准备第一批解放大同市委、政府的5位领导干部，其中有大同市委副书记和愚。他们对和愚同志不熟悉，也不知道和愚藏身在什么地方，要求我帮他们打听一下，领他们见一见，因为解放干部先得和干部谈话。

我通过市委办公室的一位好友了解到，和愚同志住在公务员靳文珍家里。我找到靳文珍，说明了来意，小伙子把我和“红总司”的几位领到了家里。我对和书记说，“红总司”根据中央精神解放干部，他们要和你谈话。和愚点了点头，我便退了出来。

最终由于掌权派的抵制反对，这次“解放”没有成功。“好派”和“糟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武斗也逐步升级。“红总司”反对武斗，反对用掌握的权力镇压另一派，“好派”把这个组织划进了“糟派”。

一次上街，见云冈宾馆被人包围了。云冈宾馆是“糟派”的“据点”，“好派”要把它攻下来。有人把自行车橡胶里胎绑在水泥电线杆上，成了弹弓，两个人使劲把“弹弓”往后拉，碗口大的石块便飞到宾馆三楼顶上，砸那些“糟派”的守卫者。那场面叫人触目惊心。常常听到这样的消息：掌权的大联委下属组织抓人打人。诗人溪流也被抓去了，打得很惨。溪流是个复转军人，过去我和他在一个工厂工作，脸上成天挂着笑容，人又胖，人们叫他弥勒佛；只不过观点不同，便被抓去殴打。情势的发展实在令人担忧，我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神经衰弱更加严重了。医生开了假条，叫我休息。

1968年3月的一天，记得是星期日，一位好友跑到我家来（到市里工作后，家还一直在原来工作的工厂，离城有9公里），说市委组织部一位朋友叫他尽快转告我，大联委要在全市抓200人，其中有我，叫我快跑。

我是个“靠边站”的人，哪一派也不是，为什么要抓我呢？很可能是文联的一位造反派点的名。此人原本和我在一个工厂工作，也爱好文学，过从甚密，情同手足。后来他也要到文联工作，我又跑工厂跑组织人事部门，把他调了来。都知道我俩形同兄弟，他起来造我的反，表明他十分“革命”。现在他已经是大联委的宣传部长，成了掌权派的核心人物之一，点名抓个人是不费难的。

但我不想逃跑，我天真幼稚地认为他们没有理由抓我。家里人和朋友们都劝我快走，“造反派”抓人打人是不需要理由的，溪流已吃了大苦头，何必还要等着人家来抓去吃皮肉之苦？厂里几位文学作者执意要我赶快动身，说当天晚上就走，他们一人骑车带我，两人护送我去火车站。我说坐公共汽车走不行吗？他们说坐公共汽车只能到西门终点站，还要换车到火车站，有可能被人发现。我只能接受他们的安排。天刚擦黑我们就动身了。三位作者都是工人，其中的李书彬（笔名笑扬）很有才华，在省文联的刊物《火花》上发了几篇小说，已引起读者的注意，他一定要我坐在他的车上。看着他单薄的身影吃力地蹬着自行车，我落泪了。为了安全到达车站，他们决定不进市区，从城外绕道去车站。

晚上有一趟去北京的车，他们把我送上了火车，等车开动以后才回去。

第二天早晨车到北京，随即转乘去上海的车回老家常州。

在常州待了一个多月，实在待不下去了，想回大同。朋友常有信来，告诉我大同的情况。派仗越打越狠，武斗越来越凶，劝我不要回去。家里来信，妻子单位造反派多次要她跪在伟人像前接受“帮助”；岳母是退休教师，出身不好，街道上已多次批斗……妻子和岳母受到这样的待遇，当然都和我有关。

我在老家待不下去了，决定回大同。忽然接到朋友的信，说大同在4月20日发生了“抢枪事件”，对立两派手里都有了枪，武斗在升级，全市一片白色恐怖。朋友说他也准备逃离这个城市，叫我千万不能回去。

几天之后，我接到一封电报，电文是：抄家、通缉、火速归来！他们来真格的了！回老家之后，我曾给单位去了封信，说我因健康原因回常州老家休息一阵，并把医生开的假条附上。他们明明知道我在老家，却还要通缉我，通缉令四处张贴，目的就是要把我搞倒搞臭（1977年5月，山西省文艺工作室成立后，在侯家巷招待所召开文学创作会议，我报到时遇见西戎同志。他笑着说“黑爪牙”来了！当年通缉令曾贴到省文联胡同口，那时西戎、马烽等同志也进了“牛棚”，烧锅炉扫街。一次扫到胡同口，见到了我的通缉令，知道我也倒霉了。西戎说，当时他们还不敢直起腰来看通缉令，是弯着腰看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先印好了通缉令，然后去抄家，这都是我那位造反派好朋友的“杰作”。抄家就是他带的队。“文革”前他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客，有一点好吃的也要给他留着。那时他还未成家，来了总要抱抱孩子，还给孩子照相，孩子和这个叔叔也挺亲。这次他带人来抄家当然熟门熟路，把孩子吓得大哭。抄家的目标是抄我的日记。我从16岁起坚持记日记。历史上、工作和创作上都抓不到什么东西，但十多年几千天的日记中还抓不住点东西吗？日记写自己每天的所做所为所思所想，又不是给别人看的私密东西，鸡蛋里肯定能挑出骨头来！

日记虽是私密的东西，我也从没有想到要藏在什么地方，一直摆在书架上。“文革”开始破“四旧”，不少人家被抄，我也没把日记藏起来。他们抄家的目标清楚，不费劲就能拿到了我的全部日记，得胜而归，出门时又在单元门旁贴上一张“通缉令”。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被抄家，更没想到会被“通缉”。我准备返回大同，但哥哥不让走，说不回去他们还能到常州来抓你？

五天中来了三封电报，最后一封电报上说：“火速回来，否则将累及全家！”我立即叫侄儿骑车去买火车票，当天就要北上。哥哥看留不住我，问我要带点什么回去。我说就带大米，其他什么也不带了。那时在大同吃不上大米。

当天晚上，带了两大旅行包大米，足有百斤，侄儿把我送上了火车。第二天傍晚到北京，转上了去大同的火车。第三天早晨就到了大同，下了火车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单位。他们不是通缉我吗？我要知道被通缉的理由。办公室贴了封条，我只能在楼门口等他们。门口就贴着一张“通缉令”，“通缉令”有对开报纸大小，内容是我执行文艺黑线，文革中又要写小说控诉文化大革命等等；还印上照片，照片是我的毕业照，是从档案里找来的。

晚上八点多钟，我的“朋友”和他另一个“战友”来了。“朋友”竟然还和我握握手。我指着“通缉令”说，你们不是要我回来吗？他说回来了好，写个材料，把事情交代清楚就回家吧！我问是什么事情？他说，你是如何领着“红总司”的人去找市委走资派和愚的，和愚说了些什么？这件事又是如何策划的？我说，中央文革提出要解放干部，“红总司”的勤务员要我领着去找和愚，见到和愚后我就走了，他们怎么谈，谈什么我不知道。他说，你把这些交代清楚，包括你怎么知道和愚的藏身之处，写下来，写完了你就回家。说完给我扯了办公室的封条。我提了两旅行包大米进屋。“朋友”问我包里是什么，我说大米，他“唔”了一声，说：“写吧！写完了打电话告诉我们。”

我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已回到大同，在机关里写个材料，写完就能回家。妻子问我吃早饭没有，我说写完回家吃午饭吧！

这份材料不难写。解放干部是中央“战略部署”，事件的过程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无须藏着掖着。我很快就写完了。写完了就给他们打电话。“朋友”在电话中说，他们马上就回机关来取，让我等着。

窗外响起了汽车马达声，不一会儿，“朋友”就带着3个人进来，3个人手里都拿着“家伙”（手枪）。我把写完的东西交给他。他说，你不能回家了，走吧！我问去哪里？他说跟他们走。我指着两个旅行包说，这里还有东西。他说放这里吧，拿上铺盖和洗漱用具（我中午在办公室休息所用），带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跟我们走！（费了老大的劲拿回的两包大米从此也就没了下落）

只能跟着他们走了。往北约300米就是市政府大楼，进了楼，上三层，到一间大屋子门前，“朋友”才对我宣布：从现在起你被隔离审查，一切服从群众专政小组的安排。我就这样进了“牛棚”，被“群众专政”了。

这间大房间是原先市政府会议室，有100多平方米大小，墙四周已打了十多个地铺，一个挨着一个。东北角上已经有了我的铺位。我把铺盖放下，从门口沿着墙壁把房间扫视了一遍，发现关在这里的人多数我都认得，市长、副市长、市总工会主任、教育局长、劳动局长、市报社社长等，也有科级干部和群众，我旁边就是工会的一个文体干事，写过文艺评论，姓李，我认得；另一边是市计委的一个科长，姓高，见过，不熟。

我问工会的老李：你也进来了？多久啦？

老李又摇头又摆手，低声说，这里不准说话。这时看管的专政队员身影从门口闪过。

过了一阵儿，实在忍不住了，我又悄悄问老李：不让说话，这不要把人憋死吗？老李指指门外说，有话只能和他们说，关在这里的人不能说话。这时门外又闪过专政队员的身影。

我环顾屋里，见有人在看书（看的当然是“毛选”），有人在写什么（大概是交代检讨材料），有的人躺在铺上，脑袋枕着双手仰面看天花板……市长王文如就抱着脑袋在看天花板，不知为何他的脖子上包着一圈纱布，像围了条围脖。

有人忽然朝门外喊：报告，要上厕所！专政队员便立即出现在门口，喊了声“出来”，喊报告的人便出去。专政队员跟到厕所门口，等方便完再把他送回屋里。

我就这样开始了被“专政”的生活，失去了行动自由、说话自由。窗外，绿树红花与我无关，蓝天白云与我无关，柴米油盐酱醋茶与我无关。窗外的绿树红花蓝天白云也看不到了，窗上都钉上了木板，是为了防止有人跳楼逃跑或自杀。

心灵和身体都失去了自由，我无法接受囚徒般的生活。这就叫“群众专政”吗？

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晚上哪还能够睡着？12点多，旁边的老高被叫走了。不一会，就听到楼下传来凄厉的叫声，是老高在挨打。有人一边打一边喊：看你老实不老实，看你交代不交代？老高的惨叫声一阵高过一阵。

夜半万籁俱寂，空气传导声音的能力更强，拷打好像就在旁边的屋子里进行。

我突然想起，老高挨打可能是因为白天和我说话的关系，那么，他挨打之后就该轮到我了。

被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的老高，由两个专政队员架到门口扔下，老高慢慢爬到他的铺位上。完全和电影中看到的场面一样。

要轮到我了，不会放过我的。我做好了挨打的准备。

房角上用柜子隔了个小间，里边单独关了一个人，是“糟派”的一个头头老姚，他被叫出去了，叫出去“享受”老高那样的待遇。

后来才知道，老高挨打并非因为和我说话，而是因为和单独关着的老姚说话。

他们原本比较惯熟。老姚上厕所，老高也报告上厕所，他们站在小便池前低声说了两句话，无非是“关在这里的日子真不好过”之类。

老姚也被打了一顿，他性格比较内敛，没有多叫喊。

我通宵无眠。

第二天早晨，我和另一人被点名去打饭。一人提个白铁皮桶，一人拿了个笸箩，到食堂打回一桶粥，一笸箩玉米面窝头，还有点咸菜。和“革命群众”的区别是，我们不能吃白面馒头，只能吃粗粮窝头，午饭晚饭也没有荤菜，虽然是交同样的伙食费。生活很有规律：早饭后排着队被押着去卧虎湾修战备公路，下午学习和写交代材料，5点就吃饭，6点就被拉出去批斗。

这里关着市长、副市长、总工会主任（当时不叫主席，主席全国只有一个）、市计委主任和几个局的局长，市级领导被全市哪个系统哪个部门都可以拉去批斗；局级领导被有关部门拉出去批斗，只有我和老高、老李好像被人遗忘了。屋里灯光不强，看了一阵儿书眼睛发涩，便只能躺在铺上看天花板，等候被押走批斗的人回来后才能入睡。专政队队长的凉鞋底上掌了铁钉，当走廊的水泥地上响起刺耳的铁石撞击声时，我们全部都端坐在铺上。队长开始点名，点到谁谁就出去，门口已经有一块写着他名字、名字上打了××的铁皮板等着，把铁皮板上的铁丝挂在脖子上，便有人押着往楼下走。楼下有卡车等着，先游街，再进批斗会场。有一天晚上10点多他们才被押回来。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弯腰站了几个小时，年轻人也会受不了的，他们一个个疲惫颓丧、神情痛苦。工会主任的额上还有一条长长的血痕，第二天劳动时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铁丝勒着脖子，还要弯腰，实在受不了，他就索性把腰弯下去，让铁丝上坠着的铁皮牌子搁在地上，铁丝上没分量，脖子就不痛了。“造反派”发现后，过来就按着他脑袋往铁皮牌上磕，喊着“让你舒服，让你舒服”，额上就磕出血了。主任还调侃说，什么也逃不过“造反派”的“火眼金睛”，你们几个不用受这洋罪，够幸福的啦！

这日子什么时候结束？我的“朋友”把我关在那儿以后，就不管我了，也没有别人来找我。他忙得很，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当时，市里党群系统还没有设置把人关起来的“牛棚”，我是被政府系统的“专政”机构代管的。我请求看管的人，通知文联来人来处理我的事，不能把我扔在这里不管。提过两次请求都不顶事，回答是让我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检查交代自己的罪行。我要他们来就是为了弄清自己有什么“罪行”，弄不清我怎么认罪？除了我，这里关押着的人的家都在市里，每星期家属可以送一次东西，换洗和添加的衣服、纸烟等。我家里不知道我身处何地，自从回大同那天和妻子通电话，告知我已回来，写个材料就很快回家，再没能有任何联系。我的朋友不通知她，她连我的生死存亡都不知道，还送什么东西！

9月下旬，大同的气温已降到10度左右。记得我学校毕业从南方分配来大同时，是9月13日，一下火车，在站台上就见有人穿光板老羊皮袄，因为从未见人穿这种衣服，一时颇为惊奇，印象也特别深刻。现在我还穿着单衣，在室内如此，被押着去修路也是如此。有太阳还好，碰上阴天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就只能拼命干活。劳动量大了越发会饿，主食仍是每人两块丝糕，或两个窝头，都是用玉米面做的，蔬菜里又没有多少油水，经常饥肠辘辘。

一次劳动时，邻铺老李问我：你穿这么点衣服怎么能行？家里不给你送东西？我说家里不知道我关在这里。他说要让他们通知你家里。我说早要求他们通知了，可他们说这是单位的事，他们不管，单位的人又见不着。老李也说不出办法了。我说我见人吃过鸡蛋，鸡蛋是哪里来的？老李告诉了我一个秘密，并建议我不妨试试。原来在这批被专政的人里，有一个人待遇比较特殊。他是市政府（当时叫市人委）的副秘书长，姓马，民主人士，已年近七旬；年轻时去过日本，所以被当作“日本特务”揪了出来。因为年岁已大，不出去修路，每天打扫厕所走廊，晚上可以回家。老马背脊佝偻，弯腰打扫时目不旁视，那模样使我想起了《红岩》中的“疯子”华子良。老马每天可以回家，老李就托他去家里捎点东西来；不仅老李，别人也有托他捎东西的，老马没有拒绝。我想鸡蛋应该就是这样吃到的。所以我决定接受老李的建议，第二天下午就付诸行动。

专政队员说厕所里的臭气熏人，规定老马必须一天两次打扫厕所，上午九点左右，下午三点左右。三点还不到，我便报告要上厕所。厕所一边是小便池，一边是一排蹲坑，蹲坑用木板分隔，每个坑位上都有门。

我推门蹲在一个坑位上。老马进来打扫了，一个坑位一个坑位清扫过来。扫到我那个坑位时，我将食指竖起贴在嘴唇上，做了一个不要声张的姿势，随即指指门口，老马摇摇头，表示门口没人。我招招手，叫他附耳过来。我悄声说，马大爷你也知道，我关在这里已经三个多月了，家里不知道我的下落，没人通知我家里。天这么冷我还穿着单衣，家里人肯定天天记挂我。我想请您回家时给我寄封信，让他们赶快给我送衣服来，我求您了马大爷。老马点点头。我连忙掏出信来，说地址写在背面，请他找个信封写上寄走，我给了他一角钱买邮票。

我等待着妻子来送衣服，真是盼星星盼月亮。

一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市内的信件应该两天就到，家里得知我的下落，肯定会马上赶来。这么说是信件丢了，还是被造反派扣压了呢？信上只是写了我在何处接受审查，一切都好，可勿牵挂；天气冷了，盼赶快送衣服来。

我被“专政”，妻子在工厂里也跟着挨整。信件肯定造反派会检查的。上面没有任何犯禁的话，这样的信件还要扣压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

气温没有回升，而是不断下降，我仍然穿着单衣出去劳动。实在无法忍受，我决定写第二封信。怕我妻子还是收不到，这次我把信寄给与我家相处不错的邻居，邻居不是“糟派”，这封信肯定能够收到。

还是下午三点来钟，我报告要上厕所。和上次一样，我蹲在坑上等老马来打扫。

老马来了，我悄声说上次的信发出去后没有消息，这次我把信寄给邻居，请他代我寄出，老马点头把信收起。

一个星期又过去了，还不见家里来人。难道邻居收信后不敢转交我妻子？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我决定写第三封信，这封信寄给我妻子的一个同学，他与我岳母还有点亲戚关系。

还是在厕所里把信交给了老马。老马没有拒绝。我真要感激涕零了。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如大旱之盼云霓，希望信息能得到反馈。

还是没有反应。三封信都是泥牛入海。

没办法，我又一次请求看管人员转告单位的“造反派”，请他们来处理我的事。把我关在这里，不问不闻，这算什么事？两天后得到回答，说他们太忙，暂时顾不上我的事，要我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不许乱说乱动。

我绝望了。坐等不是办法，我决定写第四封信。

市委组织部有我一位昝姓的朋友，是我在矿上搞“四清”结识的，两人相处甚深，3月份就是他得知抓人的消息通知我离开大同的。他是“好派”，有可能见到“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我在信里说了目前的处境，我说你是了解我的，从哪方面说我都不是专政对象，现在已被关了四个多月，家里不知道我的生死存亡，这样的天气还穿着单衣出去劳动，我已经支撑不住了。我请求市革委主要负责人关注此事，派人来处理我的问题……我请他务必去找一个市革委会的负责同志。

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日理万机，能顾得上过问我的问题？我真是天真得可以。

没想到这次却有了消息。

信还是在厕所里请老马寄出的，交给老马后第三天晚上，我被叫到了专政小组的办公室。组长铁着脸说，你们单位把你寄放在这里，我们才不来理会你呢！你就该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交代和检查自己的问题。你却一点也不老实，变着法儿和外边联系，妄想翻案，造反派能答应吗？我警告你，这样的事情再不允许发生了，否则后果自负！

老马代我寄信的事儿被发现了，这老汉要为我吃苦头了。我说我在这里已关了4个多月，现在还穿着单衣，请你们一定通知我家里，给我送衣服来。组长答应把我的要求转告单位，并再次警告我不许和外面联系。

我半宿没有睡着，想着老马，这么大年纪的人受我连累吃苦头，心里特别难受。

老马到底被他们怎么样了？如果挨了打，这么大年纪的人恐怕不能来打扫了。我急着想知道老马情况。去食堂打饭时，发现老马来了，还是低头走路，目不斜视，踩着碎步从身边走过，一个活脱脱的华子良形象。他显然没有挨打，与往日相比，身上没有什么异样。我松了口气。我想，这件事我是缘起的始作俑者，他们除了把我叫去训斥警告，也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老马是“从犯”，不会对他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了，可见他们还有点“人道”。

早饭后我放心地上了工地。

那天的活儿，是从一处取土，拉到战备公路的路基上。我和市长一组，他拉车，我推车。干到午前，市长问我饿不？我说饿。市长说，来一盘过油肉多好！市长是个风趣的人，现时也乐观不起来。他说，只有出去后才能吃上过油肉了，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呢？这么一把年纪，出去后也干不成什么了；你还年轻，日子还长。我说只希望能按内部矛盾处理，将来还能写东西。市长说应该不成问题，你还算不上当权派。

刚进来的时候，曾见市长脖子上裹了一圈纱布，后来才知道他自杀过两次，一次割脚踝上的动脉，一次割脖子，都被人发现了。起因还是因为解放干部，他是另一派计划解放的干部之一。大联委下面的一个组织上门找他，要他交代找他谈话的是谁，来说了些什么，他们是怎么部署的……市长说他是当权派，群众可以揭发他的错误，他却不能揭发群众。于是造反派就“帮助”他，怎么“帮助”也不改口，“帮助”就不断升级。他实在受不了，就想采取用一次痛苦永远结束痛苦的办法，但两次都没成功，就被送到这里来加以“保护”。市长被“专政”后，他妻子也被隔离，最小的孩子只能回五台老家，老家也没人照管，一次上树掏鸟窝，被高压电打死了（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文革”后市长重新工作，到省公安厅当副厅长兼省劳改局局长。我每次去省里出差都要去看他）。

10月下旬，我被“专政小组”人员押送到另一个地方，原来市里党群口也有了“牛棚”，就在我们办公楼旁边的那幢楼上，“文革”前市计委经委等机构在此办公。

一间间办公室就是“牛棚”，每室住四个人，市委等党群部门的头头大都关在这里。和我一室的有市委一个副书记、统战部长和一位组织部副部长。走廊里有人看守，上厕所不用报告，而且在屋里可以说话，环境显然比那边要宽松些。窗上同样钉着木板，电灯灯线很短，伸手是够不到的，这些同样是从安全出发。同样上午劳动，下午学习、写交代材料或接受批斗。

我又向看管人员提出了通知家属送衣服的要求。

这次有了结果，第二天衣服就送来了。我身上暖和心里也暖和了，家里总算知道了我的下落，知道我还活着，这就好了。但谁送衣服来的我没有看着。

三

这边的看管人员，不似那边的凶神恶煞。出去劳动，我们排着队走，他们就随队走在一起，不带什么家伙。那边的看管人员是背着枪押解我们去工地，有位市工会的部长，也在专政小组里，他尽责尽心，总是端着枪走在旁边，枪口还要对着我们，就像电影上押解俘虏那样。到了工地，别人把枪放下，在一旁抽烟聊天，他还要端着枪监督我们劳动，十分辛苦。其实，他不端着枪在旁边监督，我们也不会偷懒耍奸，因为修的是战备公路。

没几天，批斗市委分管宣传文化的副书记，我被勒令陪斗。被陪斗的还有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的头头，按职务大小，在副书记身旁两边一字儿排开，我敬陪末座。在“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震耳口号声中，我们被造反派按着脑袋接受批判。批判都冲着副书记，一件件细数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包括市报报头旁边的“语录”字号为什么只用三号楷体不用二号黑体，既然分管宣传当然要管报纸，报纸上的问题当然也是你副书记的问题。

我那位“朋友”是主持批斗会的。那天竟没有扯到文联的事情，我也只是低着头听，用不着表什么态。

已进入“斗批改”阶段，当然不会放过我的。

那天有点感冒，发烧还有点恶心，却通知我下午大会上接受批斗。

第一次“刺刀见红”，气势上要震慑住我，一到现场就被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包围住，打倒打倒打倒……

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身体摇晃起来。

“不要装蒜！老实交代接受批判！”前排有人把一杯水泼在我脸上。

我脸色如白纸，晕倒了。

市委医务室的一位姓董的大夫来了，给我打针，掰开嘴把药送进去。董大夫证明我身体确是不适，上会前还发着烧。我心里明白，身体不适是原因之一，还是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之故。

一杯水泼在我脸上，大家都看见了。1982年，我已经调到省文联，大同搞“清查”，文化系统曾派来两个人外调，说有群众揭发，一次批斗时某某某曾把一杯开水泼在我脸上，可有此事？我说有，是热水，不是开水，如果是开水，我的脸上会烫坏的，据说某某某得知后甚为感动，如果我说是开水那就是开水了。这是后话。

两天以后我又被押到了批斗会场。这次批斗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全部是我日记中的片言只语。他们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往我脸上泼水的那位，是文联机关的造反派骨干。他说：“我们放下其他事情，集中了十多天时间，拜读了你的黑日记，发现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必须要和你清算，肃清流毒！”我的“朋友”也说：“纵观你十多年来的日记，你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贯的，你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是一贯的，现在是到揭发清算的时候了！你必须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我们还想挽救你，你不要企图蒙混过关，自绝于党和人民！”

日记记载了我十多年工作生活思想感情的足迹，有我大量追求进步讴歌新生活的感情抒发，也有对一些生活现象的评判，却绝无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一点我心里十分清楚。再说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从未对谁披露过，怎么去肃清“流毒”？

“不把你的罪行端出来你是不会低头的。”我的“朋友”说，“你反对伟大的工人阶级，听听你是怎么说的：1961年5月11日，‘从试验站出来，经过加工车间，见墙上贴了不少大字报，原因是最近正在开展反对三股歪风运动（三股歪风即投机、赌博、偷盗），工人们写了些大字报互相揭发。大字报中一些事实不堪听闻，看到这里感慨颇多。工人并不是完人。你说大字报上的事实不堪听闻，说工人不是完人，这不是对工人阶级的污蔑吗？你说‘感慨颇多，有些感慨还没有说出来吧？因为这些感慨更加恶毒，更加见不得天日。污蔑和反对工人阶级，就是为资产阶级张目，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用心何其毒也！”

他振臂呼喊“打倒”的口号，下边也紧跟着“打倒”“打倒”。

有人喊：老老实实交代你攻击和反对工人阶级的罪行！

我说我没有污蔑和反对工人阶级，我的作品是歌颂工人阶级的。

我说话时抬起头来，这也不被允许。有人喊不许抬头，你的歌颂是装点门面，骨子里是反对。你执行的是文艺黑线，文艺黑线是资产阶级的，是工人阶级的死对头！……

事实上，那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文革”以后，日记又返还给了我）：“看到这时感慨颇多。我不由得联想起试验站内的雄伟场景。工人不是完人，如果他们能真正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每天的劳动是多么雄伟和庄严的话，也许这些瑕疵就不会在身上出现了。而作家艺术家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使命，不正是为了使他们意识‘这些！列宁说过，崇拜工人的自发运动等于取消党的领导。正因为如此，教育工人特别是新工人，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从这里我又联想到，我不能离开工厂，我的笔下应该多塑造工人的形象。”

第二天的批斗会上，又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在1969年7月12日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段文字：“下午简直写不下去，人很烦躁，倚在窗口，看见有个老汉在锄草。他光赤着上身，弓着腰，花白头发，背上晒得漆黑，肩胛瘦得耸起来……我忽然想起了阿兴。”

阿兴早年在孙传芳的部队里当兵，军阀混战孙传芳战败后，他就流落到附近一个村上的大户人家帮工。他老家在四川，家里还有没有亲人也不知道了。我祖父往常在外边为人家修宗谱，那家大户不用他了，他就来给祖父挑书箱。后来祖父去世了，他就在我家待下去，一待待了20多年，成了我们家庭中的一员。他特别喜欢孩子，我小时候总是他带着到河里耍水。我对他有一种祖孙般的感情。那天的日记上接着说：“阿兴已经长眠在地下两年了，我还没来得及给他快乐，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凝视着河边锄草的老汉，我的眼睛湿润了。于是我想起自己为什么要活着……”是一时冲动，感情是真实的。1957年6月9日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妹妹来信说阿兴去世了，下午闷头工作，可是阿兴的影子时刻清晰地在眼前浮现。往事历历在目，想起他的宽厚善良，想起他临终时我不能在他身边守护，而对他给予过我的无边无际的爱抚还未酬报万一的时候，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来龙去脉都很清楚，却被上纲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大暴露”，“是猫哭老鼠假慈悲”。

我知道任何说明解释都只会被斥之为“态度不老实”“不肯低头认罪”。这些天勒令我们必须学习“毛选”四卷上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就是让我们不要“顽抗”，只有低头认罪才有出路的意思。

他们每天上午准备发言材料（准备“子弹”），下午批斗。

日记上说，女儿一周岁了，长得十分可爱，作为爸爸我感到幸福。

这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这个问题可以批二分之一半天。

我喜欢音乐，一次听李斯特的一首钢琴曲后说，“钢琴和牛奶面包一样，外来的东西也有好东西。”

这是“资产阶级洋权哲学”，批个二分之一半天不算长。

1959年3月18日，在外地出差，逛了回旧书店。日记上说：“去旧书店买了一包书，其中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胡适批判论文集》、《苏联通史》、《捷克·伦敦传》、《曼殊大师小说集》、《魔沼》（乔治·桑）等。旧书真的比牛奶面包还吸引人！”

旧书不是“四旧”吗？把“四旧”看成牛奶面包，这是什么思想感情？这是什么立场？

这时的牛奶面包又成了好东西了。

可以上纲上线的也不难找到。1958年底的一天日记上说：“下午去买煤，煤场上没有煤了，只有从煤中拣出的矸石弃在一旁。”1959年春节前几天，日记上说：“今年的春节该如何过呢？鱼、肉、花生糖果都没有。春节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很多好节目，用它来过年吧！”

明目张胆攻击大跃进，诋毁三面红旗！白纸黑字岂容抵赖？

确实是白纸黑字，我十多本日记百万多字中，大量追求进步、发自内心赞颂新社会新生活、反思自己的缺点错误的记录也是白纸黑字，现在都不存在了！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1958年，我的“朋友”送了我一本“文艺日记”，有不少著名作家画家和名著封面的图片插页，我挺喜欢。日记本的扉页上，朋友题词是“良师相见恨晚，益友相逢嫌迟”。我当然算不得什么“良师益友”，但我珍惜他那份情谊。他当时也绝对不会想到，10年以后他会用他赠与我的日记本上的文字来整我。“文革”结束后，专案组把日记本发还给我，那本“文艺日记”还在，只是有他题词的那张扉页被撕去了，撕这张纸的当然不会是别人。

批斗了十来天，批不出来东西，就把我搁下。他们需要忙的事情很多。

临近春节，妻子被通知可以来看我，还可以送一点吃的东西。

我被“专政”以后，妻子从科室里下放到铸工车间，给大铸件打毛刺，抱着汽铲，把铸件上的浇口冒口凿铲掉。浇口冒口都是铁，把它们从本体上铲凿下来决非易事，这是壮工才干的活。体重不到90斤的她，硬是坚持干下去，叫那些干同样活儿的壮工刮目相看，后来还评她“先进”。岳母被街道上赶回老家常州了，带走了老二。妻子身边还有老大和老三，老二老三是双胞胎女孩，不到三岁，生下时一个4斤3两，一个3斤2两，先天不足，生下后也没有补上营养，人很瘦小，智力发育也差。妻子上班，老大上学，老三就锁在家里。下班回家一看，孩子尿屎弄了一身。后来送到工厂附近一个村上去请人照看，一次竟跌坐在炕灶盖上，把屁股烫坏了。

妻子带了老大，抱着老三来看我，送来一饭盒饺子。已经10个多月不见了，她们都很憔悴。我说我在这里学习劳动，挺好，叫她们不要牵挂。妻子说家里也很好，叫我不用惦记。我落泪了。妻子没有落泪，她比我坚强（后来老大告诉我，妈妈路上也没落泪，但回家后哭了很久）。

生活又回复到过去那样，每天学习劳动。见到妻子和孩子后，我也安心下来。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但总会有个结果，我等待着。

同室的三位虽然过去就认识，但因为是上下级，除了工作上的事平时也没有什么交往；现在的身份都一样了，彼此反倒亲切起来。与“文革”无关的话题可以交谈，屋里也就有了活气，有时还说几句笑话彼此轻松轻松。

一天晚上，“朋友”带了几个人到我们屋里来巡查。走到我的铺前说，怎么样，你？我说学习劳动，挺好。“朋友”说：你的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关健是你的态度不好，顽固坚持反动立场！

“朋友”踢了我一脚，走了。

（未完待续）

（责编 张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