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晴

关键词：伊斯坦布尔 身份 界定

摘 要：《白色城堡》是帕慕克的第一部历史小说，作家探讨了土耳其人在东与西、古与今的碰撞中所产生的身份疑惑。他在小说中以伊斯坦布尔为写作背景，展开了一系列的身份界定尝试。本文将对这些身份尝试进行分析，并发掘帕慕克真实的创作意图。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被公认为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在荣获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和他的作品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其中，《白色城堡》更是以其诡谲离奇的情节和充满异国情调的背景深深地吸引了读者。有评论家称帕慕克的小说表现了“东方与西方之间，文明的冲撞与交融”。.另有人士指出它们刻画了“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力图保存一个多姿多彩的过去和支离破碎、遭人弃置的文化”。安德鲁·芬克认为在帕慕克的所有作品中，“某些意象不断复现，最显著的重复就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

帕慕克多次提及，从他伊斯坦布尔的寓所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横跨在浅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之上、连结欧亚大陆板块的博斯普鲁斯大桥。正如天空中冷空气跟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里寒流和暖流交汇的地方会繁衍鱼类；人类社会中多种文化碰撞，总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因此，莫言先生曾感慨“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与他小说中所探讨的东西方问题之间，的确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白色城堡》是帕慕克1985年出版的第一本历史小说，它为帕慕克之后的创作定下基调：将伊斯坦布尔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文本背景，通过独特的伊斯坦布尔视角重新审视现存的东西方关系的范式。本文作者将从《白色城堡》中帕慕克的一系列身份界定的尝试入手，分析这部以伊斯坦布尔为创作背景的小说是如何清晰而洗练地勾勒出帕慕克面对东西方文化交汇时的写作立场。

《白色城堡》采用双重叙事结构，开篇以一位学者的身份展开告白，他在“连县长都不敢称之为‘档案室的储藏室”里发现了一份诱人的手稿，并决定将手稿从古奥斯曼语翻译成当代土耳其语，这位学者代表着当代土耳其受传统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汇影响的知识分子，他的名字法鲁克·达尔温奥卢，此名极具象征意味，这是一个东西合璧的产物，因为法鲁克是典型的东方伊斯兰国家的男子名，而达尔温奥卢则带有明显的西化倾向。这个姓的字面意思为“达尔文的儿子”（Darwin Oglu），它使人联想到土耳其身份和文化多灾多难的“进化”过程，在土耳其后共和时期，为了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当局政府实行全盘西化政策，试图彻底摆脱古老的奥斯曼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使土耳其步入欧洲发达国家的行列。伴随着经济繁荣兴旺的，却是土耳其人越来越迷惑的身份认同之感。“看了几句这份放在桌上的手稿后，我就来到另一个房间的桌前，努力以当今的文字来描述我心中体悟的文稿意涵。”在古与今、东方与西方之间搭建起沟通桥梁的翻译过程被帕慕克视作当代人重新确立身份的尝试，经由个人意识滤网的涤荡，东方与西方的影响，过去与现在必定会呈现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手稿中的故事是由另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他是十七世纪生活在意大利的青年学者，在从威尼斯到那不勒斯的航行途中，被土耳其海盗俘获，沦为霍加（老师）的囚徒，随后几年，这个威尼斯奴隶将本国的科技文化知识传授给他的主人，并逐渐步入奥斯曼上层社会。他们两人有着惊人相似的容貌，并时常交换身份，以此为乐。最后，土耳其霍加选择了逃离，奔向他的想象城市威尼斯，威尼斯人则成为苏丹的皇家占星师，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小城盖布泽安享晚年。正是在盖布泽，20世纪的当代学者达尔温奥卢找到了他的手稿。帕慕克在《白色城堡》的主要叙事中探讨的身份疑问，以两位主要人物的相遇开始。霍加发现威尼斯人与自己长相一致，不禁产生了困惑，“为什么我是现在这样的我？”接踵而至的一场瘟疫更加剧了土耳其霍加与威尼斯奴隶的身份游戏，对瘟疫的恐惧使他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彼此。

帕慕克对瘟疫的描述表明他意识到瘟疫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社会机构的理解。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认为，瘟疫和疫区有助于人类社会的理性化和纪律化，因为“在瘟疫带来的一片混乱之中，唯纪律当行其道，始能恢复秩序”。在这片混乱中，人们因为恐惧而草木皆兵，冷漠地只求自保。然而，随着人们响应号召、齐心协力对抗瘟疫，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被拉近。霍加发现小腹上的一块脓包后，他强逼威尼斯人“摸摸它看！”“不摸你怎么会知道？摸摸看！”原本遥远而隔膜的生命和身体因为共同的恐惧和命运，打破了生理和心理的界线，混合为一体。

霍加在瘟疫压力下首先放弃对自己身份的固守，“现在，我和你一样了，”他说，“我已经知道你有多么的害怕。我已变成了你！”威尼斯人极不情愿与霍加有任何肌肤接触，但是他的抗拒就如霍加身上的脓包，随着瘟疫的平息而最终消失，当威尼斯人与千千万万的伊斯坦布尔人在街头庆祝瘟疫结束时，他远远看到霍加竟产生奇怪的感觉，“我应该在那儿，因为我就是霍加本身！就像我常做的噩梦一样，我和真正的自我分离了开来，从外面看着自己，也就是说我已成了另外一个人。”很显然，正是这场瘟疫使欧洲与奥斯曼亲密接触，消除他们的差异，让彼此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帕慕克在小说中的第二个身份尝试与雅克·拉康分析身份界定时的“镜像阶段”不谋而合，威尼斯人正是通过照镜子才真正打量起自己与霍加相似的容貌。“‘来，我们一起来照照镜子。我看着镜子，在让人无处遁形的灯光下，再次看见我们是多么的相似。……那时候，我看到了应该是我的一个人；而现在，我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我们两人就是一个人！”戴安娜·福斯在研究认同的心理反应时，曾在论文中提出疑问：“为什么只有通过他者，我才成其为我。只有处于他者的位置，我才形成自我意识？”在她看来，认同感并未能巩固自我的个体意识，相反，却强化了自我的他者意识。她进一步认为“身份问题在认同过程中得以突显”。这些结论正好印证了帕慕克的观点：镜中的自我形象本应形成牢固的自我意识，却在两个镜中人的互相对视中遭到消解。然而，与戴安娜的观点有所不同的是，帕慕克并不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被欧洲逐渐强加的殖民过程。赛义德在他著名的东方学中曾谈到“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其中，西方总是处于霸权和支配地位，而帕慕克笔下的欧洲却没有企图控制他者的嫌疑，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小说构思中看出来：奥斯曼帝国是主人，而欧洲却是奴隶，远非帝国文学中盛气凌人的冒险家形象。

帕慕克还将模仿作为跨文化交流中身份形成的关键步骤。当威尼斯人和霍加参加苏丹的宫廷宴会时，他们惊叹于一个小丑模仿者的高超演技。这个既矮又胖的小丑不论长相还是外形，或是衣着，都完全与威尼斯学者和霍加不同，但他却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们的言谈举止。帕慕克极富创见地将模仿或模仿行为视作第三方。模仿者既不从属于发号施令的主体（如霍加），也不从属于隶属的下级（如威尼斯奴隶）。这个角色代表着“我”和“他者”之间存在的一个新的身份可能。回顾霍加在镜前模仿威尼斯人的表情、语言动作和头部姿势的细节，可以看到，霍加对着镜子的模仿行为形成了一个新的第三方，与他自己和他的奴隶保持着相同的距离。模仿通过转换霍加和威尼斯人的地位而消解权力结构，主人不再只是主人，奴隶也不再只是单纯的奴隶。

征服欧洲的战争成为《白色城堡》中最后的身份界定尝试，代表着两大文化现象的霍加和他的欧洲奴隶彻底互换身份。为了担当征服欧洲的急先锋，霍加利用从他的威尼斯囚犯那里学到的科技知识，为苏丹设计并建造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战争机器，它主要是用于攻打一座位于欧洲中心地带的白色城堡。军队行至城堡外时，这架巨型机器却陷入沼泽，攻城计划失败，苏丹的军队溃不成军。霍加和他的奴隶在浓雾下交换所有的个人信息和身份，完全走入对方的生活。

白色城堡在叙述者“我”的眼中，是个“如此美丽且难以抵达的地方”。它象征着一个独特的匿名身份，一个全然独立于他者的自我身份。然而如克斯·赫切斯所言，白色城堡“在个体对自我理解以及不同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代表的是人类行为无法企及的境地”。没有人可以彻底脱离他者的影响而存在，绝对纯粹的自我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

土耳其过激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大部分人在面对奥斯曼文化和西方文明时，无所适从。但如帕慕克这样的有识之士，则强烈反对东方国家把自己的灵魂让位给全盘西化的改革计划。他大力主张伊斯坦布尔在东方与西方的交汇中，固守自己作为桥梁的沟通作用。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帕慕克，这位当代土耳其社会的批评家，对古老文化遗产的古今意义之争，可谓贡献巨大。帕慕克评论《白色城堡》中奥斯曼霍加和他的欧洲奴隶是由一种“暴力、憎恨，以及激烈的施虐受虐心理”连结起来，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并非出于善意，或是对对方的真心认同。帕慕克笔下的这两位人物在文化构建中，是受到一种需要的驱使，这种需要敦促双方从对方，即“他者”的身上寻找到自己所缺失的东西，从而促成自我的完整合一。吉卜林曾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而帕慕克却认为“东方不应该固囿于东方，西方也不应该固囿于西方”。他甚至指出文学也应该综合东方和西方的元素，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第三方声音”。可以断定，当帕慕克站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中，从窗户远眺博斯普鲁斯大桥时，他肯定坚信，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文化交流和构建新文化的过程中，能够彼此影响和改变对方。明了这一点，土耳其人在面对古老东方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时，就不再因为孰是孰非的选择而做出顾此失彼的决定。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梁晴，讲师，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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