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意识形态

摘 要:《了不起的盖茨比》对美国“爵士时代”价值观念的批判主要基于三个相互密切联系的二元对立，即过去/现在、天真/堕落、西部/东部。然而，经过对小说的解构式阅读，可以清楚地看到，文本在这些对立上所存在的矛盾和差异，暴露出作者对他所抨击的对象既厌恶又迷恋的矛盾态度，从而削弱了小说对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力度。

罗伯特·亚当斯曾在《纽约评论》中对菲茨杰拉德作出了如下耐人寻味的评语：“菲茨杰拉德为什么能使人如此着迷？看来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写作与他本人的生活是分不开的。”①菲茨杰拉德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虽然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爵士时代”繁荣的外表下的精神危机和道德沉沦以及金钱对人性的腐蚀作用，但自己却置身于享乐的世界，追名逐利，因疯狂纵乐、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而遐迩闻名，享有“菲茨杰拉德传奇”之称。实际上，在他生前，这种传奇比他的创作更吸引人们的兴趣。他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态度贯穿于他的大部分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了不起的盖茨比》（以下简称《盖茨比》）自1925年问世迄今已80余年了，但人们对这薄薄的一本书的研究和评论从来没有中断过，可谓说不完，道不尽。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因为文本的内在矛盾和差异破坏了整体性，使任何试图揭示作品单一的最终意义的解读难以令人满意。巴特和德里达所代表的解构主义，力图超越柏拉图以来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超越结构主义对文本的结构中心与共时性研究的偏执，亦为解读《盖茨比》这样的作品提供了新颖而有效的方法，因为“解构主义者阅读的是叙事中的矛盾，其目的在于保留这种矛盾，而不是将叙事简化为一种稳定而唯一的结构或意义”②。

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芭芭拉·约翰森指出：“解构不是‘破坏的同义词。事实上，解构更接近于‘解析(analysis)一词的原意……文本的解构性不是由随便怀疑或任意颠倒来进行的，而是由认真梳理文本内部的意指过程中势不两立的力量而产生的。如果在解构性阅读中破坏了什么，那不是文本的问题，而是一种表示方式超过另一种表示方式，并明显地占据主导地位的缘故。解构性阅读是一种从文本自身中分析其差异特征的阅读方法。”③文学文本中的差异往往表现为其意识形态框架的局限性和由此产生的自相矛盾之处。为了发现这个意识形态框架，了解它的局限性，解构式阅读在文本中寻找同主题相冲突的意义，集中于文本似乎没有意识到的自相矛盾之处。行之有效的第一步通常是发现文本中构建主题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是一种等级体系，其中对立之一方对另一方拥有特权，因此，发现这种二元对立并确认对立的哪一方占有优越的地位就可以发现作品所宣扬的意识形态。解构主义解读会进而显示出文本包含着相反的暗示，从而推翻这种等级。用这种方法解读《盖茨比》可以清楚地看到，文本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被文本自身所暴露出的矛盾所削弱。

毫无疑问，《盖茨比》的创作宗旨是批判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价值观念。小说中美国价值观念的颓败表现为沃尔夫·山姆的为非作歹、黛西的浅薄虚假、汤姆的背信弃义、乔丹的玩世不恭、梅特尔的粗俗鄙陋、参加盖茨比宴会的宾客的自私轻浮。这是一个空虚的世界，物欲横流、享乐至上、冷酷无情、庸俗粗鄙。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场景灰土谷可谓是这个世界精神贫瘠的隐喻，象征着T.S.艾略特所谓的现代精神“荒原”。

《盖茨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基于三个相互密切联系的二元对立，即过去/现在、天真/堕落、西部/东部。小说具有浓厚的抚昔怀旧的情调，以今昔对比凸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美国的腐败堕落。书中有很多追忆过去的段落与对美国20年代的描绘并置，使人想起纯朴宜人、田园诗般的过去，提醒人们美国失去的是什么。其中最精彩的一段出现在小说将近结束时。此时故事叙述者尼克·卡拉韦由于他在东部的经历而大失所望，不禁回忆起他在威斯康星州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他想起了那时的风俗传统，不变的生活方式以及亲密的人际关系，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东部生活的腐败和怪诞。④

然而，小说文本中有几处出现了与过去/现在二元对立相抵触的细节，使人不能不怀疑这种对立的真实性。例如，小说主人公杰伊·盖茨比的过去就远非田园诗般的纯朴宜人。“他的父母是终日操劳、一事无成的庄稼人”，他父亲告诉尼克，“有一次他说我吃东西像猪一样，我把他揍了一顿”。实际上，盖茨比觉得他的过去难以接受而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他离开了家，把名字从詹姆斯·盖兹改成杰伊·盖茨比，“虚构的那样一个杰伊·盖茨比恰恰是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很可能会虚构的理念，然而他始终不渝地忠于这个理念”。当盖茨比还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年轻上尉时，“他让[黛西]相信他来自于跟她同一个社会阶层”，后来他还告诉尼克，“我家里的人全去世了，我继承了一大笔钱……此后我像东方的王子似的游遍欧洲的各大首都……收藏珠宝……打打猎，学学画”。由此可见，甚至盖茨比“重温旧梦”的非凡决心实际上无非是逃避过去的决心，因为他所谓的旧梦指的是他最初和黛西的一段恋情，而这段恋情的基础却是一个虚构的、从未存在的过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说旨在以盖茨比体现对浪漫的过去的信念，甚至把盖茨比的梦想同美国早期移民所抱的梦想相提并论，可是盖茨比浪漫的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一派谎言。纵观过去几百年的西方文学，怀旧之情乃是每个时代通俗小说所共有的老套，《盖茨比》似乎亦未能摆脱窠臼，不免在过去/现在的对立上产生了疏漏，暴露出其对过去的虚构性。

《盖茨比》中天真/堕落二元对立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对立，暴露出诸多的矛盾和破绽。例如，尼克虽然充当着小说谴责那个时代的堕落的代言人，对布坎南所代表的堕落深恶痛绝，但同时自己却强烈地受到这种堕落的吸引和诱惑。尼克说：

我开始喜欢纽约了，喜欢它夜晚的那种奔放冒险的情调；喜欢那川流不息的男男女女和车辆给应接不暇的目光带来的心满意足。我喜欢沿着五号大街漫步；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挑出几个风流女子，并想象几分钟之后我便进入她们的生活，但从不为人所知或遭人反对。有时候，在我脑海里，我跟着她们走到在僻静街角上她们所住的公寓，在她们走进家门前回眸一笑，然后消失在温馨的黑暗之中。

尼克虽然没有把想法说完，但这段话的斜体部分清楚地说明他想象自己跟着这些女子走进“温馨的黑暗之中”；她们的微笑是一种邀请的微笑。换言之，城市“那种奔放冒险的情调”对他来说是由它所提供的无限艳遇的可能性。这不是尼克青少年时代具有传统道德标准、“只有儿童和年迈的老人可幸免于无休止的闲言碎语”的威斯康星州，而他似乎也为此深感庆幸。

尼克和乔丹的关系也暴露出小说所谴责的堕落对尼克的吸引力。乔丹相貌迷人，但是不诚实，她的世界是无所顾忌寻欢作乐的世界。尼克不仅认为 “女人不诚实，对此不必苛责”，甚至喜欢乔丹的不诚实，因为他相信这有助于掩盖他所渴望的秘密的风流韵事：“我认为她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耍弄花招，以便对世人保持那个冷漠傲慢的微笑，而又能满足她的坚实矫健躯体的要求。”

另外，尼克声称，是“生活的变幻无穷和多姿多彩”使他“既感到陶醉又感到厌恶”，其实是他难以抗拒现代社会的极度庸俗和浮华。因此，在小说集中体现庸俗和浮华的种种场面中，无论是盖茨比的豪宅中举行的通宵达旦的宴会，还是汤姆和梅特尔的公寓套房里的纵酒狂欢，尼克都喝得酩酊大醉，迟迟不忍离去。由此可见，作为小说的道德中心，尼克反映了作者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及其对穷奢极欲、灯红酒绿的生活的眷恋。

尤其发人深省的是，小说对下层阶级的代表乔治·威尔逊的刻画几乎颠覆了天真和堕落的对立，违背了小说的创作宗旨，表现出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自身否定。乔治是小说中唯一真正天真的人物和无辜的受害者。他从不伤害人，对谁都信任，像孩子一样单纯。虽然他和盖茨比一样也是个梦想家，但他安分守法，惨淡经营，被迫生活在灰土谷中。然而在这部痛惜失去的天真的作品中，对唯一真正天真的人物的刻画却是否定性的。威尔逊被描写成一个无知、毫无个性的可怜虫。这同小说对富人绘声绘色、极尽语言之华美的描写形成鲜明对照。这样，小说不仅否定了不甘堕落的天真，而且掩盖了压迫下层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实。

小说由过去/现在、天真/堕落二元对立所支撑的主题结构同西部和东部相对立的地理结构密切相关。过去的天真同尼克的威斯康星州以及养育黛西和乔丹的路易斯维尔联系在一起。虽然盖茨比在北达科他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青少年时代是他一生中不愉快的时期，但是小说把西部同十七岁的詹姆斯·盖兹的天真的梦想联系在一起，当时他“在苏必利尔湖的沙滩上闲逛，身穿一件破旧的绿色运动衫和一条帆布裤”。相比之下，现在的堕落同20世纪20年代以纽约为代表的东部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小说中的西部和东部分别代表着传统的社会准则和理想与现代的道德颓废和玩世不恭。尼克在小说第九章中对他讲述的故事所作的分析显示了他对这一对立的敏感性：虽然故事的背景是东部，但它“归根到底是一个西部的故事”，因为它讲述的是起初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人（如所有主要人物）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的反应。

然而，西部/东部的这种对立也被文本自身的差异所解构。例如，在曾使盖茨比命运发生转折的丹·科迪身上可以看到所有三种对立的不稳定性。丹·科迪是西部拓荒者的代表，“一八七五年以来每一次淘金热的产物，从内华达州的银矿到育空地区的金矿都能见到他的身影”。盖茨比追随他，得到了他的“独特而实际的教育”。而丹·科迪又是“一个头发花白、服饰花哨的老头子，一张外表刚毅、内心空虚的面容——一个沉湎酒色的拓荒者，他在美国生活的某一阶段把边疆妓院和酒馆的粗犷和狂暴带到了东部沿海地区”。显而易见，丹·科迪以及他所代表的历史时期不仅颠覆了纯朴而天真的过去这个神话，而且透露出西部对东部的腐蚀。

当然，最充分暴露小说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的是对盖茨比的人物塑造。小说一方面用浓重的笔墨对盖茨比及其所代表的美国梦加以赞扬，把他描写成一个浪漫的英雄，一个生不逢时的骑士，心中蕴藏着他那“永葆清纯的梦想”，迷失在浅薄庸俗而无法理解他的时代；另一方面则极力淡化乃至掩盖他为了实现理想所采取的不道德和违法的手段，从而把盖茨比浪漫化的同时，也把产生他的堕落浪漫化了。其实，盖茨比追求他想要的东西时采用的手段比布坎南之类更加残忍和卑劣。他靠贩卖私酒和假证券以创记录的速度发了横财，而支撑着他浮华的生活的则是一个十分黑暗凶险的世界，充满了腐败、犯罪和死亡。这是小说所描写的黑社会的代表迈尔·沃尔夫山姆的世界。用沃尔夫山姆的话来说，是他把盖茨比“从零开始培养起来，从阴沟里捡来的”。在沃尔夫山姆派去为盖茨比效力的杀气腾腾 的仆人身上，从盖茨比接到的（以及盖茨比死后尼克偶然接到的）来自罪犯的电话中，也能瞥见盖茨比的黑社会背景。因此，所谓盖茨比的“永葆清纯的梦想”实则是一个腐败的梦，因为盖茨比是通过犯罪活动来实现这个梦想的，不仅使他自己堕落，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他人的堕落。

甚至盖茨比对黛西的追求也具有黑社会的特征。他最初在路易斯维尔黛西的娘家追求她时，“让她相信他来自于跟她同一个社会阶层”，而实际上，“他背后没有生活优裕的家做后盾，而且只要全无人情味的政府一声令下，他随时都可以被调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于是，他充分利用他的时间，占有他所能得到的东西，狼吞虎咽，肆无忌惮——终于在一个十月的夜晚，他占有了黛西”。这种语言远非爱情的语言，反倒使人联想到盖茨比在遇到黛西之前与丹·科迪的可疑的交往以及他们初恋之后盖茨比所从事的犯罪活动。

必须指出，盖茨比的浪漫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故事叙述者尼克·卡拉韦心理投射的产物，因而不足为信。尼克年届而立，但仍然靠父亲资助到东部来闯荡，因而常常流露出对前途的担忧和焦虑。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担心等待着他的是，“相知的单身汉逐渐消失，热烈的感情逐渐冷淡，头发逐渐稀疏”。加之他这次东部之行的遭遇和由此产生的幻灭感，他急需增强对前途的信心。因此，刚过而立之年的盖茨比在经济上的成功及其对未来的乐观和自信对尼克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尽管他声称出自内心鄙视盖茨比，但他仍不禁与盖茨比认同，甚至在叙述中把盖茨比浪漫化了，在刻意渲染他的天真和高贵的同时，淡化和掩盖他荒诞和堕落的一面。尼克浪漫化的叙述很容易影响和蒙蔽了读者。有趣的是，自从《盖茨比》出版以来，评论界也一直存在着这种浪漫化倾向，把盖茨比的梦想理想化，而对他为实现这个梦想所采用的手段或置之不理或视为无足轻重。有些评论家坚持认为，盖茨比一直到最后都“保持着自己的天真”⑤，他的“品格完好无损，没有被他周围的堕落所败坏”⑥，代表了“精神的抵抗力”和“对粗鄙和庸俗的污染的免疫力”⑦。

美国的弗里德里克·霍夫曼教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盖茨比根本配不上菲茨杰拉德给他的地位，也不配尼克·卡拉威在小说结尾时在他的记忆里所作的浪漫赞美”⑧。对于一部文学文本，历史、作者、世界等历史性因素不是它外在的客体或反映对象，而是它自身构成的成分。经过对《盖茨比》解构式解读，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他所抨击的对象既厌恶又迷恋的矛盾态度，既身在其外又身在其中，从而削弱了小说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菲茨杰拉德试图描写美国“爵士时代”时也把自己思想意识的矛盾写进了小说。因此《盖茨比》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客观上对其又进行了重新包装和销售。文本的这种双重倾向使结束语具有特殊的讽刺意味：如果人们的确“奋力搏击，好比逆水行舟，不停被水浪冲退，回到了过去”，那么在这部小说中有某种东西加强了这股逆流，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的魔力下不停地往回退。盖茨比最终没能实现美国梦，但是小说则可能诱使许多读者继续痴迷于这个梦想。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任爱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① 引自秦小孟主编《当代美国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②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③ 赵毅衡主编：《符号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64页。

④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姚乃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第149页。本文作品引文部分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页码。

⑤ Rose Adrienne Gallo, F. Scott Fitzgerald, New York: Ungar, 1978, 43.

⑥ Arthur Mizener, ed., F. Scott Fitzgerald: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3, 105.

⑦ Harold Bloom，ed，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F. Scott Fitzgeralds Great Gatsby，New York: Chelsea House，1986, 13.

⑧ Frederick J. Hoffman, The 20; American Writing in the Postwar Decade，New York: Collier Books，1962, 1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