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杨

1980年10月5日清晨，北京医院412病房。昏睡多日，赵丹忽然异常清醒。妻子黄宗英意识到，这是回光返照。这时，赵丹突然向妻子交代身后事。黄宗英没有表现出惊异，只是抚着赵丹的手静静地听。

“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

这些话，都由黄宗英一字一句地记着。赵丹还说，他有要紧的话要对组织讲。黄宗英说：“那我打电话给夏衍吧。”赵丹沉吟道：“胡乔木，他管宣传。”

很快，胡乔木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的陪同下来到医院。

黄宗英记得那天她代替赵丹说了三个问题：1.党不要管得太具体；2.给领导者以艺术欣赏的自由；3.支持建立个人风格的创作集体。

黄宗英清楚地记得，当她说到第二个问题时，胡乔木和贺敬之都没听懂。黄宗英又对着小本念一遍：“给领导者以艺术欣赏的自由。是阿丹发明的原话，一字不差。”赵丹淘气地笑了，胡乔木也莫名其妙地笑了。

黄宗英说：“演员最怕领导来看戏。领导该笑的地方不笑，该哭的地方不哭。演员在台上演得都僵了，空气都凝固了。领导来看戏，就是一个观众。他点头、鼓掌、拂袖而去，都跟戏没有关系。如果有哪些毛病非改不可，请形诸文字下发。”

黄宗英说：“一个剧本岂止是十月怀胎，也许是许多人十年磨一剑的成果。说一句‘倾向有问题就否啦？”赵丹插话：“要办手续，按规矩，下文件。”

据黄宗英回忆，当时，胡乔木一边听他们讲，一边连连点头说：“很对，很重要，很有意义。”临走，胡乔木还让黄宗英把赵丹的意见整理出来发表。

赵丹的文章得以发表，有这样一个背景：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1980年9月，《人民日报》文艺版开展了“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赵丹的文章，就是作为这场讨论中的一篇。

赵丹在文章中写道：“《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

赵丹还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

赵丹以自己筹拍《鲁迅》为例说，1960年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二十年，最终还是没拍成。赵丹还指出，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10月10日，赵丹去世。赵丹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被人们称作“赵丹遗言”。

文章发表后，文艺界一片叫好声。不久，《人民日报》报社领导告诉袁鹰，上面有话了，一个领导说：“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袁鹰说，报社领导受到压力。

袁鹰借一次去看望夏衍的机会，向夏公请教。夏衍也听到了这句批评，只微微一笑，劝袁鹰不必紧张：“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

赵丹去世还不到一个月，11月23日，《赵丹遗作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黄宗英说：“我们的记者朋友奇多，但只有一份报发了豆腐干大的消息。”

1985年1月，胡乔木在广州与参加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和电影演员张瑞芳、赵子岳的谈话中，对赵丹文章表示赞同。胡乔木对他们说：“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何况太具体？即使是艺术组织，比如剧协，也不能管每一个人的创作。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

再次提到赵丹的遗言是200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提到了赵丹的遗言。温家宝说：“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

【原載2008年９月２２日《中国新闻周刊》】

插图 ／ 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