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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的限度

2008-02-11

杂文选刊 2008年11期
关键词:福利制度救济福利

刘 瑜

要了解英国的福利制度现状,可以从我看过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讲起。这个节目叫“英国最大的家庭”,记录那些对生孩子乐此不疲的家庭。其中有一对巴基斯坦移民夫妻,一鼓作气生了十一个孩子,而且还准备接着生下去。离奇的是,这对夫妻都没有工作,除了社会福利,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但这个十三口之家,该吃吃,该喝喝,该上学上学,该游玩游玩,虽然经济条件捉襟见肘,但十三口人也过得其乐融融。

片尾有一个镜头,一个当地居民和这个巴基斯坦移民在街上吵了起来,当地居民愤怒地谴责那个巴基斯坦人:“你连工作都没有,还生个没完没了!凭什么让我们这些辛苦工作的人缴税养你的孩子!”

这个人的愤怒不是孤立现象。英国某时政论坛上,一个网民同样愤怒地写道:“我希望首相能向那些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开刀,这些福利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把他们送到伊拉克去!”

当然没有人因为这位网民的愤怒而被送到伊拉克去,但是英国福利制度的改革,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今年7月,英国工党政府发布了一个《福利改革绿皮书》,据说是英国福利制度六十年来最大的手术。刺激英国政府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的,大约是这几个数字:英国有五百四十万适龄人口没有工作(英国人口六千万),其中二百七十万在领病残救济(Incapacity Benefit),一百六十二万领失业救济,八十万单亲家庭受到资助,每年政府为病残救济这一项就支出一百二十亿英镑。问题在于,据政府经济顾问David Freud估算,在二百七十万病残救济对象中,有近二百万根本就不应该享受福利,只有七十万左右是真正严重的病残者,其他人大约就是那位網民所提到的“瘾君子、大白天喝啤酒的人、没病装病的人”。

所以这次工党政府改革的主旨,就是将那些能工作的打回到就业市场上去。主要内容为:第一,所有病残救济对象必须接受系统体检,只有严重残疾者才有权不工作,其他像什么“慢性疲劳综合征”、“腰酸背疼”等都不再是闲着的理由;第二,失业的吸毒者要接受强制治疗,否则政府将停止救济;第三,单亲家长在孩子七岁之后应当开始找工作;第四,长期失业的人至少要去做些社区服务工作以“换取”国家福利;第五,私人企业将被发动起来给失业者找工作,政府会给其经济补偿。总之,用政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建设一个“同情心和个人责任并重”的福利制度: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对游手好闲之辈,就不再心慈手软了。

据说,英国的改革是受了美国福利改革的影响。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启动了美国的福利改革。这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实施以来美国最大的福利改革,基本宗旨也是“从福利走向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减少现金救济、加强工作技能培训、给救济设置五年的最高年限、社区服务“换取”福利救济、给低收入阶层大量返税等举措。当初克林顿启动这项改革的时候,曾有数名官员愤然辞职,也曾有人预言改革将“使孩子们流离失所”,但十二年下来,事实是单亲母亲的就业率大大提高,极端贫困家庭收入显著改善,美国的福利依赖人口减少了57%。

在死硬左派看来,英国的福利改革是受到了美式“新自由主义”的病毒传染。但实际上,英国的这次改革即便是在工党内部也鲜有争议,更不用说保守党了,媒体、网络上更是叫好声远远大于哀叹声,可见多数英国民众都厌倦了打着“扶弱济贫”旗帜的“好吃懒做”文化了。

其实,在西方国家中患有“福利病”的又何止是英国。在整个“老欧洲”,英国政府的福利开支占GDP比例不算靠前:英国为21%,意大利24%,德国 27%,法国29%,丹麦28%…… 但近年来由于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高涨,各国公共财政都或多或少遭遇了福利赤字,又加上欧洲一体化导致了大量的“福利移民”,各国政府都开始感到福利制度改革的压力。

美国愤青摩尔拍过一个纪录片《Sicko》,讴歌欧式的全民免费医疗。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其实病都基本好了的人,还可以轻松搞定政府资助去海边休假一个月。摩尔以此来赞美欧式福利的“慷慨”,但这样的赞美却令人哭笑不得。套用那个英国人的话来说:“你凭什么拿我们辛苦工作的税钱去度假休养?”美好的东西,总是令人向往的,但美好而免费的东西,却总是可疑的。

【原载2008年10月(下)《意林》】

题图 / 迟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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