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　静

小时候上历史课，讲到鸦片战争，老师的讲法都是“中国军民始终不怕牺牲，英勇抗击侵略者。但是，我们使用大刀长矛，而对手船坚炮利，所以虽然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仍然难逃失败的厄运。”

其实，清军是有火器的。

比如枪，我们在电影里常看到的鸟铳。

有多长？两米零一。

射程，一百米。

射速，一到两发一分钟。

风雨天点火效能极差。

英军用的是伯克式前装滑膛燧发枪，枪长一米一六，射程二百米，射速两至三发一分钟，枪上带有枪刺。

清军的鸟枪由1548年的葡萄牙火绳枪改装而来，比英军落后两百多年。

让我吃惊的是，清朝当时其实是有燧发枪的。不过有严格的规定，只能用作御用枪。京营八旗用的枪其次，再次是驻防八旗的枪，最次就是绿营的鸟枪。

这种梯次质量配备，是为了巩固统治，以驻防监视绿营。但这种方式，却使清军的主力——绿营在鸦片战争中以最次的装备迎敌。

炮也是。鸦片战争中，绝大多数战斗是清军的岸炮与英军的舰炮之间的炮战。整场战争中，清军未能击沉英国的一艘战舰或轮船，而自己的阵地千疮百孔。

单就炮弹来比，英国用的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爆破弹，清军用的都是效果最差的实心弹。

奇怪的是，今天到故宫博物院去看看，存在宫里的清初的炮弹全都是“开花炮弹”（爆破弹）。但是当时主持海防的林则徐和当时的造炮专家黄冕，连“开花炮弹”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这种技术百年来只被御林军专有。

久不使用，藏于深宫，连统治者本身也都忘记了。

就这样，清军以差距两百年的武器装备实战。

这些烂武器本身也陈旧不堪。一支鸟枪，用几十年极平常，甚至有使用了一百六十六年没有更换的。

火炮也是这样，日晒雨淋，炮身锈蚀，到鸦片战争，多是清初铸造，有的甚至是前明遗物。因为在大清的武器装备体制里，没有定期报废更换的更新制度。

这个体制，首先规定各种武器的型制，再按此规定制造工艺，再按此规定工价、料价。

这种制度下，新武器的研制在一开始就以不合规定而被拒绝，新技术、新工艺又因为不合规定而被排斥，最后又用权威价格将一切新因素封杀出局——不合规定不准报销。

物价、工价一直在涨，兵器制造的经费却是固定的。比如火药，雍正朝，每斤银两分六厘，到了嘉庆年间是每斤银两分一厘。制造者无利可图，反而亏损。

但是任何商人，从本能上绝不会做亏本生意。为了防止赔累，偷工减料成为必然。

1835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新制大炮四十尊，结果在试放过程中炸裂十尊，炸死兵丁一人，炸伤一人，另外还有五尊火炮有其他问题。他检查炸裂的火炮，发现“碎铁渣滓过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其中有一空洞，“内可贮水四碗”。

为了能偷工减料，贿赂验收官员又成了公开的秘密。魏源写过：“中国之官炮、之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员，惟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安得不震裂？船则脆薄腐朽不足至中程，不足遇风涛，安能遇敌寇？”

我们从小苦背战争发生的年代和地点，听到的，往往是一句话的历史。

鸦片战争对我来说，一直只是一个模糊的年份和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直到现在，才因为工作需要，回头去看这场战争，在“奸臣—忠臣”、“投降—抵抗”、“卖国—爱国”的教材模式之外，去了解数字和事实，才在传统史学“善善”、“恶恶”的宣传功能之外，看到历史学的另一种价值——“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

茅海建说：“这是它最基本的价值。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原载2007年9月26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