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贤贤易色

《论语·学而》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其中“贤贤易色”一语，历代争论颇多，尚无定论。

1.解为重妻之贤德而略其姿色，明夫妇之伦。刘宝楠《论语正义》记载：“宋氏翔风《朴学斋札记》：‘三代之学皆明人论，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也。《毛诗·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此贤贤易色指夫妇之切证。陈氏祖范《经咫》、管氏同《四书纪闻》略同。”今人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亦沿此说，并说明了理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夫妻间关系看得极重，认为是‘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这里开始便谈到它，是不足为奇的，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的。”此释虽通，然仍具疑点：夫妇之伦诚然是“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然而就人论结构的秩序而言，君臣关系乃人论之首，父子关系亦极其重要。《中庸》曰：“天下之达道者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亦将君臣、父子关系置于五伦之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种解释之言却先言夫妇之道，将之置于君臣、父子关系之前，颇不合情理。此其一。其二，“亲亲”乃“仁”之本始，“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凡是能尽“孝悌”之道的人，就会遵循社会的规则和秩序，而不会危害社会的协调和安定。而“亲亲”涉及的就是父子、兄弟关系，故兄弟关系在各种人伦关系中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既已言及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朋友之伦，却单单弃兄弟之伦不言，于理不合。其三，通观整部《论语》，并未言及夫妇之伦。《论语》中从来没有专门讨论过要什么样的妻子。孔子虽有以其子妻之的做法，也说过小人女子之事，但没有直接提出自己的观点。孔子回答齐景公问政时，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亦未语及夫妇一伦。“明夫妇之伦”一说，是以《诗经》解《论语》，不足信。

2.解为好德如好色。刘宝楠《论语正义》记载：“《广雅·释言》：易，如也。王氏念孙疏证引之云：《论语》‘贤贤易色，易者如也。犹言‘好德如好色者也”。因孔子曾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子夏承之，亦有可能。然“易”释为“如”在先秦诸文献中无旁证。《古训汇纂》收有“易，如也。”但是，该条目下所收的唯一例子也就是王念孙《广雅疏证》中的这一条。且以《广雅释言》证《论语》不足信，不及《论语》证《论语》可信。而《论语》中用“易”十二次，皆不作“如”用。再者“好德如好色”也不值得赞许，“好色”有可能会“失德”，“好德”却不该“失德”。

3.解为尊贤敬德，改易好色之心。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云：“易色，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也。”皇疏曰：“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贤；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于贤，则此人便是贤于贤者。”朱熹《论语集注》曰：“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此解就语法层面而言，似乎可备一说。然此解亦有不通之处：尊贤敬德与好色之心在儒家看来并非绝对矛盾。孔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好色和好食都是人的一种本性，男人好色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孔子也从来没有发表过男子不能好色的观点。女色只要合乎礼，孔子是不会反对的。《孟子·梁惠王下》也记载：(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对曰：“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也就是说，孟子认为好色并非坏事，但必须考虑老百姓也有同样的需要，他还要求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故“尊贤敬德，改易好色之心”一解值得商榷。

4.解为尊贤敬德，见到贤人动容。黄式三《论语后案》曰：“皇氏解‘易色别存一通，云：‘尊重贤人则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庄敬之容也。”笔者认为此解不误，原因如下：

首先，从语法角度来说，“贤贤易色”的“贤贤”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老老”“亲亲”等一样，前者为动词，后者是名词，全句乃是一个动宾结构，释为“尊敬贤者”之意。此种结构是先秦语法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语法现象，此处不复赘言。

同时，儒家是积极主张“贤贤”(尊贤)的。它所推崇的君子不仅在家要做到“孝悌”，而且在外要做到“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孔子还曾说：“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中庸》)子贡问“为仁”时，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孟子承续孔子这一思想，将“尊贤使能”作为政治道德的重要规范加以强调：“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孟子·公孙丑下》)因此，“贤贤”当为君子必须具备的人格特征，与后文的“事父母”“事君”“与朋友交”这些儒家认为极其重要的事放在一起论述是非常正常的。

“易色”之“易”释为“改变、改易”，在先秦汉语中，同样不乏其例。如：

(1)联命不易。(《诗·大雅·韩奕》)朱熹集传曰：“易，改也。”

(2)以易行。(《周礼·考工记·玉人》)陆德明《经典释文》云：“易，改也。”

“易色”之“色”字本义为“脸色、表情”。《说文·色部》：“色，颜气也，”段玉裁注：“颜者，两眉之间也。心达于气，气达于眉间，是之谓色。”在《论语》中，“色”字除了“贤贤易色”外，还出现了17处，其中13处是作“脸色、表情”解，亦引申为“态度”。如：

(1)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论语·公治长》)

(2)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

(3)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孔子的色论在儒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与“脸色”有关的论述很多，如：“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对待脸色的态度也体现他的礼仪思想：“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蹑如也。”“过位，色勃如也，足蹑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勃如我色，足蹦缩如有循。享礼，有容色。”“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等等。孔子在朝堂上、交际场合、甚至遇到迅雷大风都必然改变神色，那么，见到贤者，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庄敬之容也。以示对贤者的尊敬，不仅体现了儒家对人才的重视，同时也是孔子“礼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者，就整句话的叙述情理而言，子夏后面所言“竭力”“致身”“有信”皆为一种事亲、事君、友朋的态度。“易色”也当为对待贤人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便是：改易其平常之色，如见迅雷烈风必变色一样。

由此，“贤贤易色”当释为：“尊贤敬德，(见到贤人)则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庄敬之容)”。

二、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历来解释颇多歧见，此句中的“适”与“莫”，各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综合来看有以下几种：

1.释为厚薄亲疏，无适无莫就是情无亲疏厚薄。皇侃疏引范宁曰：“适莫犹厚薄也。比，亲也。君子与人无有偏颇厚薄，唯仁义是亲也。”此疏有两处不妥：其一，“适”“莫”无确解，但言“犹厚薄也”，此解在先秦诸文献中无旁证。《古训汇纂》收有“适莫”一条，但是，该条目下所收的唯一一条例子也是陆德明引范宁的这句话，孤证不立论，因而不足为训。其二，就章义而言，此章虽言“义”，然在孔子的思想中“仁”“义”是相通并连的，二者参照执行。后来孟子常以仁义连说，把“义”与“仁”合为一德。故亦可说本篇乃重言仁。孔子“仁”之说的核心是“仁者爱人”，然“爱亲”乃“仁”之本始。《中庸》言：“仁，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亦云：“仁之实，事亲是也，亲亲，仁也。”“亲亲”便是“爱自己的亲属”(《汉语大词典》10卷上，P339)。由此可见，孔子的“爱人”是一种等差之爱，由近及远，由爱亲而爱人，具体化为“亲亲”“尊尊”和“泛爱众”。此处的“亲”强调的便是人与人的亲(血)缘关系。那又岂能说“君子与人无有偏颇厚薄”呢？

2.《论语集解》刑疏又云：“适，厚也。莫，薄也。比，亲也。言君子于天下之人，无择于富厚与穷薄者，但有义者则与相亲也。”此疏与皇疏接近，“适”“莫”之解同样于先秦诸文献中无证，且取义“富厚与穷薄者”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故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其义浅陋，不足以知圣人言矣。”

3.适，专主；莫，不肯。无适无莫就是无可无不可的意思。朱熹不满前注，另立新义，《论语集注》谓：“适，专主也。春秋传曰‘吾谁适从是也。莫，不肯也。比，从也。”谢氏曰：“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苟无道以主之，不几于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学，所以白谓心无所住而能应变，而卒得罪于圣人也。圣人之学不然，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有义存焉。然则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此解“莫”字取义“不可”，于本句的文气自然能顺利贯通，然验之于先秦典籍，于“莫”字本身的义诠，却缺少应有的词源学依据。查《古训汇纂》释“莫”为“不可”也仅见朱熹引谢氏此句，孤证不为证。再者，此章君子之于天下，天下二字，本可指人言，亦可指事言。朱注“比”取“从”义。则此注当为以指事之说。故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采此说，亦云：“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干，也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才合理，才恰当，便怎样干。”人之于人，主观上可能是有亲疏厚薄的，然人对于自己做的事，主观上是不会去干不合理、不恰当的事的，当然歹徒坏人例外，但孔子说的是讲求仁义的君子，不包括歹徒坏人。故此解仍有待商榷。

4.释为敌对和贪慕，无适无莫就是不要敌对，也不要贪慕。刘宝楠《论语正义》引《释文》：“适，郑作敌。莫，郑音慕，无所贪慕也。”并曰：“窃谓敌当即仇敌之义，无敌无慕，义与之比，是言好恶得其正也。郑氏专就事言。”笔者认为：适，作敌；莫，音慕，此注不误。原因如下：

从字词语法层面来讲，先秦文献中“无”常与“毋”通用，为表示禁止的否定副词，相当于“不要”。如：

(1)无轻民事。(《书·太甲下》)蔡沈集传曰：“无、毋通。”

(2)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朱熹集注曰：“无、毋通。禁止辞也。”

(3)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虞书》)刘淇按曰：“此无字，与毋通，禁止辞也。”(《助词辩略·卷一》)

“无”既为副词，那么，“适”与“莫”当为动词。“莫”最初是“暮”的本字，作无定代词、否定副词、表揣测的副词甚至表禁戒义的副词用法在先秦都已有之，然却少有动词用法。据《古训汇纂》，“莫”本字为动词的有以下几例：

(1)圣人莫之。(《诗·小雅·巧言》)毛传曰：“莫，谋也。”朱熹集传曰：“莫，定也。”

(2)屠夫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管子·制分》)尹知章注：犹削也。”

(3)莫，去也。(《广雅·释诂二》)

然上述的几种义项从未有人言及，且也显然不能作为正解。在整部《论语》中有关于“莫”的句子除了“无适也，无莫也”还有11条。

(1)子曰：“不患五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

(2)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

(3)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4)(曾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

(5)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6)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同上)

(7)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同上)

(8)(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鄙哉!硬硬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同上)

(9)(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卫灵公》)

(10)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11)子贡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以上十一条中，“莫”的众义项无一为动词。可见，至少《论语》的作者并无将“莫”的本字做动词用的习惯。

那么，“无适也，无莫也”中的“莫”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如《释文》所言：“莫，郑音慕，无所贪慕也。”而“慕”则是一个动词。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冯氏登府异文考证：‘莫、慕…声之转。”莫，《集韵》曰：“莫故切，去暮明，铎部。”慕，《广韵》曰：“莫故切，去暮明，鱼部。”莫、慕同属古音明母，莫在铎部，慕在鱼部，铎与鱼可对转，故莫、慕相通乃当然之事。《说文·掷部》朱骏声通训定声曰：“莫，假借为慕。”李富孙《诗经异文释》卷十三亦曰：“民之莫矣。荀悦汉纪莫引做慕。”“莫”既为“慕”，“适”当取“慕”之反义——“敌”，适、敌相通于古书书证甚多，不胜枚举，如：

(1)兵之胜从于适。(《管子·白心》)集校引洪颐煊云：“适，古敌字。”

(2)莫敢取适之义也。(《礼记·燕义》)陆德明《经典释文》云：“适，本亦作敌。”

(3)秦当时适其锋。(《战国策·赵策三》)黄丕烈札记云：“适即敌字。”

由上，从语词角度，“无适也，无莫也”当为“无敌也，无慕也”，义为“不要敌对，不要贪慕。”

此种解释就孔子的思想而言也信而有证。“无适、无莫”符合孔子的中庸之道。此乃孔子思想最重要的方法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从个人修养，到治国安邦，以至稳定社会秩序，都离不开中庸之道，这更是孔子所推崇的具有近乎完美人格的君子处世的方法。但是，孔子的这种“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时中”(《礼记·中庸》)、“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中庸并非不讲原则，即“无适、无莫”是以“义与之比”为条件的。而“义”乃君子品德修养和行为规范的标准——“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义”是维持君、臣、民关系的法宝——“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论语·子路》)；君子必须视仁义为性命——“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特别是孔子生活的时代，贫富分化进程的加剧，导致了社会各阶层在道德意识与经济利益关系上的错位。由此而产生了严重的贪欲问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故孔子强调“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取舍“以义为本”(《论语集释》)。虽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君子“不要贪慕”——“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但是，同样“不要敌对”——孔子轻利并不排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阳货》)如果能求他也会求的，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他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子张》)、“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并且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综上所述，将“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取义“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不要敌对，不要贪慕，唯义是从”最为合适。

(赵映环，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