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冬月

刘向，字子政，原名更生, 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末期一位硕儒，文化巨子，传附见于《汉书·楚元王传》。他是汉高祖刘邦同父少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经历宣、元、成、哀四朝，官至光禄大夫、中垒校尉，故后人称刘光禄、刘中垒。一生著述宏丰，他的《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广为人知，研究人员也对它们进行了深入探讨，但都着重于《新序》和《列女传》，对《说苑》有些冷落。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部书的特色。

一、《说苑》的流传及命名

刘向的《说苑》是继《新序》之后又一部收集先秦以来至汉初的历史故事集，《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这其中包括《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在《隋志》中记《说苑》是二十卷。此书曾散佚过，《崇文总目》就记载“今存者五卷”，曾巩又从士大夫家搜集来十五卷，与《崇文总目》的五卷合在一起，成为二十卷。但陆游《渭南文集》二十七卷记载：“馆中《说苑》二十卷，而阙《反质》一卷，曾巩乃分《修文》为上下，以足二十卷”，而且“后高丽进一卷，遂足。”今人看到的《说苑》应该保持了大致原貌，当然后人也从别的书中辑出一些佚文。清代卢文弨就在《群书拾补》中辑得二十五条，严可均的《全汉文》据以录入了二十四条。《崇文总目》、《文献通考》、《南丰文集》、《直斋书录题解》均云此书：“采传记百家之言，掇其正辞美义可为劝诫者，以类相从。”“劝诫”一语破的，点明了刘向作为三朝元老，对于皇室的拳拳忠心。

《说苑》以“说”来命名，其实在当时已经有很多这样以“说”来命名的。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当时的文献《汉书·艺文志》中来看看。据本人统计，《六艺略》中有十九篇，如《周易》就有《略说》三篇，“小说家”也有五篇，分别是：《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黄帝说》四十篇……从颜师古等人的注解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佚亡的书以“说”命名，有一定的规律，也可以探究出“说”在当时的用途，它很可能就是一种文体的名称。杨义曾经说过：“‘说字的语义就更为微妙，起码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阐释，首先是文体形态层面，有说故事或叙事之义”，^[1]“说”在杨先生看来成为了一种文体，本文同意此说。“说”的意义概括讲来是有本而发，阐述己意，并且材料有很多种来源，但都是为自家观点服务，可见以“说”命名在那时是很普遍的，刘向的《说苑》也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所以我的导师杨树增就说：“这些不入流的杂书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的偏于记实，有的迂诞多虚构，有政事的问答、哲理的阐发、逸闻的记述等等。从中可以发现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重要现象，即这些书籍除了习惯以‘子、‘纪等子、史类文体的称呼命名外，还多了一个新的名号——‘说。”^[2]

二、《说苑》对于前代诸书编排方式的继承

我们还可以看到刘向的《说苑》是“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和“正辞美义可为劝诫者”“以类相从”而成的，明显受到前人的影响。《韩非子》的资料库：《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这些是韩非子为自己论说准备的材料，放在一起，竟成了寓言故事集。诸子书论述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灌注了浓烈的感情，运用生动的感性形象。这些都可以归为“储事达意”体例。代表性作品当属《庄子》，其中有丰富的寓言和奇特的想象，如“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不知道晦朔”的“朝菌”、“不知春秋”的“蟪蛄”。另一个代表是《韩非子》，它巧设譬喻，善用寓言，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生活，有教少拟人化的动物和神话幻想。大家熟知的典故守株待兔、自相矛盾、滥竽充数等等千百年来流传不衰。《韩非子》让历史人物说话，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如《内储说上》中孔子就成为一个主张释赏行罚的“法家”人物。所以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说苑》较近地还受到《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的影响。徐复观总结说：“由先秦以及西汉，思想家表达自己的思想，概略言之，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属于《论语》、《老子》的系统。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赋予以概念性的说明。这是最常见的诸子百家所用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属于《春秋》的系统。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达出来；通过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据。这是诸子百家用作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3]

“以事言理，不尚空言，是中国古代著史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影响深远。”^[4]解狐书“赵盾弑其君”，这是“实录”精神，更成为历代史官的修史准则。孔子修订《春秋》时主张：“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清人王先谦《汉书补正》解释说：“谓空言义理以教人，不如附见诸侯大夫僭逆之行事，垂诫尤深。”^[5]刘向深感汉室衰弱，世风日下，身为皇室贵戚自不能不痛心，欲以著书为谏书，采用大量的史迹来为自己的学说鼓吹。宋人高似孙在《子略》中评价《新序》、《说苑》：“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鉴者在此书，此《说苑》、《新序》之旨也。”可谓深谙刘向的苦心。

三、《说苑》的体例

《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武帝时感于秦汉间书籍遭火焚、战火而遗失无几了，就“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汉平三年下令“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再加上“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与延阁、广内秘室之府”的书，成帝又下诏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类的书籍。刘向有条件见到常人不能见到的书籍，他才能博采众家，旁征博引，就《说苑》而言，引用次数最多的前两名是《韩诗外传》和《史记》，其次是《淮南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等，可以查明出处的共有六百余篇，占全书的五分之三。

《史通·杂说下》：“观刘向……自选《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列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为伪辞。”此说以为刘向有意欺骗后人，所以书中才有那么多的相互矛盾地方，后来的学者们多不赞同刘知几的这种无端猜测。吕思勉的《史通评》就反驳刘知几的说法：“此篇既知刘向之识多才足，而其著书犹沿讹袭谬如此，其故正可深长思矣。乃刘氏竟不细思，而武断为向之有心欺世，何其刻核而不衷情实邪？”^[6]所以不能运用评价史书的标准来指责刘向多曲笔诬书，刘向看重的也是故事所蕴涵的意义，而不计较故事本身的是否真实。就像诸子的寓言故事一样，是为他的思想服务的。我们也应该从著者的意图来研究，注意不能像刘知几那样凭自己的猜测武断为作者的本意。

如此广博的材料，刘向并不只是单纯地抄写、重复，他借古事以证今，而原材料的粗糙需要刘向对它进行加工与组织。

1.与《新序》相比，二十卷每一卷都有明确的主旨，读者很清楚知道此卷要谈论的是什么。刘向都是用两个字来概括的，《说苑》二十卷包括《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一目了然，《君道》即要说明君王南面之术，而《臣术》就是要讲为臣之道，依次类推，每一卷的宗旨都可以明白，而且这些篇目的安排也是有道理的，先要讲君臣，再讲士，接着说道德……《新序》现存十卷，前面是《杂事》，一至五卷，没有明确的中心议题，其后为《刺奢》、《节义》、《义勇》、《善谋》等。通过二书的篇名，我们也可以了解刘向的编撰方法越来越科学化、系统化，给读者寻绎内容以极大的方便。这种分门别类地归纳材料方法也运用在《列女传》中，给后来的《世说新语》以直接的影响，还对后来编类书提供了参考。

2.在刘向的《说苑》中，原样照搬别人材料的情况很少。刘向对所取的材料加工最少的情况是与原材料相比，仅改动了几个字，《君道二十三》中晏子为齐景公辟邪，也是很少改动。再进一步就是对原材料改换说法，将几句话换为别的说法，在《至公十八》中原材料是：“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诸也？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者，见臣乘君而下尚校。臣乘君则主失威，下尚校则上位危。危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将何以遗子孙？于是太子乃还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请死罪。”录入时变为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诛？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是臣乘君，下陵上也。臣乘君则主失威，下陵上则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遗子？太子乃还走避舍，再拜请死。”这样的情况还有《正谏十八》、《尊贤一》等等。

3.刘向对原材料进行较大的改变，这有两种情况。一是进行缩短即缩写，使原材料更为简明，但又丝毫没有改变它的原意。在《君道十八》中删去了近四十个字，在《至公十九》篇故事来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本来有一百四十四字，而在《说苑》中缩略为：“楚庄王之时，台子车立于茅门之内，少师庆逐之。太子怒，入谒王曰：‘少师庆逐臣之车。王曰：‘舍之，老臣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后而不豫，是国之宝臣也。”删去了近一百字，可谓大刀阔斧，将原材料中楚国有法令规定不能将车停于茅门之内这个前提省去了，但基本原意不变，表扬了师庆执法如山，不以权贵而枉法的行为。二是对原有简单的故事进行扩充，丰富其内涵。《反质七》“秦始皇既兼天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史记》中仅记到秦始皇大捕诸生，并且坑于咸阳。《说苑》此故事还有后文，秦始皇抓到了侯生，侯生临死前历数秦王的荒淫行为必导致亡国。秦始皇听后“喟然而叹”，放了侯生。这些当然是刘向据己意丰富了原材料，充分表达了穷奢极欲不会有好结果的思想。比起史书的简略，此处刘向的加工更显得曲折动人。《正谏八》“秦始皇帝太后不谨”，此则故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焦茅说秦王之事仅短短几句话就概括过去了，但刘向详细介绍了背景（太后幸嫪毒），刘向让焦茅说出类似纵横家的话语，洋洋洒洒，五十二个字的原文扩展到了六百余字，让人惊叹不已。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用叶大庆的《考古质疑》中对于《说苑》他认为错谬的地方：赵襄子赏晋阳之功孔子称之一条、诸御巳谏楚庄王筑台引伍子胥一条、晏子使吴见夫差一条……皆时代先后，邈不相及。由于后人崇拜先人，喜爱古人，认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而跨越时空也是有可能的；这些也可能是后人传抄导致错误，也有可能是知识水平低下的人口头娱乐，兴起乱说，但被记载了下来。刘向就见到了这些谬说，其实相当于今天的历史传说或者民间故事一类。

在刘向之前，有各种异说，在不同书中同一个故事也会不同，刘向将不同的版本糅合在一起，成为他自己的一家之说。这也有两种情况。首先是在同一本书中不同地方出现，却在《说苑》中被连在了一起，特别是在记录一个人物时，史书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而《说苑》不顾忌这点，将两者凑在了一起。在《修文二十三》里“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寝篇就将《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和昭公二十六年的事连到了一起，也显得有条理，集中表达了尊卑导致礼节的差别，古人对于等级差别的严格区分。更多的是刘向从不同的书中摘录下来，凑集于一篇之中。在《君道十》“虞人与芮人质其成于文王”这一则小故事中，一部分是来自《尚书大传》卷一，一部分来自《诗·绵》毛传，使故事生动有趣。

此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多错乱，但是例子并不多。这或是此书曾经散佚过，经过曾巩的整理，有残断重复之处在所难免；或是刘向采摘百家之说，不计对错或真实与否，原材料怎样他就怎样，原材料本身就存在多种说法，刘向只能保持原样，存疑而不凭己意武断删改，如果是后者，此书就有了很高的文献价值。

注释：

[1]杨义《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论和文体发生发展论》[J]，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四期

[2][4]杨树增《中国历史文学》[M],远方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465页、第116页

[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卷三，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一页

[5]转引自赵明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588页

[6]吕思勉《史学四种》[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