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世瑞

在今天二环路的位置上，曾经耸立着北京城高大巍峨的城墙，那城墙是藏青色的，沉稳质朴，高10余米，平均宽10米以上，总长40余里。如果城墙不拆是什么样子？建筑学家梁思成曾满怀深情地为我们描绘过那幅美景：“古城墙和护城河一起组成环城“绿带” 公园。护城河内可以荡舟钓鱼，冬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溜冰场。宽阔的城墙上面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再安放些园椅子。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是苍苍的西山，东南是无际的平原。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然而，这样美好的规划并未实现，建国后10余年间，北京城墙被拆除殆尽，至今仅残留正阳门（前门）等几处，孤独兀立。50年代，主张拆除城墙和主张保护城墙的意见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梁思成当时曾声言，若拆除城墙，50年后会后悔的。言犹在耳，历史已经证明了当年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是先进的，拆除北京城的草率决定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了无比的惋惜。

北京城的历史与城墙形制

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经明清两代扩建而成的。公元1269年，元世祖营建大都，其城近似正方形，墙体为夯土筑成，故称“土城”。京杭大运河由城南入城，什刹海就是运河的终点。当时城的东南角就是现在尚存的郭守敬观象台遗址，北面的城墙也有一段尚存，现在已经修建了元大都土城遗址公园。

元代后期，北京城北人烟稀少，而城南由于有运河航运的便利比较繁华，因此明代对北京城的改建总体上是向南发展的。明初，徐达占领元大都后，为了便于防守，将北城墙南移，城北纵深约2.8千米较冷僻的城区舍弃于城外。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为了安置五部六府官衙，又将南城墙向南移了约0.8千米。这样形成的一座长方形的城就是明清北京城的内城，今天的环线地铁基本就是沿内城城墙的位置修建的。到明代中叶，为了防御北方蒙古部族的侵犯，决定在城外加筑一道外城以加强防御。但限于当时财力，这道外城墙只修筑了南面8千米就草草收工，使整个城市形成一个“凸”字形轮廓。要想对这个“凸”字形有更直观的认识，请打开一幅北京市地图，可以看到，二环路的形状就是一个“凸”字形，正是沿外城城墙的位置修建的。

明代改建后的北京城，城墙更雄伟壮观了。登过天安门城楼或游览过长城的人会对明代城墙的形制有些直观的认识，除了环城一圈高大宽阔的墙体外，城墙上还有城门、门楼、箭楼、瓮城、角楼、女儿墙、垛口、马道等“部件”。

明北京内城城墙开有九门，城门名称沿用至今：北面有德胜门、安定门；南面有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东面有朝阳门、东直门；西面有阜城门、西直门。城门上建有城楼，城门之外又建箭楼，城楼与箭楼之间用城墙相连，围成一个小城，就是瓮城。瓮城主要起军事防御上的作用，是屏蔽城门的一道防线，通过两道门的开合可以分割包围敌人，陷入瓮城的敌人成了失去外援的孤军，可以如瓮中捉鳖一样歼灭。现在，我们经过前门（正阳门），还可以看到高大的城楼和箭楼，而城楼和箭楼之间，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瓮城，明清时代北京城的九门大体都是这样的形制。

城墙拆除始末

北京城的损毁早在清末就开始了。首先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正阳门城楼和箭楼（1903年被清政府修复）、崇文门箭楼和朝阳门箭楼被焚；然后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修环城铁路又拆毁了几处瓮城和箭楼；日本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但直到解放前夕，北京城的内城还是基本完整的。

1948年冬，北京城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攻城部队曾派一名干部密访建筑学家梁思成，向他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以便攻城时避开。梁思成把北京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了北平军事地图上，据说毛泽东曾要求攻城部队注意保护古迹，对照这幅地图进行精确的攻击练习。1949年初，傅作义投诚，北京和平解放，北京城幸免于战火的摧残，得以完整地迎接新中国成立。

然而，费尽周折幸免于战火的北京城，在和平建设时期却受到了更大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北京的指导思想是把北京建设成工业城市，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过，以后从这里望过去将看到一片烟囱。此后，北京市的城市规划也都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旧城保护没有受到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思成为彻底保护旧城，提出了一个另建新城的方案。1950年2月，梁思成和建筑学家陈占祥一起提交了《关于中华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提出在旧城外西侧另辟新区，作为新中国的政治心脏；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这份“梁陈方案”提出后立刻被否定，1957年，陈占祥因此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因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从1952年起，北京外城城墙被陆续拆除，办法是组织市民义务劳动，或动员各单位拆墙取砖取土。几年内，北京外城的墙被全部拆除，内城的墙被拆了一半，留下一半。1953年5月，为改善交通决定把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拆掉，交通取直线通过。1954年，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除。1956年，永定门城楼周围城墙被拆掉，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被拆掉，拆除的理由是“妨碍交通”。1959年，修建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1965年7月，地铁工程开始动工，内城城墙的拆除工作也随即展开。1969年，内城城墙在修建地铁和备战备荒中被彻底拆除，城砖大多用在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全民工程设施上。

目前，老北京的城门仅存修复后的正阳门（前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仅存箭楼。2002年，东南角箭楼与复建的部分城墙被组合成明城墙遗址公园。

城墙存废的辩论

50年代，围绕北京城墙的存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主张拆除的理由主要有：一、城墙已经失去了古代的防御功能，留而无用；二、拆除城墙后，城砖可用于建设，原来的占地可辟为公路；三、城墙阻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

当年梁思成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争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对于城墙阻碍交通的问题，梁思成认为多开几个城门便可解决的。而且，现代的道路系统设计思想，是要控制车流，引导车流汇集在几条干道上，以联系各区间的来往，不使它像洪水一般到处“泛滥”，适当位置的城门正可以完成控制车流的任务。

对于拆除城砖用于建设的问题，梁思成认为提出这样建议的人并不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北京城墙除了内外各1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这些灰土既不能用来种植也不能用来建筑，而且这些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炸毁和清运都是费时费力的巨大工程。

对于拆除城墙节省占地的问题，梁思成认为，以巨大的人力和拆毁一件国宝文物为代价换来“一带之地”是得不偿失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急于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对城市的发展是缺少规划和急功近利的。而梁思成熟悉18、19世纪以来欧美大都市无序、无规划的发展历程，对城市的规划有更前瞻的看法。他认为，18、19世纪以来，欧美大都市经历了野草蔓延式的滋长，工业、商业、住宅起先都混杂在市中心，到市中心逐渐密集起来时，住宅区便向四郊展开，商业与工业又追踪而去。摊大饼似的发展，使市区被密集的建筑物重重包围，市区内拥挤嘈杂，既不适于居住，也渐不适于工作，休闲的空地都被密集的建筑物和街市所侵占，各种行动都得忍受交通的拥挤和困难。所以现代城市发展规划，通常采取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较小区域的办法，小区域之间要用一个园林地带来隔离。这种分区法的目的在使居民能在本区内有工作的方便，每日经常和必要的行动距离合理化，交通方便及安全化；同时使居民很容易接触附近郊野田园之乐，在大自然里休息；而对于行政管理方面，也易于掌握。北京的老城墙、护城河正可充当各区之间的隔离带，建成一带环城的“绿带公园”。

现在生活在北京市的居民已深受交通不便，环境嘈杂等问题的困扰，试想，若在建国之初即采纳梁思成的城市规划，现在的北京将是一座更美好的城市了吧？

【责任编辑】林京